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神话的幻灭 《农村人民公社史》读后感

那一年的深秋，在寒风瑟瑟下，单位组织了全体干部到离保定二十五公里外的徐水，说是去参观人民公社，接受社会主义教育课。那时，给我们的感觉是：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天堂就在眼前。同时，我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棉花树长得跟果树一般高，高产的地瓜堆成像小山丘那么高……

一年前，我在内地出版的一本刊物看到了一篇纪实文章，其中戳穿了徐水这个令人吃惊的景象：棉花“树”是人工剪接的；地瓜山丘是连夜堆出来的，地瓜只是上面几层，里边全是土疙瘩。毛泽东也亲自到了徐水参观，并对眼前所见，不仅没有丝毫怀疑，反大加赞赏。按理，在封建王朝时，这是欺君行为，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但毛泽东可能知道这是在欺骗他，而他自己也曾推波助澜，因此只好睁一 眼闭一 眼了。

最近买了一本罗平汉撰写的《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二OO三年八月第一版。下面简称《公社》）。《公社》以详尽、令人信服的原始资料来说明人民公社是康有为式大同思想的产物，并非像毛泽东所吹牛的共产主义天堂。作者惊呼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提出的大同世界的论点，居然跟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论点“何等相似”。

被赫鲁晓夫弄昏了头
一 九五七年，毛泽东到了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赫鲁晓夫以自信的口吻向毛泽东说，苏联可望在十五年后超过美国，“这既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兴奋，也使他感到了压力。” 毛泽东同时了解到，当时英国的钢铁年产量为两千万吨，而中国的钢铁产量为五百二十万吨，按这样的速度，中国十五年后也能把英国抛在后面。处于极度兴奋的毛泽东，便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空中楼阁的战略。毛泽东“觉得可以探索一 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把全国发动进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于是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国内打了长途电话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冒一点。”毛泽东的圣旨给中国的老百姓日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了数以千万计的老百姓。

《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第一次提到“大跃进”这个口号。毛泽东看到后极为兴奋说，要给发明这个口号的人予嘉奖，“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这个伟大口号（即‘大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同时，毛泽东把这个口号的发明比成“其功不在禹下”

《公社》的作者认为到了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后，浮夸风便开始出现。事实是，在“大跃进”的背后，不少单位为了投“伟大领袖”所好，在制定生产指标时，尽量拔高，“那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一旦不能完成，许多地方就只得采取假、冒、浮夸的方法去应对。”

从伟大领袖到各级官员竞吹牛
基于毛泽东满脑子的乌托邦思想，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他一回到了河南，不久又到了河北，这大江南北一乱窜，发了不少关于“放卫星，争高产” 的最高指示，而各地方干部也投毛所好，制定了空中楼阁式的生产计划。 《人民日报》说“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没有一点科学头脑的人居然能当上党报的编辑，实在可笑至极！陶铸作为广东省第一 把手也发表文章，大肆批驳“粮食生产有限论”。最可笑的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居然参加了吹牛的行列，“根据他估算，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产量就有可能达到四万斤。”那年代，反正吹牛不用本钱，“伟大领袖”吹牛，省委书记吹牛，党报也同样吹牛。

《公社》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人民公社从高潮走向低潮的全过程。作者认为：“此时，毛泽东已是六十余岁的老年人，与普通老年人一 样，已是喜欢忆旧的年龄，青年时代曾经憧憬的理想蓝图，再次从他的思想意识中流露出来，使以前一 再强调实事求是的他也陷入了空想之中。”

作者极为沉痛地转述了由于毛泽东的一意孤行造成的世纪大灾难： 一粮食的极度匮乏，营养的不足，加上劳累过度，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起，全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一九六O年二月十八日，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 一九六O年二月十五日，全省有四十四个县、二百三十五个人民公社、五千六百多个村庄（约占全省村庄的10％) 发现浮肿病人五万九千多人，已病死四百五十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仅玉田、宝砥（一九七三年划归天津市）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一万九千多人，保定、石家庄地区发现的浮肿病人也在万人以上。

人民公社“发祥地”之一 的河南信阳也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重灾区之一。 “到一九六O年春，整个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竟达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幅度蔓延，大量农民外逃或者饿死。”中共靠农民打下了天下，但到头来，农民却死在共产党的手里，这笔血淋淋的历史账应该由谁负责？毛泽东至死都不认错，在“一贯正确”的保护伞下，“侥幸”逃过了向他算总账的“大难”。作者颇有见地地指出：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 一年是共和国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后来我们将这几年叫做“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这种困难局面的出现，固然与这几年连续受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庐山会议后的继续“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造成的。这就意味着，造成上千万人饿死，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一 手造成的人为大灾难。

到了一九六O年的六月八日，毛泽东以倒打一耙的手法，写了一篇叫《十年总结》的文章，顽固地认为，是由于打退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而 “使我们基本清醒了”。他的文过饰非的恶劣行径，居然还博得全党的喝采。虽然他假惺惺地说，他自己“也有过许多错误”，但仍然狡辩：“有些是和当事人一起犯的。”按照毛泽东的逻辑，不是他一个人犯了错误，而是“当事人”误导了他。

毛泽东思想的后遗症还未消除
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后，人民公社已步入夕阳西下的历史局面。虽然那时“两个凡是”妄图延续“文革”的极“左”路线，强化“农业学大寨”然而到了一九七八年，随着中共昔阳县委关于批判学习大寨犯下极“左”错误的报告出笼后，大寨这个庞然大物也就危如累卵，随时倒下。中央的批语是：“推广先进经验时，不能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和永恒化……”这就意味着判处大寨的死刑。

到了一九七八年，四人帮倒台两年之后，农村的形势更加严峻。虽然在一九七七年，在华国锋主持下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俗称“六十条”)，力图挽救“伟大领袖”树立的人民公社，但历经文革战火的人民公社已失去了底气─千疮百孔。

“包产到户”之风首先由时任省委书记的万里刮起来，于是加速了人民公社的瓦解。

神话般的人民公社历经二十年的寿命，它给中国农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不少农民家庭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这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由于毛泽东的小农经济意识加上盲目狂热病，给中国农村的经济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迄今中国的广大农村仍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的后遗症远远没有消除！

(动向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