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会上，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元老人士，对胡、温新领导班子一年来的工作，予以公正、客观的评价。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吴阶平说：胡主席要挺着，要顶住。吴阶平重覆了三次“要挺着，要顶住！”
会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元老向胡锦涛提出了十多个疑问，部分如下：
＊共产党为什么贯彻以法治国、树立宪法权威进程会这样波折、艰难？
＊为什么中央反腐败斗争工作展开了十四年，情况还是这样严峻，社会反映这样强烈？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外人士不能担任中央部长和地方政府的正职？
＊为什么近十多年来，人民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意见仍然很强烈？
＊为什么中央已经知道社会发展和现行体制不适应，但立法改革却十分迟缓？
＊为什么中央已通过决议，领导干部要公布个人和配偶子女的财产状况，但至今还不见实施？
＊为什么干部体制的终身制反覆都不能改变？
＊按目前政府干部体制，至二OO五年，政府每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将用于支付在职和退休干部的薪金和退休金，届时，政府岂不将处于长期负债的状况？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提出：为什么毛泽东极左思潮至今还有人鼓吹？被刺痛了的曾庆红立刻说：请韩主席具体举二例！
韩启德当即举例说：最现实的，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农业、农村、农民处境这两个问题，都是“先破后立、不破不立、只破不立、破了立不了”的极左思想指导下造成的。
接着，韩启德反问曾庆红：本人很想求知，为什么城市市民、职工，农村农民、干部示威、游行、请愿情况持续发生？是市民、职工、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不高，还是他们应有的权利受到损害？如果连这个主次、是非都难区分，那么坐在领导位子上，就会不安了。
出席座谈会的成思危、王光英还质问曾庆红：前一阶段有人提出，当前主要宣传三个代表思想和十三届四中全会，而贬低邓小平理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路线，还提出建国以来都体现出了三个代表思想，这究竟是在搞什么鬼？
王光英还说：我有个建议，曾副主席到社会中走走，听听社会反映，要比空谈三个代表有用得多！
曾庆红面对与会者质询，理屈词穷，只好自我解嘲地说：我坚信人民、坚信党、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历史会来作答！
主持迎春座谈会的贾庆林，曾多次插话，为曾庆红解围，要求发言者能回到会议主题，并强调会议主题的重点是新的一年的工作和任务。
王光英、周铁农、孙孚凌、王文元等当即驳斥贾庆林：什么是主题？主题就是当前突出的问题、积压的问题、社会最强烈的问题，会议应该讲真、讲实、讲心、讲明，才有意义。搞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一套误国、误事业，还要坚持下去？
会议的高潮，是群起攻击“大家长主义”。与会者纷纷提出：干部体制改革刻不容缓，不能再搞形式主义、大家长主义一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大家长”已是江泽民的代名词）
王光英、成思危、罗豪才、吴阶平等提出：一部分在位的中央领导层成员、地方党政一把手的干部，无才、无能、无德，民望很差，作风浮夸，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搞地方“首长工程”，个人和家属在经济上、生活上都有不少问题。像这样的干部，哪有威信，哪有社会基础，哪能搞好工作？
会上更指名道姓地直接点出了贾庆林、黄菊、李长春、贺国强、陈良宇、王兆国、刘淇、俞正声、陈至立、廖晖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部委领导人的大名。
王光英、成思危还说：这些人如放到党内或社会上评选，肯定是通不过的。好的评选干部机制要实施，首先要解决好党内民主机制，不能允许“大家长主义”占上风。
贾庆林处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窘境，不得不为自己辩解说：个人和家属的问题，中央是清楚的。错误、失责是有的、是难免的。贾还表白：个人也曾向政治局常委会提出过，不宜进常委会，后来（指十届一次人大）也曾提出：为了党的集体，随时愿以健康理由退下。
会上，大家纷纷质疑曾庆红在全国大搞三个代表“一片红”的做法。党外人士指出：三个代表思想应当是对执政党、政府、政法等各系统考核的准则，应当是人民群众鉴定政府、政法系统合格不合格，鉴定领导干部称不称职的准则。如果能体现已经实践三个代表思想，人民群众会给予评价的。把三个代表思想作为理论创新、理论发展，那就不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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