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王国的豪言壮语 --记60-62年三年大饥饿年代--

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全国农村已全部公社化,粮食高产卫星一个比一个放得高,《人民日报》头版的红色报喜标题一个比一个大。稻子自三、五千斤到58年9月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报的13万4百34斤14两4钱,以后还有达亩产83万斤的“神话高产田”;小麦也由河南遂平创的亩产2105斤开始,突破达1万5千斤。《人民日报》也登载一个“有觉悟、有意见”的老贫农提出“如果这样下去,明年粮仓已不够用,动员全村人到地里挑谷子(当时农村基本还没有汽车),挑到第二年收割还挑不完,这样太粮食多就成灾了。”

新华社在58年10月刊登了河南一天就炼了105万吨钢铁,如这样下去,仅河南一省年产钢铁量就达成3亿多吨,一个省的产量就把美、苏等钢铁大国远远抛在后面了,更别说全中国了。

全国人民在这股被激发出来的冲天干劲下,不少地方提出“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谁敢漫天开口,谁就是“红旗”、“左派”,否则是“白旗”,甚至要批斗。即使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因为怕批斗也不敢问“为什么”。天天讲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即使到59年下半年,全国“凶象”已露,不少省份如贵州等已开始饿死人,不少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已多日揭不开锅,农民家里的锅都已砸了炼钢去了,粮食也都已交给公社,等着他们的是挨饿的命运。

在60年初,不少“千斤省”如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已有大批农民饿死,不少人家全家饿死,成为绝户,后来又有全村饿死的,成为“绝村”。贵州江口县到60年全县已饿死一半人,群众抢粮,军队镇压,造成死人无数,见此情景,该县县长自觉对不起老百姓,遂为饥民开仓,自知死罪难免,就自杀了。该县书记也因向上虚报粮食产量,致使征收过多,导致当地老百姓大批饿死,就投河自尽了。

可是就在这样全国一片凄惨的情景下,中共中央机关报在60年元旦社论和刘少奇新年致词中还是谈“现在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同年4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1960年是我国农业继续全面大发展的一年”,直到全国饿死四千万人之后,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公报中还是提“我们已取得58年到60年的连续三年大跃进”,他们说谎已达疯狂、没有人性、不说谎勿宁死的地步了。

1960年一开始社论还是提出“开门红,日日红”,似乎还可以放高产卫星,那就是连泥巴都可以作为粮食吃,空气也可以折合成粮食计算,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太多了。

那时人们会记忆犹新地想起毛泽东在58年讲的“明年如果又翻一翻,过剩粮食如何处置”,又与湖北一些官员讲:“我们粮食多得不得了”。同年在8月份的《人民日报》社论上提出“徐水的人民公社在不远的将来,把人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时代”。安徽第一书记曾希盛说过:“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既太多了,吃不完怎么办?),话音才落2年,全国因饥饿死亡的人数就已达500万(占全省人口十分之一以上)。

58年曾在《人民日报》上以特大红标题“报喜”,创全国粮食高产的广西环江县仅60年一年就饿死3万人,并出现人吃人的现象,甚至有公开卖人肉的。

就在这哀鸿遍野,目不忍睹的中华大地上,河南省委书记吴之圃仍然下令“不许一家农户烟囱冒烟”,并提出“解救饥民是小事,学习中央文件是大事”。就是饿死也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主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你看,中共这些干部是多么冷酷,自私,即使你在饿死前的最后时刻,你还要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感谢毛主席”,然后再带着对党、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而“幸福”的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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