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向黄万里先生请教过长江三峡工程中泥沙淤积问题。黄万里先生多次将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寄来。我们在电话中还就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他得知我家在杭州，就说，你一定知道岳坟吧？岳飞坟前跪着四个铁象，三男一女。我说，我所上的中学就在岳坟旁边，常上那里玩的（当时进岳坟不像现在那样，要买门票）。黄万里先生又问我去没去过长江三峡奉节的白帝城。我说，去过。黄万里先生说，将来一定要在奉节的白帝城放四座铁象，也是三男一女，让他们向长江三峡跪着，向三峡请罪，向长江请罪，向子孙后代请罪。他问我，你知道这三男一女是谁吗？我说，我想我知道您指的是谁。他笑了。
岳坟即岳飞墓，在杭州栖霞岭下。岳飞是南宋时期抗金英雄，因反对与金国议和，被宰相秦桧等杀害于杭州大理寺风波亭。后来岳飞被平反，人们在栖霞岭下为岳飞父子建墓。幕前有四个铁铸的人像，即陷害岳飞的秦桧、王氏、张俊和万侯卨(读音谢)，反剪双手，面墓而跪。墓阙柱上刻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在长江三峡奉节的白帝城，放三男一女铁象，让他们向长江三峡跪着，向三峡请罪，向长江请罪，向子孙后代请罪。这是黄万里先生的一个遗愿。
二、黄万里力陈三峡大坝永不可建的道理
黄万里教授是著名的水利学家。中国人爱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教授当时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也证明了黄万里先生的真才实学。1978年，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但是这科学的春天却没有来到三峡工程论证中来。1984年中共中央决定，由李鹏（当时任副总理）负责三峡工程。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由当时的水利部部长钱正英担任论证领导小组组长，聘请了412专家参加三峡工程论证，偏偏没有请黄万里教授参与工程论证。其实，这个事实就已经很说明问题，说明三峡工程论证十分不民主、不科学。
虽然没有被官方正式邀请参与工程论证，但是黄万里教授还是把它列为自己主要研究的课题，课题的资金是从他工资收入中拿出来的。他三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甚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
他在研究报告中指出∶1992年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提供的长江干流宜昌站的年卵石推移量（75.8万吨），反而小于都江堰工程处提供的长江上游支流岷江的都江堰的年卵石推移量（200万吨），宜昌长江流域综合金沙江和四大流域，集水面积达一百万平方公里之钜，比岷江在都江堰的约大50倍，今其综合的卵石输移量却反而小，似乎很难理解。都江堰以上岷江流域的卵石移动，因为那里的水浅，汛期只有3至4米深，尚能在目睹下测到。而长江在重庆和宜昌水深达30至40米以上，汛期卵石移动实际上无法测到，所谓75.8万吨都是中小水时所测的江底表层的卵石所推演出来的，完全不可靠。
根据黄万里教授的计算研究，宜昌站的卵石多年平均年输移量在0.87亿吨至1.21亿吨之间。黄万里教授指出∶“单论卵石年输移量平均取一亿吨不为多，况且还有修坝后库尾悬移泥沙的淤积。再考虑到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的来石来沙，则其量将成倍加大，无法及时淘挖。在高坝建成、水库蓄水后，库内水深流缓，带动不了卵石泥沙流。当汛期全部卵石和部分泥沙将沉积在库尾壅水末端的重庆港，阻碍航道。逐年的沙石沉积将向上游漫延，抬高江津、河川等的河水位，使那里泛滥频繁。考虑到大坝的造价和损失的严重，卵石问题如未弄清这坝是断不可修的”。
2003年三峡工程论证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院士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采访时说：“三峡库容393亿立方米，每年进入库区的泥沙5.3亿吨，卵石500万吨，99％以上是悬移质泥沙。”可见潘家铮将每年的卵石推移量从他签字的报告中的75.8万吨修改到 500万吨，但是却没有修改论证报告的结论。三峡工程论证、设计采用的仍然是年卵石推移量75.8万吨，泥沙量5.3亿吨。在中国生态环境问题中，长江中上游的地区森林被伐，植被减少，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是一个十分严峻而现实的问题。1998年长江洪水后，朱容基下令禁止砍伐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自然森林，并指示将森林工人的职业从砍伐变为造林。
但是根据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从长时间的数据来看，长江宜昌站的泥沙量没有变化，仍然是每年5.3亿吨。似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对长江泥沙量没有任何影响。只要看看三峡段长江水的颜色的变化，就可以知道这个结论是错误的。陈昌本在“水患中国”一书中指出，1998年6月至8月长江洪水期间，经长江三峡出口处宜昌站下泄的泥沙量高达6亿吨，相当于全国12亿人在这三个月中每人朝长江倒了 500公斤泥沙！三个月的泥沙量6亿吨，远大于每年5.3亿吨泥沙量。
三、三峡工程上马后钱正英的担忧
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工程，1994年正式开工，2003年6月三峡开始蓄水通航和发电。虽然从中国媒介传来的三峡工程胜利的捷报不断，但是三峡工程决策层中的一些成员，一些在三峡工程技术论证中起决定作用的人物如钱正英、张光斗等却不时发出一些令人目瞪口呆的讲话。
1999年钱正英在水利部50周年的庆典上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迎接21世纪对水利的挑战”发表讲话，大谈她对三峡工程的忧虑∶泥沙淤积问题、移民问题、环境问题，甚至怀疑已经通过的可行性论证的正确性。她说∶所以我个人感觉到，三峡的论证虽然结束了，三峡工程虽然是开工了，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目前讲起来，如果发现问题，还来得及纠正，绝不能掉以轻心，对于来自反面的意见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
关于泥沙淤积问题，钱正英承认，三峡工程论证中许多关键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库区泥沙淤积，采用什么措施加以解决，当时根本没有拿出方案来。现在认为最有有效的措施，就是在金沙江上建溪落渡等众多水库，在嘉陵江上建亭子口水库，把泥沙挡在上游水库里。
在三峡工程论证中大吹了一番的”排浑蓄清“措施，钱正英根本不再提起了，而只提在三峡水库上游再建水库，是最有效的办法。其实，在三峡水库上游再建水库，根本不解决泥沙淤积问题。因为上游水库还是面临泥沙淤积问题，要解决这些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还要在上游再建水库……有朝一日，上游可以建库的地方都建了水库，不久水库都被泥沙淤死，三峡水库的泥沙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个解决方案，根本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只是把泥沙淤积问题在时间轴上向后推移，把泥沙问题留给了子孙后代。
四、三峡工程蓄水通航发电后，张光斗说∶三峡工程质量不好
2003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前，三峡开发总公司说，三峡工程一万多个工程单元，100%的工程单元质量合格，近90%的工程单元质量优秀。按照这个成绩，三峡工程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工程质量最好的大坝工程，应该是中国建设行业的质量标兵。但是半年之后，2004年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对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主持人曾涛说，三峡工程质量不好，施工质量不好，原因是施工技术、施工水平、管理水平不如外国。同时张光斗又劝大家不要担心，大坝是倒不了的。
张光斗在对三峡工程质量评价时，采用了双重标准。认为三峡工程质量不好，是和一流工程相比；而认为三峡工程质量总体还说得过去，是和最坏的情况相比，就是大坝崩溃相比。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三峡工程质量总体还说得过去。按照一流工程为100分，大坝崩溃为0分计算，张光斗给三峡工程质量的评分应该在50分到70分之间。一句话，三峡工程质量不好。
张光斗和钱正英同为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组组长，钱正英正在2002年对三峡工程质量有下面一段讲话∶“（三峡大坝）混凝土浇筑，出现过事故和不少缺陷，去年12月我们专家组在这里，对永久船闸发了黄牌警告（笔者注∶从来没有报导过）。当时看到混凝土特别是过流面的表面缺陷较多，我们确实担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不能按时处理好这些缺陷。在这次到工地以前，我和张先生看到有关方面的报告后，非常担心，我给同志们说老实话，我在口袋里是带红牌来的，准备如果看了不行，就给永久船闸出红牌。”
一个工程质量到了要出示红牌的地步，其工程质量就可想而知了。三峡工程永久船闸底板等部位出现了架空、混凝土浇铸有缺陷，出现裂缝。按照常规，必须对已经浇铸的船闸底板进行全面钻孔调查，找出所有架空、混凝土浇铸有缺陷的部位，然后进行补偿灌浆、加固。但是三峡工程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只在船闸底板上部增加了一层防水化学涂料，以防止水进入架空部位。三峡工程永久船闸2003年6月16日开始使用，到2003年12月9日南线船闸就需要进行第一次大修，历时16日，2004年2 月20日北线船闸也要进行25天的大修，可见三峡工程永久船闸质量之好坏。
1998年长江洪水之后，朱容基决定三峡工程要请国外的监理参与工程质量监督。三峡开发总公司这才雇用了几位外国人参与工程监理，其中一位来自奥地利专家参与大坝钢筋焊接质量检查。这位高鼻子发现三峡工程中钢筋焊接质量普遍不行，要求返工，但是中国监理却认为质量好的。这个洋监理只好到三峡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那里告状。“中国三峡工程报”为此专门报导了陆佑楣如何重视三峡工程质量，如何支持奥地利专家的严格检查，要求工人服从洋监理等等。但是到陆佑楣下令之时，三峡大坝已经有一半多钢筋混凝土已经浇铸完毕。
中国新闻媒介揭露，三峡大坝有裂缝。三峡开发总公司和三峡工程论证负责人则竭力将大事化小，说大坝裂缝是属于正常现象，而且都是表层裂缝，数量不多，裂缝很细，长度不大。最近海外媒介报导，三峡工程向美国一家公司订购了相当数量的填补剂，用于处理三峡大坝的裂缝，可见三峡开发总公司在大坝裂缝问题上没有讲真话。三峡工程是中国的样板工程，有报导说中国的住房是“十房九漏”，不少开发商说，裂缝是难免的，三峡大坝都有裂缝，都说没有问题。这些裂缝又算什么？
为什么要建三峡大坝？最最主要的目的是防洪。据有长江王之称的林一山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在三峡处建大坝，可以控制长江洪水。林一山设想的三峡大坝的蓄水位为海拔235米，而现在建造的三峡大坝的蓄水位为175米。林一山认为现在的三峡大坝，是用做西装的料，做了一件背心。林一山坚信，只要三峡大坝建起来，今后就是萧规曹随，大坝必然要再加高。
不管三峡大坝今后是否会照林一山所指出的那样再加高，目前已经建成的大坝质量不好，如何在长江防洪中起骨干作用？如何发挥防洪效益？三峡大坝工程质量关系下游几千万人生命财产安全，忽视不得。三峡工程质量不好，对国家构成巨大危险。一旦洪水到来时，三峡大坝不但不能发挥防洪效益，而是只顾自己保命，增加洪水灾难。三峡大坝工程的钱是从每个公民的口袋中挖出来了，无论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还是下岗的工人，都付出了他们的一份子（从
他们支付的电费中有一部分是为三峡工程征收的特种税）。
现在三峡大坝基本建成了，说一声∶三峡工程质量不好就算向老百姓交帐了？说一声∶三峡工程大坝不会倒就算没有事了？当然不行。历史不会答应！子孙后代不会答应！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严重错误，对生态环境的不可逆转的破坏，人们在大坝建成后的43年、通过2003年的渭河洪水灾难才认识到。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错误和危害，也许还要等更长的时间，才能被实践证明，被人们所认识。到那时候，人们一定会在长江三峡奉节的白帝城，放三男一女铁象，让这些对长江三峡工程错误决策起决定作用的人们，向长江三峡跪着，向三峡请罪，向长江请罪。“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是黄万里先生的一个遗愿。
附∶黄万里先生生平简介
黄万里先生１９１１年出生于上海，其父黄炎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人大副委员长）。１９３２年黄万里先生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赴美国留学，改修水利工程，获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力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１９３７年黄先生回国，在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任职。半年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和测量队长，步行３０００公里，查勘岷江、乌江、嘉陵江，直到抗战胜利。１９４７年，黄万里先生任甘肃水利局局长。由于长期在四川和甘肃工作，对黄河、长江最为了解。１９４９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１９５１年回唐山交大任教，两年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决意要建造黄河三门峡大坝，建造大坝的依据之一是一句“圣人出黄河清”的民谣。圣人已出，黄河哪有不清的道理？黄万里教授力排众议，指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他还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黄万里说了真话实话，但受到了政治迫害。
１９５７年５月，黄万里发表了《花丛小语》的散文，通过中国与美国城市的市政建设比较，批评了北京市政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缺点。毛泽东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指责黄万里“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为此，黄万里教授成了钦定的右派分子。这顶右派帽子一戴就是２１年。
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地上，右派分子黄万里在劳动改造一天之后，仍在工棚里在油灯下研究黄河的泥沙问题。在庆贺黄万里执教50周年和80寿辰会上，清华大学水利系主任董镇南教授曾作这样的评价：“全国解放后，黄先生热心国家建设，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早在五十年代，黄先生就对黄河三门峡工程建设坦诚地提出了意见，指出修建三门峡水库，将导致潼关以上河道的淤积，并提出了保留施工泄水洞的建议。”黄先生回答说：“有史以来，几乎每个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198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江泽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是这些信件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黄万里发表了“关于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关于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续）”，“论长江三峡大坝修建的前提”和“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的原由解”等文章，阐述为什么长江三峡大坝不能建设的理由。
2001年8月26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学校医院的简陋的病房中去逝，享年９０岁。他留给子女的遗言，是关于预防长江洪水、加强长江堤防的措施。黄万里先生把他的一生贡献给了祖国的河川。
作者 王维洛 为工程师，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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