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政治冲突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香港争民主已经没有“两制”的屏障。
董建华的政治报告可以说是他把港人政改这个球踢给中央，也可以说是中央通架空了董建华的管治，政治上实行直接施治港人。两种理解的结果是一样的：已经没有两制这个屏障，香港政治诉求与党中央作正面和直接的一国一制式的交锋。
过去香港人天真地以为“两制”是可以长期存在的真东西，政改可以在两制的缓冲下只和特区政府打交道，避开中央。所以民意调查在在表现为香港人对中央友好而恶对董及其保皇党；港人及其意见代表民主派也小心翼翼避开中央。这种情绪和采用的策略是无可厚非的，但并不是现实的：要避开中央行政改，是幻想。实质上，现在港人与广州上海北京南京争取政政治民主自由人权的处境并无二致。
第二个特点：香港原来自由式争取民主变成了鸟笼式争取民主。
党制定的这个鸟笼，大小刚好容下今天香港人拥有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范围。北京四大护法金刚作的谈话就是尺度标准。港人只能在鸟笼内进行改革，不能逾越鸟笼雷池半步。说白了就是和大陆任何地方一样，只可“行政改革”不准政制改革。
这么说来，香港人的加速政改诉求泡汤了？
答案是极可能如此，但未必必然如此。
“极可能如此”答案的根据是因为民主政改在党僵化思维下，视作为颠覆党的逆天罪行，所以，党绝不会答应港人加速政改的要求。其次是港人与中央交锋，短期内力量不成对比，无法抗衡中央。第三是，上次说过了，港人争取民主权利的意志和迫切感远逊于视保权为第一要务的中央。
我们还要注意到另外两种现实的作用，一是香港一国两制对台湾的垂范作用基本已经没有现实意义，所以中央可能用破罐破摔的态度压制港人的政治诉求。二是，一个两制目的是为了降低港人对中共反感和减少收回香港的阻力，但现在这些都已经没意义，所以两制实无保留的必要。加上两制的本质容涵是以党的社会主义不如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预设为前提的，所以“两制”实是鲠在党喉咙里的骨头；非去之不可。
在这样情况下，香港人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就与大陆任何一城市没有实质差别。所以，香港加速政改的诉求泡汤是极正常和可能的事。
“未必必然如此”的根据又是甚么呢？
第一个根据是“港人有力量”。
港人争取加速政改除了实质与内地相同外，还有一些与内地不同之处。香港人有自己的组织、政党；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是有法为据的合法行为，即使是长毛也不会触犯颠覆罪；香港人争取权利已是人所认同的文化传统习惯。这是殖民地留给港人的宝贵遗产，也是“两制”外衣下得于侥幸残存的财宝。如果大陆人也有这分民间力量，大陆人民争取权利的处境绝不会是今天的状况。看来，现在要消灭这股港人力量是难乎其难了。虽然是强弱对比悬殊，但毕竟是你吃不了我，我吞不下你。若港人能保持现今的理性与策略长期周旋下去，中央是很难不作让步的。
第二个根据是港人得道多助，中央失道寡助。
很多人对政治斗争中的道义力量不够重视，实际上道义这个软力量往往能战胜非正义暴力这个硬力量。港人得道多助表现在得到广大的国内觉醒的人民的支持，而觉醒者越来越多；得到泛的国际社会的支持；得到例如美国等政府的支持。世界上已经出现过很多看似弱小，但在得道多助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例。所以香港人的加速民主政改的成功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第三个根据是在香港，中央失去了一手遮天、关门打狗的条件。
国内人民争取权利之所以无法打开僵局，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央可以严密封锁消息，关起门来打狗，把争取权利者隔开来无声无息地逐个消灭。在香港这个有言论自由和暴露在世人光天化日下的现代化开放城市，中央绝无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条件保证了香港民众力量生存的条件。
第四个根据是中共在港力量（土共及其外围组织）无法与中央保持一致，无法抗拒香港人的加速民主政改的诉求。
71和11大游行，1123区选大败，给他们的教训也够深刻的了。若赤裸裸地支持中央就会遭受到港人的唾弃，无疑是政治自杀。自身的追随也会反对他们，逼到他们无法不背离中央而支持政改。工联会和民建联现在处境就是如此。中央可能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迫对香港人民让步。
第五个可能是双方变化。
中央反政改力量是会变化的，变成更反民主的可能性不大，变为倾向认同香港政改要求的可能性大些，但港人民主主诉求只会有增无减。
由这五点看来，香港人争取胜利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香港有别于大陆，不断扩大或冲破鸟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若出现这个可能，大陆局势会被香港牵着鼻子走了；我说的香港可能是大陆政改的火车头就是这个意思。
这只是骤变初始对时局的最初步的评估，现在作任何断言都为时过早。因为变量极多，未来国内外很多人们无法意料而对香港局势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也极多。将来局势，必须不断根据新形势作跟进评估。
2004/1/11
《议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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