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开始反省自己：我这傻大姐到底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让那位善良温和的邱先生望风而跑。
记得讨论伊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告诉我们，说香港方面对上海、北京等中国几个大城市做了一个调查，了解每月收入在五千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人士的价值观，发现这些高收入人士“最钦佩的十个人”中，其中六个人是政治人物，如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朱熔基、宋庆龄，雷锋，其他还有鲁迅、李嘉诚、盖茨、爱迪生。
记者的问题是：这样的选择，反映了中国高收入阶层的什么心态？
邱先生开头的发言非常有水平，他的大意是说：中国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有一些矛盾现象。这些高收入人士在发财之前就属于社会主流，社会快速发展之后，他们的发达与政策有关，因此他们感谢政策。他们钦佩的政治人物也是传统的，这说明经济还没有完全取代政治。
我马上对邱先生的分析表示赞同。我说高收入人士的这个选择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他们的选择由于他们自身较好的处境。把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和资产阶级大款李嘉诚、盖茨全放在一起“钦佩”，这反映出他们崇拜的不是权力就是金钱。此外，鲁迅是中共赞扬的“民族魂”（其真正意义反而被忽视），雷锋是党的驯服工具，所以高收入人士也就按照党的宣传去“钦佩”一下。在这个选择中，主要看到人们“权钱至上”的心态，看不到多少独立人格和人文关怀。
本来我和邱先生还可以求同存异，但记者追问的一个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对立起来。记者问：“是否由于中国当局的新闻封锁，这些高收入人士不了解真实情况，例如最近出版的《晚年周恩来》，国内的人看不到，因此他们仍然崇拜周恩来？”
邱先生对此完全否定，他不承认由于新闻封锁而导致这个选择，说国内这些高收入人士大都能够上网看新闻，海外怎么说，并不能改变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所做的选择。
我却一口咬定，这正是中共五十多年来的新闻封锁和信息钳制的结果。国内人士一代又一代受到共产党单方面灌输的愚民教育，赞颂“毛泽东伟大、周恩来伟大”的宣传遍及媒体、艺术、学校和家庭。人的观念往往是“先入为主”的，这些高收入人士在其成年后，如果没有很强的客观求实精神，就很难改变他们从小从社会、学校、家庭里接受到的看法。
邱先生在北京的房间有点噪音，在美国的记者请他那边安静一点。我在天寒地冻的北欧继续质疑：“如果没有新闻封锁，如果让所有的中国人都了解毛泽东执政时，几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例如被饿死、被迫害致死，那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公认毛泽东这个大恶棍是‘最受钦佩的人’吗？”
邱先生终于忍耐不住了，他说这不是讨论问题的方式，于是就扔下电话走了。我很抱歉，我只是谈了一下毛泽东那众所周知的劣迹，他似乎就害怕了。但愿我们的讨论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如果批评死去多年的毛泽东，在当今中国仍然是言论禁区，那么，邱先生不承认的新闻封锁、言论钳制的问题，在中国就更是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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