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去的时机不好，当时是“林副统帅”执政，北京正在拉大网，所有户口不在北京的人都要进学习班，我们也被抓进去了。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实就是拘留所，门口有持枪的卫兵看守，学员行动不自由，从早晨六点到晚上九点，除了打饭、吃饭的时间，我们都在红卫兵的监督下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
一天中午，我去买饭时，走过一个房间，无意中向里看了一眼，不禁吓得毛骨悚然，房里密密麻麻席地坐着五六十人，男的个个胡子拉碴，人瘦毛长的，显然很长时间未理发了，靠墙还坐着几个女的，都低着头在看手里的小红书，那屋子光线本来就暗，又低着头，脸色看起来又青又黄，好似地狱中的饿鬼。有人抬了下头，监督他们的红卫兵立即厉声喝道：“低头！”我低声问同屋的伙伴：“他们是什么人？怎么这样？”她拉着我迅速地离开那里，到了楼下无人处才小声说：“那是专政班，里面都是‘地富反坏右’，我们是普通班，可去楼下院里小店买东西和买饭，他们没有一点行动自由，饭菜也由工人集中抬上去分发，只准他们吃窝窝头。”专政班的黑五类，有两个就住在我们寝室，其中一个４０岁上下，知识分子模样的是被错划为右派到北京来要求平反的，向原单位外调说是右派翻天，因此送到专政班。她是南方人，吃不惯窝窝头，托我们替她在小店买面包，那时，为了监督我们，寝室的门不许关，日夜有红卫兵在门口站岗，我们只有趁傍晚借口盥洗关上门，偷偷塞给她，她也只能夜间躲在被子里悄悄吃，失去自由的人多么可怜！
管安徽组的原来是个和气的男红卫兵，他调走后，换了一个瘦瘦脸眼露凶光的女红卫兵，她对我们十分苛刻，处处吹毛求疵地找麻烦，吃饭前都要比其他组多站１０分钟队，我们都憎恨她，但敢怒而不敢言。一天上午，我们正在读毛主席语录，她突然大喝一声：“全体坐正，不许靠墙！”我们都立即像机器人似的直起腰来坐得笔直，只有一个因到北京玩而被抓的青年工人张宗斌，仍旧靠在被子上，瘦红卫兵又喝一声：“张宗斌，你给我坐正！”张偏着头看手里的小红书，仍然不理睬，她气极了，瘦脸更黑了，噔噔地掉头跑出去。我们都觉得大事不妙，张却一扬头说：“砍头不过碗大的疤！我家三代都是红五类，她不就是个高中生吗？能把我怎样？”正当我们惴惴不安时，一个军人把我叫去，要我作为大学生代表发言，并说明一定要强调“谁反对红卫兵，谁就是反革命”我心里很纳闷，反对党和毛主席是反革命，反对个别红卫兵怎么也是反革命呢？晚上七点左右，来了几个军人和男红卫兵，气氛十分紧张，突然两个男红卫兵上去将张宗斌从铺位上揪到台前，一边一个把他的骼膊反扭到背后向上举着，又用力将他的脖子掐到膝盖以下，据说这叫“开飞机”。我们几个学员分别代表工人、农民和学生对他进行批判，军人主持会议并带我们喊口号，两小时热烈的批斗会后，“三代红五类”的张宗斌被作为反革命送到专政班去了。我们也都领会了“谁反对红卫兵，谁就是反革命”的“真理”了。
那半个月的拘禁生活，令我终生难忘，也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只有自由才是人的第一需要和第一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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