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蓉: 文艺界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著名的西北民歌演唱者李亚蓉,多次到人民大会堂、中央电视台等最重要场所用西北方言诠释最地道的西北民歌。“听了她的歌,你只有流泪。”著名电影导演滕文骥说。“《走西口》你听了千百回,但她一唱,你就像第一次听一样,感到一个重物敲在了胸口上。”李亚蓉在中央美术学院就学时的导师、著名雕塑家钱邵武说。李亚蓉最近有两件事震动了文化界:一是出版了她的最新专辑--音乐笔记《西部咏叹:小亲圪蛋》;二是她以十多年“混迹”文艺界的经历和资格,对中国文艺界说了声“不”--即她的文化体自传《我是你的》。
藏污纳垢的文艺界
《青年参考》:你这种以身相搏,甚至同归于尽的做法,可能许多人会不理解,一些被涉及到的人还正在要位……
李亚蓉:我觉得,这都是我经历的,没有不实之词。而且这本书有更多的内容谈到我的父亲。我内心总有一种东西化不去,这来自我的父亲、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把一辈子献给了山沟里的军工厂、带领几百个衣衫褴褛的工人兄弟苦干的好人。我的童年是跟这些人在一起的,他们教会我朴素、同情和对劳动者的爱。
《青年参考》:有时候,一个女人所经历的比男人更真实,男人只经历表面,女人体味内心。你笔下的文艺界让人大吃一惊?
李亚蓉:真实是残酷的。十几年前,我初进北京,被某某国际艺术杂志社聘为美编。杂志社在北京城北一个不起眼的楼房里的地下室里,那里聚集着一大批最先下海的“文化精英”。有作家、诗人、教授、书画家和文化干部等。
别看这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不起眼,里面藏着的人可很有来头。但正如这肮脏的环境一样,里面的许多名人也同样肮脏。你只要稍跟他们接触,就会迅速褪去崇拜感。
地下室不仅经常没人清理卫生,还经常无故停电,特别是天黑大家正用电的时候。有人说,是这个地下室的老板娘--一个知名作家的东北老婆干的。她承包了这个地下室,大概是看晚上用电太多心疼了,有人几次看见老板娘鬼鬼祟祟在电闸旁鼓捣什么。大家都明白了,暗地里憋着股劲儿报复,白天一来电,这帮人就串通好了,可劲儿造电,本来用50瓦的电炉子换成了1000瓦的,原先只是用电炉子烧烧水,煮煮方便面,现在改成炖肉、熬粥、取暖了。这文人们的报复颇阴损。
《青年参考》:这些作家艺术家们已经没有起码的尊严了。
李亚蓉:每天深夜里,这些文人喝酒、唱歌、聊天,闹得越来越猖狂,既是为报复老板娘,也是撒野折腾别人,心里取个乐。有个诗人每天半夜两点在楼道里胡乱喊唱,声特哎,像猫头鹰笑……可把老板娘气惨了,终于在一天夜里爆发了:她穿着睡衣、披头散发地冲着楼道里骂着脏话……每个房间都坏笑着。
《青年参考》:这些人怎么能担负“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重任。
李亚蓉:我所在的那家杂志社更是鱼龙混杂。编辑部有5个人:一位是男青年,说是某大学弃学逃出来的。整天打电话就是管企业要钱;一位是40多岁粗矮秃顶的中年男人,一脸狡诈,满口黄段子;另一位是30多岁的女编辑,真实身份隐藏得不露蛛丝马迹。她眼睛里射着一股凶光,跟主编说话才略显些肉麻的温柔。
《青年参考》:你的大作《我是你的》描写了一幅十分灰色的图景。
李亚蓉:一天,中年男人从山东领来一个细皮嫩肉的十几岁的女孩子,说是新招来的女编辑,准备和他一起去云贵川几省采访。他手里挥着一张纸,得意洋洋地说,这是国家某部委开的介绍信,有了它一路上就能吃香喝辣,还能弄钱。过了二十几天,中年男人回来了,一进门就骂:????,如今下面的人警惕性高了,一分钱也难搞了,谁的介绍信也不灵了。
我发现,跟他一起去“采访”的那个女孩的神情比刚见时显得忧郁和疲惫,一说话,眼睛总要瞄一下中年男人。
当天夜里一两点钟,对面办公室里发出一声尖尖的惨叫,像是那女孩的哭喊:“你个老流氓,大骗子,你毁了我,你是个王八蛋!不是人!”接着,屋里传出乱打乱踢的咚咚声,惊动了整个地下室。大家把门敲开,看见那个山东女孩蜷缩在办公桌下哭,中年男人两手叉着腰,气势汹汹地对着门外的人一边搓着红鼻头一边喊着:“别理她,这丫头神经有毛病!”楼道里一片乌烟瘴气。
《青年参考》:那个汉子本不是文化人,不能冤枉文化界。
李亚蓉:我觉得主编还像个正儿八经的文化人,他平时话少,样子也显得蛮憨厚的,是个著名作家。我之所以还能忍受这里,就是因为他给了我一些信心。
一天早上,主编给我电话,说一个朋友搬家,把剩余的很多家具给了编辑部,让大家都去帮忙收拾一下。我一推门,却只见主编一个人在,他说其他人还没到呢,接着,他突然抽出一张彩色画片递给我:“小李,你看看这个!”我拿过来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是一张外国男女正在做那个事的图片,心里陡然害怕起来,几步冲到门口准备逃跑,没想到被他一个箭步拦住:“真的喜欢你,你还看不出吗?”我不知哪来的勇气使劲给他一个大耳光,推开门便冲了出去。
回到编辑部不到10分钟,那个女编辑进来对趴在桌上哭的我说:主编特别生气,让我转告你,拿着铺盖卷马上滚!
没有信仰的娱乐界
《青年参考》:情欲使人变得丑恶。
李亚蓉:在没有敬畏,没有信仰的环境中,人必然变得如此堕落。法律管不着的地方多着呢,如果没有信仰,只能由着欲望泛滥。我在《我是你的》书中写了许多这方面的故事。我从中央美院毕业后,又到处演唱山陕民歌。后来我的民歌手的名气比雕塑家的名气大了,许多人把我当成“圈里人”。西安一个大酒店开业,让我请几个明星去捧场。我托中央电视台和报界的朋友帮忙,与几位歌星影星约定下来。但娱乐界的事儿,水深着呢。无形中,我成了这些明星眼里的“穴头”,以为我要挣什么大钱似的。这些“星”们,最离不开的是穴头,最恨的也是穴头。
我生怕自己被那些明星当成老奸巨猾的穴头,一再声明,自己是为朋友和亲戚帮忙,一分钱不挣。并且保证,一下飞机立即把出场费给大家,每人还签了份协议。
等我为众位明星买好了机票,通知他们第二天中午登机时,一位当时正红的女歌星在电话里突然变卦:“请你立即把全部现款在飞机起飞前送到我这儿,否则我不去了。”我一听急得差点哭了:“你那天不是说看在某某朋友面上答应到西安后再给也行吗?”那位那几年很火的女歌星声音极其坚定:“那是不可能的!”一副流氓腔,最后总算求姑奶奶似的把她哄上飞机。
一下飞机,为了守约,到酒店就把钱全给了这些演员。可是那女歌星拿到钱就不见了,把所有人急得团团转,直到临开演还有几分钟她才赶来,说是到电视台为自己做节目去了。
《青年参考》:你描写得太生动了,绝对是虚构文学做不出来的。
李亚蓉:更可恶的是,在宾馆结账时,某房间里丢了一套日本式和服,所有的演员都不吭声,服务员只好要求大家开箱检查,这个女歌星一点不脸红地说,“在我这儿呢,谁知道你们这破玩意还要收回呢。”宾馆罚了她800元钱。
回到北京后,我跟别人探讨那个歌星的所为,人家笑我傻冒,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歌星很多都这样,穴头更黑。有个京城名记对我说,“亚蓉,你要知道,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在我采访明星的这些年里,什么事没见过,你知道明星是怎么红起来的吗?钱,哪个不是钱托起来的。别看他们在电视里人五人六的,下来什么都干,很容易得手。一些老板知道我认识很多星,常托我找明星陪吃饭、陪打麻将、陪玩。他们是在互相攀比,他们之间一吹就是:谁谁让我给‘办’了。”
这个女星和她的同类让我对娱乐界彻底绝望,我从此独唱独演,一般不和他们为伍。
作曲家良莠不齐
李亚蓉:我的书还写到:1996年,我拍摄的MTV《庄稼汉》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获了大奖后,赞誉不断,这时一位热爱音乐的老板决定和我一起出一盘山陕民歌专辑。谁知从此又见识了作曲界。
从陕北采风回来,我们3人立即投入寻找作曲家的行动。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原来这作曲家也良莠不齐,什么鸟都有。
我慢慢发现,这圈子里的人要钱要得狠着呢,一首曲子挣个万儿八千的是个普通数。人们只听说歌星挣钱吓人,却不知作曲家在背后管歌星要钱要得多狠。有位知名作曲家自嘲:说每次要钱的感觉就像“妓女干活儿”,自己都嫌自己讨厌、脏。
《青年参考》:怪不得多少年都没有好歌了。
李亚蓉:跟作曲家打交道,一个字:难。有名的作曲家为了挣钱,粗制滥造的不少,你想退货,绝对没门。作曲界大多是杂家出身,混混儿居多。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作曲家,可那位在陕北已经跟我们谈好的民歌大王又变了卦,突然杀到北京,对我们说:“一首歌一万,要不然告你们侵权。”
这哪跟哪呀,一个农民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我被这艺术界一个个伸过来的要钱黑手弄晕了。几天来连续失眠。情急之中,突然有了一个更好的创意:干脆把那个歌王撇开,做一个西部群体歌王的专辑,我原来就认识几个山陕唱歌唱得好的,再找几个并不难。这个创意一出,大家叫好。
各路山歌大王就聚齐我家。事情快成功了,老板递过来一份手写的合同,上面写着“不计报酬”云云,我愣了,当初答应的10万元没影了,百分之多少也没影了。著名作家赵瑜看到这份合同对我说:这份合同起草得非常技巧,除了证明你是总策划人和证明全部版权归他外,其他等于什么都没写。你看,他要收回全部的投资后方可利润分成,可投资是多少没写,是100万?还是1000万?谁来监督收没收回来?没有利润,那版权的30%怎么是你的?这份合同有问题。
我径直去找老板,这时发觉老板说话的口气和神态已不再是当初走进我家时那副样子。他说做这盘专辑全是为了我出名,“你不是喜欢民歌吗,现在怎么开始计较利益了?”
过了几天女友给我打来电话说,“老板不想和你合作了,说你这个人太在乎利益……”我听了这话心里像堵了块石头,噎得难受。是他主动找上门的,是他提出用我的MTV做主打歌的,现在一切都做好了,农民歌王们都找来了,他说不合作就不合作了……,我在电话里哭了起来。
后来我知道,是那个作曲家捣的鬼。这个人造谣剽窃无所不干,就是歌曲写得俗不可耐。
《青年参考》:欺骗和侮辱,这就是你在文化艺术界所得到的。
李亚蓉:后来,我才明白,要在这污泥浊水般的行业中生存,对这些所谓的艺术家一定不能客气,要先小人后君子,一定不能毫无防备地奉献自己的理想……
《青年参考》:你虽然想通了,但你的理想全破灭了,你对父辈有一种下意识的愧疚。
李亚蓉:于是我写了这本充满反思的书。我想说,文艺界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当然不光是文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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