自彭德怀、刘少奇到胡耀帮、赵紫阳，当中共最高利益集团将他们排挤出权力核心后，没有一位怀有良知的领导人敢于为他们仗义执言，敢于公开集合党内正义力量向这个最高既得利益集团挑战！充其量只是拐弯抹角、委婉含蓄地替他们打打抱不平而已。正是那种苟且偷生、唯唯诺诺的作为，进一步助长了中共最高既得利益集团的嚣张气焰。也正是这种强大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构筑了自上而下超稳定的中国共产党统治结构，从而可以使这个不足百人的中共最高既得利益集团为所欲为，从江泽民到李鹏到罗干，他们在“六四”事件上的作为莫不如此。
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作为新一代领导人的胡锦涛、温家宝，尽管以自己的言行被中国老百姓赋予“亲民”形象，但是，在盘根错节的北京官场，胡温的作为仍然受到最高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牵制，即使在现有9名政治局常委中，胡温也难以强势作为。在“集体领导”的原则下，作为中国政法系统的最高领导人罗干牢牢地控制着国家安全事务。罗干的存在，清楚地表明中共最高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考虑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在这第十五个“六四”忌日，我并不想揣测胡温是否有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意愿，只 想谈谈我所知道的作为国家安全首脑的罗干以及他今年以来处理与“六四”有关的几件事。
众所周知，罗干是李鹏的头号亲信，也是李鹏为了保全自己离开政坛后不被“秋后算账”而蓄意安插在中共最高决策层的耳目。早在2001年最初酝酿中共十六大班子时，罗干就被李鹏提议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2002年秋，在李鹏、江泽民的合力推荐下，罗以67岁高龄进入中共十六届政治局常委会，并且在常委中分管全国政法系统，从而扮演起李鹏政治生命中的守护神角色。必须指出，在所谓的中共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之间，没有一对人的关系能够象李鹏与罗干那样紧密。而使李鹏与罗干建立“刎颈之交”的基础，则是1989年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这一事件，将李罗完全捆绑在一起。罗干是中国第四代领导层中唯一参与六四决策全过程的人，他几乎掌握关于“六四事件”中共高层决策的全部内幕。整个“六四”期间，罗始终不离李鹏，李鹏的很多命令都是通过罗干传达、执行的。
戒严前，罗亲自为李鹏、朱琳夫妇找房子，最终将毛泽东生前的最后一个住地──游泳池──腾出来给李鹏家住。6月3日整个通宵，罗干根据李鹏的命令，亲自坐镇中南海与武装警察总部、公安部、安全部、新华社、广播电影电视部负责人联系，下达命令，并随时掌握戒严部队进城情况、进驻天安门广场情况等。“六四”屠杀后，为了通缉、清查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分子、反革命动乱分子”，罗向李鹏建议命令中国驻美欧各大使领馆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全部录制那些国家和香港每日播放的关于“六四”事件的节目，并将录像带送北京。这一建议为李鹏所采纳。最后，一些省市和地方公安部门就是通过那些从国外送回的录像来辨认人、抓捕人的。一句话，罗干不只是李鹏在“六四” 事件中的主要帮凶，他本身在“六四”事件中的作为也难辞其咎。
罗干自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来，对外十分低调，对内却牢牢控制着自己的权力，不容任何人插足。尽管罗在9名常委中排名最后，但他年龄最大、资格最老，在中南海时间除温家宝外最长，实权远比吴邦国、贾庆林、黄菊、吴官正、李长春大得多。曾庆红曾想染指罗的地盘，至今效果不大，胡温对罗则持“客客气气”态度，颇有“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尤其在对待“六四”的态度上，今日的中共最高决策层决不敢越江李时代的雷池一步，完全沿袭旧法。所以，对于四五六“敏感期”的严防，对于政治异已人士的布控，对于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监视，完全由罗干一人说了算。罗干已经建立起不亚于期大林时代克格勃头子贝利亚的国家安全“王国”，其中，最令罗干满意的是他对国家安全部的绝对控制，许永跃── 这位原中共领袖陈云的秘书──既是李鹏的亲信，也是罗干的亲信，长得象老农民一样的许永跃是心甘情愿为李鹏、罗干肝脑涂地的。正是有了这一层可以称之为铜墙铁壁的防线，不要说对“六四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即使要对国家安全系统进行小范围的改革，也是困难重重。相反，李鹏们却可以放心睡大觉，至少用不着担心胡温等会在罗干任上重新评价“六四”事件。
尽管新一届中共领导人对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讳莫如深，尽管罗干牢牢控制着国家安全系统，但是，来自民间的良知仍不时地被唤起。今年2月24日，在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召开10天之际，曾以无私无畏勇气揭露SARS真相而享誉海内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外科医生蒋彦永，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要求公开为“六四”事件正名。蒋医生的这封信，可谓石破天惊，再次触动了中共最高决策层的敏感神经，在中南海引起强烈冲击。蒋的这封信，不仅胡锦涛、温家宝看到了，江泽民、李鹏也看到了。罗干在获得蒋的信后，当天即亲自登门向李鹏汇报，李鹏随即要求罗干捎话给胡锦涛，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司局级以上官员于三、四、五月份重新秘密收看2001年春江泽民李鹏为针对《中国六四真相》而制作的历时三个半小时的关于 1989年“六四”决策过程的录象（注：此录像单方面甚至是段章取义地摘录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等中共元老，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五位政治局常委，以及江泽民、李瑞环等政治局委员在元老会议、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以文字配图像的方式进行介绍。制作这个录像的目的在于告诉人们：关于“六四”的全部决策是由当时的中共最高决策层这一领导集体共同决定的。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当时的赵紫阳与邓小平、李鹏的观点是一致的；决定戒严并最终对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是万不得已之举；关于“六四”清场的决定，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当时中共最高层的共识。言下之意非常明显：谁也不能动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念头。如果“六四”最终得以重新评价，那末，当时在位的所有决策层成员都应对此承担责任，谁也跑不了）。在罗干向胡锦涛捎话后，三月初，李鹏再亲自打电话给胡锦涛、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长春，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中高级官员关于“六四”事件的教育，统一认识。此后，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向中央各部委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组织司局级以上官员再次集中收看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关于1989年中共最高层参与六四决策的录象，并要求表态。这是李鹏退出政治舞台后，第一次如此直接地向新一代领导人提出关于“六四”的政治诉求，由于江泽民压阵，以及罗干对国家安全系统的主导，新一代领导人可谓给足了李鹏面子。
令人可笑的是，既然是弘扬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六四”的正确决策，为什么在事隔将近十五年之际，还不敢将这个录象带光明正大地拿到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播放？反而要偷偷摸摸地组织中高级官员到会议室（其中，两个大部甚至在地下室的会议室）播放？可见，时至今日，江泽民李鹏包括新一代领导人在“六四”问题上仍然是心虚的，他们只能动用现有的政治资源控制、强迫现有的中高级官员接受既定的意旨，生怕党内思想统一不起来，最终酿成类似“文化大革命”、“1976年天安门事件”那样被彻底否定的结局。
但是，历史将纪录，2001年和2004 年，中共最高决策层为了压制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强烈呼声，已经两次大规模地、有系统地、偷偷摸摸地组织党内中高级官员观看所谓的“六四真相”录像，这也将成为李鹏们螳臂当车以确保“六四永不翻案”的一个小插曲。可以肯定的是，“六四”事件必将得以重新评价。重新评价“六四”，将成为中国终结一党专制、走向政治民主化的标志。
继2月24日蒋彦永医生的信之后，3月25日，香港首次公开了以丁子霖、张先玲为代表的六位“天安门母亲”向联合国人权会议提供的证词录影片段。丁子霖在证词中说，她从儿子丧生那一刻起，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一直伴随着她。最后，她“选择了生。选择了生后，又选择了打破沉默。打破沉默后，受中共的监控”。在经受丧子之痛、中共对她的监控、寻找其他死难者家庭的坎坷遭遇后，丁子霖终于“认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认清了制度的罪恶”，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这份提供给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的证词被完整地送到中南海，送到罗干桌上。罗干对此恼羞成怒，写了足有半页纸的批示给许永跃要求国家安全系统对丁子霖们“予以监控”。
3月28日下午，正值联合国人权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之际，国家安全系统分别在无锡、北京拘捕丁子霖、张先玲和黄金平三位“六四”难属，拘捕她们的理由是“违法从香港偷运文化衫”。丁子霖等三人被捕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抗议。新华社等渠道终于带着一点良知以内参形式向中共最高层作了通报，面对强大的国内外舆论，胡锦涛亲自向罗干过问事件经过，并要求安全系统放人。终于，在被关押五天后，丁子霖等获释。丁子霖等人的获释有违罗干初衷，获释后的丁子霖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安全部仍然沿用过去的手段对付她们。因此，五月下旬以来，丁子霖等人又被国家安全系统严格“保护”起来，连出入家门的自由都被剥夺。但是，不管怎样，“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英雄群体已经为全世界争取民主、人权的人们所熟知。同样，尽管“天安门母亲”自1995年起每年致信中共最高决策层，要求重新调查“六四”的诉求得不到回覆，但她们毕竟已经在中南海留下“极深刻印象”，以至于罗干不得不亲自出面如何应对“天安门母亲”这一令他心烦的群体，同时在对待她们时，又不得不有所收敛。
比起对付手无寸铁的丁子霖们容易的，是罗干对待一批享誉国际的海外中国问题专家。这批学者因为对“六四”事件以及对中国人权的高度关注，被列入国家安全部禁止进入中国的“黑名单”，这是一份经过罗干亲自审定的“黑名单”。国家安全系统采取分化、瓦解、利诱的策略，对那批被禁止进入中国的外国学者各个击破，目前列入“黑名单”的外国学者尽管分布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但只剩下18人。他们中影响最大的、被罗干和国家安全系统视为眼中钉的当数参与了《THE TIANANMEN PAPERS》的三位美国学者：Andrew J.Nathan（黎安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原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Perry Link（林培瑞，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原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公室主任）and Orville Schell（夏伟，加州柏克莱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这三人被定性为“妖魔化中国”的头面人物。任何了解这三位学者的人都知道，他们其实并不是最激烈批评中国的学者。
与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领导层关系良好的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Ezra F.Vogel(傅高义)对三位学者被禁入中国表示不解，并有意以林培瑞为例。他说，“PERRY与一般的美国学者不一样，他是真正将自己的生活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中，对中国非常有感情。他爱中国。”黎安友曾自嘲，为什么不让他去中国？难道他比赫尔姆斯参议员还可怕？中国政府既然能邀请最反中共的赫尔姆斯，为什么却要阻止毫无政治资源的中国问题学者？在对待三人申请中国签证的问题上，中国驻洛杉矶和纽约总领馆表现出了一种“奉命行事”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夏伟是三人中最早提出申请的，一家人申请，最后只有他一人不被批准。鉴于洛杉矶总领馆有关官员与夏伟认识，因此，在处理夏伟的签证申请时，既要例行公事，同时又委婉地向夏伟建议：写一封关于今后不再 “卷入与六四事件有关活动”的“说明性文字”给总领馆，总领馆收到这封信后将给他签证。显然，这一“招安”动作是任何一位有骨气的学者所无法接受的，夏伟断然拒绝；林培瑞是普林斯顿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暑期项目”的美方创始者，为了林培瑞去北京，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亲自致信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林培瑞要求去中国的申请还曾直达中共最高层，但林的这一诉求最后被罗干卡住，罗要国家安全部专门提出林培瑞不适合进入中国的理由。林培瑞最近一次申请签证是二个月前，纽约总领馆在将林的申请搁置一段时间后，礼貌地给林培瑞打电话，告诉林获得签证有困难，请他方便的时候去取或请人代取；黎安友于2月底提出去上海参加一个会议的申请，纽约总领馆在会议召开后一天通知黎安友，说“会议已经召开，您就别去了”。黎安友说，纽约总领馆看起来对他还友善，因为他的护照上没有被打上“拒绝”的印记。从黎安友、林培瑞、夏伟三位学者的签证情况可以发现，中国国家安全系统与外交系统的区别，安全系统炮制 “黑名单”，外交系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拒绝让黎林夏等入境的同时，国家安全部却派出多批人员以专家、学者身份到美国与他们见面。仅以黎安友为例，北京的一个专家代表团来纽约参加美中关系委员会的一个会议，见到黎安友后纷纷与他套近乎，每个人都主动要求与黎单独合影，有几位还主动提出到黎的办公室去。在黎的办公室，那些人有意无意向他谈一些关于中国的敏感政治话题，并希望获得黎安友签名的《THE TIANANMEN PAPERS》、《中国六四真相》。黎问，此书在中国是禁书，带得进去吗？对方神秘地笑着告诉他，“我们有办法，没问题。”两个星期后，一份关于黎安友近况的简报被国家安全部发出。看起来，中国国家安全部对黎安友们爱恨交加，既要拒绝他们入境，又要与他们套近乎。由此看来，安全部人员也不是清一色的罗干、许永跃铁杆，多数情况下，那些人也象洛杉矶和纽约总领馆的人员那样，只是“奉命行事”，谁知道他们内心到底作何想呢？可以断定，这份“黑名单”也会象李鹏要求中共中高级官员看录像一样，成为一则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花絮。
比起对付国外中国问题专家来更恶劣的，是罗干对待被流放到海外的民运人士。十五年来，放逐海外的政治流亡人士一直被剥夺着回国的权利，似乎中国不是他们的中国，中国也不是每一位中国公民的中国，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既得利益集团的中国！一些政治流亡人士正是因为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利，只能铤而走险闯国境。同时，中国国家安全系统更以经商、讲学等名义派遣一批批安全人员奔赴港澳、美欧，并伺机渗透进入海外民运组织。迄今为止，中国国家安全部仍不定期地将海外民运的信息不间断地报告中南海，这也是作为国家安全系统首脑的罗干十五年来苦心经营的杰作之一。
对罗干来说，最新的杰作莫过于巧妙地将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与台湾间谍网挂钩，这大概是他最有力的一把杀向“民运人士”的利器。让我实话实说，其实，这种伎俩早在2001年初就已经上演，当时，随着《中国六四真相》的面世，江泽民李鹏罗干们慌神到了一下子找不到方向的感觉，仓促之中只好以“间谍罪”之名抓了李少民等海外学人，以起杀一儆百的效果。当然，这一次，罗干的策略显然比三年前高明了些。国家安全系统经过对海外民运长时期的观察、分析，认定将斗争重点聚焦到海外民运中具有良好声望的王丹、王军涛身上，通过毁坏他们的名誉以使他们在未来的民主运动中不再发挥影响力。
据我所知，至少从1998年起，由于海外民运内部自身的分化，国家安全部认定海外民运组织已经“没有战斗力”，从而不再对整个海外民运组织产生兴趣，而是将重点放在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构成重大威胁的重点民运人士上，在国家安全部重点“关照”的海外流亡人士名单中，据说王军涛、王丹的名字赫然排在前五位之列。
为了对王丹、王军涛构成致命政治杀伤力，国家安全系统藉“破获台湾间谍组织”获得的“绝密文件”之口，将“二王”打成被台湾收买的“间谍”，想以此毁坏“二王”声誉，从而迫使他们远离甚至放弃中国的民主运动之路。任何有识之士都应该洞悉罗干、许永跃们的这险恶一招。
我无法否认，台湾情报系统有意在海外民运中进行渗透、收买、拉拢的事实；我也无法排除，台湾情报系统试图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收买王丹、王军涛的企图；但是，鉴于对大量事实的掌握和了解，我不认为王丹、王军涛是能够轻易被台湾情报机构所收买的。我深信，象许多真正愿意为中国的民主政治事业献身的有识之士一样，王丹、王军涛不可能为了几个金钱而出卖自己的灵魂。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指出，罗干、许永跃在“六四” 十五周年前夕这个节骨眼上抛出“二王”与台湾情报系统的关系，并不仅仅只是为了阻止王军涛的护照延期，也不只是针对王丹正在发起的海外流亡人士回国行动，而是鉴于为了削弱王丹、王军涛等人对中国国内民运力量的影响而精心设计的，罗干们希望藉此斩断海外民运在祖国大陆的根，以此威慑国内民运人士不要与“二王”走得太近，不然，当局随时可以“间谍”罪之名批捕他们。我认定，这个由罗干、许永跃们精心炮制的将海外民运与台湾情报系统相互挂钩的杰作，同样也将成为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史上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
当然，对罗干来说，比起蒋彦永的信、“天安门母亲”、“黑名单”、“二王被台谍组织收买”来更为敏感的是关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近况”，这已经成为罗干日常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赵紫阳年事增高，国家安全系统越来越专注于赵的身体状况。江泽民李鹏罗干都认为，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赵再也不能站到中国政治的前台，而只能成为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对84岁的赵紫阳现有的社会影响力仍然存在巨大的恐惧心理，害怕这位中国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先驱的象征有一天会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去世。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正在急剧分化的中国有可能再次面临比1989年更加难以控制的社会失序局面，人民群众强烈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要求政治民主化、终结一党专制的壮观一页可能因此而催生。为此，退休以后的李鹏不时透露出这方面的焦虑，李鹏甚至现在已经开始对人们放风说，他与赵紫阳共事“总的说还是愉快的”，他在很多方面是“尊重赵”的，他与赵紫阳“只在六四事件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并强调自己“从来没有（对赵紫阳）打击报复行为”。尽管如此，江泽民李鹏还是要求罗干牢牢地看住赵紫阳。对江泽民李鹏来说，要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让赵紫阳重获自由是不可想象的。在内心深处，江泽民李鹏已经有意识地将赵紫阳划入他们个人历史的对立面，他们的自由只能建立在赵紫阳被剥夺自由的基础上，一旦赵紫阳重获自由，他们将失去自由。历史将证明，江李罗这种有意要与赵紫阳划清界限的对立，最终将成为终结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导致中国共产党分化撕裂的导火索。重新评价“六四”事件之时，就是赵紫阳重获自由之始，就是经过浴火重生的中国真正走向政治民主化的起点。
不管是胡锦涛、温家宝新一届领导人，还是江泽民、李鹏、罗干们，都应该切记：重新评价“六四”事件既不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更不是以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层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车轮从来不以预定的设想前进，每一次历史的进步也从来不以主客观条件的成熟为前提。任何一位有良知的领导人，都应该有正视历史的胸怀和勇气，自觉地主动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谁能以超常的智慧和非凡的勇气将“六四”事件摆上抬面，谁就有资格真正成为民主中国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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