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亿存款数字从何而来
书中所讲述的离奇故事梗概如下：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贵州省军阀、贵州省原主席周西成将自己的黄金、现金、实物等价值3亿美元的财产，以18个人的名义分别存入了美国花旗银行在新加坡的金城道分行，作为其机要秘书的金娣是其中之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已相继侵占菲律宾、香港等地，直逼新加坡，美国花旗银行新加坡金城道分行也即将撤回美国本土。周西成提出5000万美元后将其存款剩余的2.5亿美元交由金娣转存到美国花旗银行纽约总行。
同时，花旗银行向金娣开具了存款、取款及有关凭证。当时由于战争风险的加大，应存款人确保自己财产万无一失的要求，花旗银行还特别制造了一套做工精致并且又无可对比的存款凭证，票面上注明“特别发行”、“不可销毁”、“无时间限制”、“凭票即付”等字样。这些存取款文件共有一正三副，使用黄金约8公斤，除金版外，还有银版、丝版、五色套印纸版等，共计100余件。黄金版文件上的女人头像就是此款的保管人、当时33岁的金娣。
由于当时国内战乱频繁，金娣作为这笔巨款的惟一主人不得不辗转藏匿，最终隐居在南方一个小山村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的全部资产，金娣老人的这笔数亿元存款也被冻结在美国。
1979年，中美两国达成解冻中国在美资产的协议，金娣老人因多年在深山寺庙隐姓埋名、与世隔绝，直到1990年才知道存款已经可以取回。由于年事已高、行动不便，金娣于是委托他人办理取款。当时的存款2.5亿美元，加上利息，至今已超过1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100亿。
花旗银行：“此事纯属诈骗”
然而，对于这2.5亿美元的巨额存款，花旗银行中国区有关负责人认为是“诈骗”。
“那本书我见到了，几年前就有这个事情了，这本身是一个诈骗案，是很明显的欺诈行为，在对方所出具的存款证明中有多项要素当时均不存在。”
日前，记者就此事致电花旗银行北京分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明确表示：我们不愿意就此事接受任何采访。接通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电话，说法也是惊人的一致。
记者辗转找到了花旗银行中国区代表曾经向媒体就此事统一“表达”过的5点意见：第一，在凭证中印有CITYBANK和 NATIONALCITYBANKOFNEWYORKUSA都不是花旗银行在当时的名称；第二，新加坡是1965年独立的，因此在此之前并无一国称为“新加坡”，当时只是马来西亚的附属小岛；第三，惟有一项标志可引述与花旗银行有关，但须指出此标志“○十”是花旗银行在1976年更名为Citibank之后才开始使用的；第四，花旗银行从不出具印有总裁和存款人头像的存款证明；第五，新加坡分行1980年以前没有开展过个人业务。
追款代理人：“花旗银行的说法立不住脚”
该书的执行主编、追讨这笔存款的代理人之一邵连华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对花旗银行中国区代表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首先，关于银行名称的问题，翻开美国作家所著的《瑞斯顿与花旗银行》一书第30页，书中写道：花旗银行成立于1812年，最初定名为城市银行(CITYBANK)，在美国查询，这个名称沿用到1955年，1955年至1975年改名为“第一城市银行”。美国书中已证明“CITYBANK”是英文的城市银行，而金娣的存款文件抬头就是 “CITYBANK”。
另外，金娣的存款文件并没有牵涉国籍的字样，只说“在新加坡金城道分行转存纽约2.5亿美元”。花旗银行在亚洲业务开展100周年大庆之际自办的网站上，记载着1902年在新加坡就有花旗银行，花旗银行赖账时否认，吹牛时又承认，均出自花旗银行自己一家之口。
第三，翻开《瑞斯顿与花旗银行》一书31页有这样的记载：“1865年城市银行按照美国政府第29号特许状，更名为花旗银行 (NATIONALCITYBANK)，但在非正式场合人们仍使用它原来的名称。在瑞斯顿任董事长的几年后，才正式改名为花旗银行 (Citibank)。”这段记录说明在1865年以后，花旗银行名字有混用现象，因此说行标“○十”是1976年以后才使用是没有根据的。
第四，在董明藏先生所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汉口花旗银行的掠夺》一书中写道，花旗银行吸收存款，从来不问来历，有些人的钱来路不明，怕露富，不写真实姓名，只凭单据、印章取款。然而花旗银行所发印章更是古怪百出，应有尽有，多种票据都有花旗银行总裁头像。
第五，有关“新加坡分行1980年以前没有开展个人业务”，据1902年1月1日华盛顿电文说，花旗银行是在远东具有巨大利益的银行，根据执照规定，该行从事以下业务：从事与商人、制造商、矿主、掮客、各种代理商、船主、建筑商、金融家、经纪人、契约人及租让人等业务有关的业务……在世界任何地方建立分行。”新加坡分行作为花旗银行当时在美国国外分行之一，岂可惟独不开展“收受个人存款”的业务吗？
专家观点：只有借助司法才能鉴定真伪
据报道，为了进一步考证这笔存款的真实性和法律诉讼的管辖权问题，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教授应松年、民法教授江平、清华大学民法教授施天涛等国内著名法律专家和金融专家，曾在2000年12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论证会。
专家一致认为，目前此文件没有造假的可能性，是事实存在，且文件是花旗银行发行，特别制造，独此一套，没有可比性。因此其真伪鉴定权只有通过司法程序才能认定，任何妄下断言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也是不负责的，是对我国公民诉讼权利的剥夺。
专家们认为，依据凭据上记载的“在世界上所有分支机构提取均为有效”的规定，中国法院有对这笔存款进行法律诉讼的管辖权。对此，著名法学专家、全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律师认为，此案事实存在，以目前的这些材料来看，完全符合在中国法院的立案要求。由于这些存取款票证是花旗银行特别发行的，没有可比性，所以辨别其真伪的资料应由花旗银行来提供。
经过多方联系，记者没有联系到邵连华先生本人，但是他曾经在很多场合公开表示：将用铁的事实进一步揭露花旗银行的赖账行径，追回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钱；而且声称“按照没有直嫡后人的金娣老人的意愿，除去追讨等费用外，这笔钱将全部作为民族资产，其中绝大部分将用于扶贫”。
当事人：96岁仍然健在
对于这笔存款，由于时间过久，查证起来已有很大难度。据称，尽管这笔存款最有力的证人－－－存款人金娣已经96岁高龄，至今健在，但是由于年事已高，并且已经看淡这笔巨款，并不想再见外人。
据称，1990年以后，当取款行动开始时，多年隐姓埋名的金娣老人不愿暴露身份，恐怕遭到意外之灾。她委托侄孙熊安军取款，但因熊安军以前常居乡间，既缺少信息，又缺少经验，因此这么多年来并无实际进展。
“听众”：更像一个传奇故事”
尽管这笔巨款目前已经上升到了“民族利益”的高度，但是在接受采访的人群中，仍然有不少人表示了质疑。
一位珠宝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情节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曲折的传奇故事；如果从制造工艺上讲，打造精致的黄金版存款文件在60年前并不是不可能；关键是在那样战乱的年代，百余件金版、银版、丝版的文件一个女人是如何完好无损地保存起来的？
中国民生银行的一位资深人士也表示，银行对于在本行存有巨额存款的储户肯定是有不同待遇的，但不会为他特制存折或是存单。另外，有关法律专家也表示，中国滞留在海外的巨额存款确实有，许多中国人都在战乱时期把钱存入了花旗这样的外资银行，因此，如果此案能够尽快水落石出，最终也会给其他类似案件提供审判依据。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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