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菜刀的李保田和举铁锤的马加爵

看过张艺谋那部挺搞笑的《有话好好说》的人，应该都还记得这样一个镜头：被逼得神志癫狂，整得只穿着短裤背心的李保田，直勾勾瞪着发红的大眼睛，恶狠狠提着一把菜刀，满KTV地找那个恶整他的厨师要剁他。
　　
　　幸好当时有个比他还凶狠的姜文，劈头扔出几句话糙理不糙的痞话，先镇住了他，加上李老好几十年的知识分子修为，终于无奈、委顿，掷刀在地、嚎啕不已。
　　
　　当时的印象挺震撼的－－原来那么老实的人，被逼急了也是挺可怕的。
　　
　　这个电影过去都好几年了，那些镜头也渐渐在我脑子里淡漠。本来这个世界就是心里有话的人多，而能说话的人少，那些被誉为会说话的，还大多得先把自己改造改造，不是丢掉人格，化身成猥琐的猴子，攀棵大树，踩着高枝，从而声高名远，就是干脆撕下或者加厚脸皮，玩一把新奇的无耻，也抢得到另类的发言权。温良恭俭让？真这样的话，那就心甘情愿地靠边吧。这道理听着刺耳，可相信大家都明白，远的不说，在网上社会里的种种现象又何尝不是如此？
　　
　　心里有话的人太多了。相信马加爵同学也是个心里有不少话的半大孩子。当报纸上公布照片，单位里贴出通缉令的时候，看着照片上那张多少透露着南方农村纯朴的脸，我还是从他的眼睛里猜出些许隐秘的讯息。
　　
　　一个在条件落后的农村刻苦读书并进入高等学府的人，心态或许是很复杂的。我从小在大城市长大，并没有农村经历，但是我还是试图用我的理解去分析马加爵可能遇到的待遇和内在的心理。他一定有着强烈的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愿望，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农村这两个字在不少城市人看来是蒙着土的标志牌，而对于农村人自己，这两个字可能就是直接压在身上的土山。马加爵曾经是努力和幸运的，他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步－－离开家乡，进入大学，城里的大学，而且是不错的专业。他的内心应该是志存高远的。
　　
　　那个在国内脾气十足的北京人姜文，在纽约也深深地体会到了天堂和地狱的滋味。对于马加爵，昆明又何尝不是他眼中的纽约？环境的巨变对一个人的影响说多大就会有多大，马加爵也努力试图让自己更接近城市的生活方式，他努力地交那些城市孩子作朋友，甚至可能还为此曾经曲意奉承，改变自己。但是，他无论多么努力，也不能，或者说从内心也不愿改变自己的根：从小养育他长大的环境种在他血液里的根。于是，无论是沉默还是苦修，他依然显得与众不同。
　　
　　我们对于不同于我们大多数的行为或言语，总是或避开或调侃或排斥的－－马加爵遭遇的，极有可能是前面三者的全部。说的有点罗嗦并且沉重了，来个问题测试一下吧，如果你是城市人，你能不能保证自己从来没有过任何歧视农村人的行为？如果不能保证，你采取过哪些有意无意的歧视行为？
　　
　　大学生里也存在这样的歧视。大学生是刚刚成年的大孩子，这种歧视来源于环境和教育，可能是接近本能的反应，并非是功利的。对农村孩子表现出来的不适应、习惯的差异、偶尔的笨拙，乃至“落后”的品位，“土气”的方言，不少城里的孩子会觉得好玩，近乎本能地加以嘲笑和调侃，并借以炫耀自己的聪明和时髦，他本人倒并无多少恶意。这也许并不妨碍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成为好朋友，事实上农村和城市孩子很多都成了好朋友。但是在这样的友谊中，尤其是在经常被嘲弄一方的内心，谁能肯定毫无芥蒂？但是这一点点的芥蒂，会被压住，因为他需要友谊，需要这个环境给予信心和回馈。
　　
　　马加爵心里曾压了多少的芥蒂，我无从考察。但是他终于爆发了，用一柄冰冷的铁锤加上自己默默练就的肌肉。“他们说我作弊。。。还带出好多事情”，他们不会说话，他们竟然那样说话！他也有话要说，他有太多的话要说。但是他的舌头可能不够快，反应可能不够强，他要面对一干好朋友的嘲笑，却拿不出多少有力的东西去反击。这些嘲笑或许本来性质并不严重，但是和从前的种种累积在一起，压断了他最后的理智神经。马加爵不会说话，他的那几个好朋友也不会说话。大家都不会说话的悲剧便这样上演，酿成失去五条性命的苦果。
　　
　　那四个冤魂是可怜的，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习惯的说话方式，是鸩杀自己的毒药；而马加爵更是愚蠢的。面对嘲笑，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实力和努力去说话，用自己的成绩和作为改变赢得敬重。如果马加爵将来事业有成，出人头地，自然能堵住所有嘲笑他的嘴巴。但是他采用了最不智的说话方法。
　　
　　马加爵看得出是个老实人。但头脑里充满了长期压抑的恨意和极端。谁心里都会有话要说。但是有话怎么说？穿着背心裤子扔掉菜刀的李保田是个好榜样：他也怒，他也争，但是他内心有真修养，有真自信，并且掌握着说话的艺术。所以，同样是别人眼中的老实人，一个最终赢回了电脑加敬重，一个却等待法律的严惩；一个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智者，而另一个只是可怜的笨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