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铮:《静水流深》--- 纪实文学连载(11) 第四部劳教血泪

2004-01-10 01:15 作者:曾铮着
第二章移监天堂河

攻心洗脑

“天堂河”是个地名，位于北京市大兴县。劳教所建在这里，所以“天堂河”荒诞地也成了劳教所的名称。

“天堂河”的入门程序跟调遣处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一间水房进行搜身，这让我有机会用满是污渍的手捧几大口自来水喝。

等一切就绪，天已黑透。我们五十一个新来的被编做四个班，每班十几个人。四个班组成一个新中队，叫“入所队”，意即新进劳教所的队。我和王可被编进三班。

镇压法轮功前，北京市女子劳教所一共只有两中队：一中队和二中队。一中队全是吸毒的，叫“粉儿队”，意即都吸“白粉”；二中队，主要是卖淫、盗窃、抢劫、卖黄色光盘的组成。

劳教所第一个法轮功学员是1999年10月进来的，第二个是11月，第三批是2000年春节进来的，然后就是5月26日进来的一大批，共三十多人。这批人跟我们同时被判劳教，不同的是她们没先待过调遣处，而是在原来的“北京市犯罪人员遣送处”短暂停留后，就直接送进劳教所，分散编进原有的两中队。

劳教所有两幢一字排开、相隔十几米的四层楼宿舍，每座楼前各有一操场，电动大门在操场另一边。宿舍后面从西往东依次是食堂、一个能容纳约四百人的礼堂、锅炉房和两座车间，然后就是外面的一圈高墙，紧挨着高墙处有些破旧平房。

紧闭的大门东边有幢小楼，叫“团聚楼”，医务室和家属会见室都在这里。西边是“监狱中的监狱”──集训队和禁闭室所在地。据说是新盖的，一看就比劳教所其他房子新，外表呈蜂窝状的六边形，有说不出的怪异和诡秘。

“入所队”和一、二中队同住东面那幢楼，每队各占一层，互不相干；西面那座关着“少教队”四十多个十几岁的少年男犯。男、女劳教所互换时，他们没跟着其他成年男犯搬走，大概那边地方不够吧。

来之前就听春玲说，到了劳教所就可洗澡了，就寝前小哨终于来领我们到水房，给我们二十分钟。

水房没有淋浴设施，只有两排洗脸池，八个水龙头只有四个是好的，班里四个吸毒的一上来就占了三个，我们八个法轮功学员只有一个水龙头可用，只能轮流用最快的速度用脸盆接点水端到一边去洗，好将水龙头让给下一个人。

想在二十分钟内洗净三十多天攒下来的污垢可是大不易。我飞快擦着身子，生怕时间来不及。刚洗没几分钟，就听小哨在外边叫：“曾铮！队长找！快穿衣服！”

没容我将身上的水擦净，小哨就催促我进了警察值班室。

值班室只有一个年轻警察，她皱着眉嘟着嘴，像在跟谁生气似的。心不在焉问了我几句话，既同情又不理解：

“你们这样折腾有什么用呢？国家能听你们的吗？白白来受这个罪！”

我看看她那张年轻的脸，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只说了一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她愣了半晌，似乎再想不出别的词儿，就生气地说：“回去吧！”

后来我才知道，劳教所漫长而残酷的“攻心”和“反攻心”、“洗脑”和“反洗脑”、“转化”和“反转化”这就算开始了。对其他类型的人来说，到劳教所就是干活挣分，攒分评奖，争取提前回家，或者到日子走人。而对法轮功学员来说，那完全是另一码事儿。

硬的不行来软的

回到班里，其他人都洗完了，在小凳子上枯坐着，不许睡。功友赶紧问我什么事，听说只是问了几句话，大家才放松。调遣处是动不动就把人叫出去电一通、揍一通，常看到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在那样的环境待久了，对那些事已见多不怪，这里没把我怎么样，大家反倒有点意外。

慢慢才知道，这是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调遣处的警察先充当“恶人”，用电棍、不许说话、不许抬头、不许洗澡、不许洗衣服、长时间蹲、站…等高压手段，进行最残酷的“严管”，让你没有半点人格尊严和自由，让你心理上的承受超过极限；然后再由劳教所这边扮演“善人”，不再要求你“低头抱手”，每天洗漱时间延长到五分钟、甚至有套换洗衣服等。

在你全神贯注准备应对更残酷的折磨时，环境骤然松弛，反过来“和颜悦色”地待你，“无微不至”地“关怀”你，用一“紧”一“轻”的强烈对比，在你的心理造成巨大落差，然后问你：“你看，法轮功好还是劳教所好啊？你炼法轮功炼进劳教所了，李洪志在国外好吃好喝的，也不来救你；可是队长们对你们怎么样啊？我们没有拿你们当犯人，只要思想上转过弯来，国家照样还当你们是人民……。”

有人一下子就从心理上被击垮了。硬的不吃，软的总吃吧？软的不吃，再上硬的也不迟，反正有的是时间慢慢整治你。

十二月来的一个学员就是这样被“转化”的。北京十二月的天很冷，温度早降到零下。我们在调遣处是热得受不了，她们在那里则天天冻得直哆嗦。搜完行李，有棉袄、厚毛衣也不让穿，一律打包放到库房，每人只许穿件薄毛衣坐在班里，门成天开着，嗖嗖的冷风不断灌进来，洗脸巾都冻得硬梆梆。她们白天黑夜都被冻得牙齿打颤，从没暖和过。有个学员脚趾被冻出好多像烫伤的大水泡，连鞋都穿不进去，走路也很困难，一到晚上还奇痒无比。

她咬牙忍着，从没叫过苦，被移到劳教所后，中队长来“关怀”她，允许她在班里穿拖鞋、带她到医务室去拿冻伤膏、每三两天就殷勤探问。受惯“压榨”的人，在这么一点“关怀”面前却受不了，于是她痛哭流涕掉进这个精心构造的心理陷阱，顺水推舟就被“转化”了。

赌气写保证

枯坐到半夜，大队长又找我谈话。她姓侯，四十多岁，黑瘦干瘪，没有半分女人味，也毫无个人的思想与判断。党成功地将她培养成一个只知执行命令的工具，只不过她不自知。

她劈头盖脸训了我一通，看我丝毫没有“悔意”，将火气压了又压，没做更大的发作就叫我回去了。

回去不久，“所领导”又来。这时已凌晨一两点。被折腾一天，我已到心力交瘁的边缘。

“所领导”也是个工具，不过更阴险、更“高级”。他的“高级”在于他充当工具的“高度自觉性”，而由工具上升为工具的操纵者。

因为他的“高级”，他比侯队长更“自重身分”，更有“耐心”，在说了一句他有百分之百把握“转化”我以后，就不再提“转化”二字，只问我认识不认识杨静。他说杨静也是研究生，很能干，很“明白”，来了不久就“转化”，六月份就被“所外执行”释放。他说过几天杨静要回劳教所与学员们座谈，问我愿不愿意参加。

我想起在调遣处曾看过一份劳教所的内部报纸，报导两个法轮功学员因为“转化”已被释放，其中一个就是杨静。

我说我不愿意，“所领导”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不再多说，只是很“客气”地叫我写份遵守劳教所纪律、在劳教所期间不炼功的保证。

我脑里突然有一种赌气式的想法。心想不就是写保证吗？你以为我写了保证就等于放弃修炼吗？门也没有！再说你们说的不炼功不就是不做动作？不做动作有啥了不起？修炼是修心，你们懂不懂？保证就保证好了。

于是我立即写下保证，他很满意地让我回去了。也许我的“赌气”只是表象，实质的原因是我本能觉得他“客气”得可怕。也可能是经过一整天折腾，我实在太疲倦，疲倦到没有正常的思维和意志。

经过楼道时，看到十几个功友“面壁”而站。班里吸毒的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她们拒写保证。我筋疲力尽地想，她们是对的，我应该出去和她们站在一起。但这念一闪而过，我又筋疲力尽对自己说：明天吧。然后我一头倒在床上睡死过去。

种草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准时起床。这是劳教所雷打不动的起床时间。不管前晚睡得再晚，甚至根本没睡，每天都得这时起床。遇到什么领导、来宾要来检查工作或参观之类，那我们更得四点钟就被叫起来，“掘地三尺”地打扫卫生。

过了几天，我才搞清楚宿舍的“地形”。楼的中间是楼道，楼道南北两边各有一排房间，包含宿舍、水房、厕所。楼道左右两道铁栅栏门，东边的那道将劳教人员与队长的宿舍、值班室分开，西面的那道门后有个房间挂着“集训队”牌子，有三个人正被“集训”。这时新盖的蜂窝状的“集训队”专房还未启用。

“集训”在劳教所是种很严厉的惩罚手段。没有法轮功学员之前，这种手段被用来惩罚那些在劳教所内还敢违法犯错、顶撞队长、不服管教的人。集训期一般是三个月，在此期间，天天只许吃窝头、咸菜，不许采买、不许会见家属、不许写信、级别降到“严管”级、天天要比其他劳教人员起早睡晚等。如果被关禁闭，禁闭期多长，劳教期就延多长，关完禁闭还要集训三个月。

法轮功学员来了后，所有的规则都改了。打架斗殴、偷东西骂人都是小事，不“转化”才是大事。“转化率”达不到指定目标，警察就可能丢官、丢饭碗。从我们来了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类型的劳教人员下过集训。

入所队享受的“待遇”，介于正常和集训的待遇之间，除了不用天天吃窝头咸菜，其他都差不多。劳教所的四周原是烂坟场、垃圾堆，野草丛生。十月份天堂河劳教所要争创“部级文明劳教所”，这样的环境是不够格的，于是我们到劳教所的第一种苦役便是将烂坟场改造成绿草地。

北京的夏天，五点半天就已大亮，七月正是三伏天，一起床就闷热难当。

劳教人员要出门干活，手续就跟皇上起驾出宫一样繁多。出门前要事先报告人数、干什么活、多长时间等，所里还要安排“护卫队”“护驾”，以防有人逃跑。

出门的程序也很繁琐，先在楼道报数，出了楼门再次报数，列队开到大门口由带队警察将事先申请的“出门条”交给门卫，第三次报数清点人数，门卫验明无误后，电动大门才会带着刺耳响声缓缓打开。

出门后气氛更紧张，护卫队全副武装的男警骑着摩托车来回巡逻；小哨手持彩旗站在劳役地点四周，监视全场的人；带队警察更是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既要盯着干活的人，还要防着担任警戒任务的小哨──她们也是劳教人员，保不定也会起逃跑的心。

在护卫队、带队警察、小哨三重监视下，我们的苦役生涯开始了。劳教所地处郊区，人烟罕至，只偶尔有路过行人好奇停下来打量。

“种草”前，得先“拔草”。一人多高长得像树的野草得两三个人合力使劲，才能将它们从地里拔出。刚拔几棵，我的手就磨出大血泡。

将野草拔光，垃圾、石块清净，才能开始种草。要种的是一块块像地毯的草。我们将草皮从卡车卸下，一块块搬到地里，使劲掰成一棵一棵，再等距间隔十公分种下，种出来的草得像接受检阅的部队排得横平竖直。这是最难的，很多时候种着种着就歪了，还得一棵棵拔了重来。

我们没有种草工具，就是用手在地里刨坑。后来我们一到地里就低头四下看，在刚运走垃圾的地上寻找“漏网”的瓦片或木条。哪怕是一小块碎磁盘，也是可以拿来当工具的宝贝。

由于“宝贝”难寻，本想揣在兜里带回去，下次干活时接着使，但干完活回宿舍前须翻兜搜身，什么也不能带回去。据说这是免得你用它自杀或伤人。后来我们只好将“宝贝”埋在地里做上记号，运气好的话，下次干活说不定还能找到。

每天的劳役很重，要种草的野地有几千平方米大，有时我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以上，最忙时早上五点半一起床就开到地里，干到吃饭时间，排队直接开到食堂，吃完饭马上回到地里接着干。

天天蹲在烈日下苦干，汗水浸透衣裤。但是不管出了多少汗，我们从没喝过水，只能不间断干活。水分都从汗腺蒸发，倒免去上厕所的麻烦。再说劳教所门外根本没有厕所，所以我们种了那么多天草，从没有人要求上厕所。

有一天入所队的中队长苏瑞带我们出工，有几个“二进宫”（第二次进劳教所）的吸毒人员认识她，干到半中午，她们壮着胆要求歇一会。

苏瑞同意了，我们一屁股坐在泥地，顾不得干净还是脏。天闷得让人喘不出气，这一歇倒觉得累。远远的马路，有辆出租车经过。杨建萍满眼艳羡低声说：“真想坐上那辆车回家啊！”

另一个吸毒的问：“苏队长，我们能唱首歌吗？”

“唱吧。”

十几个吸毒的似乎也没商量，就唱起同一首歌。这是一首她们自编的歌，在戒毒所、拘留所都很流行，名叫“我要回家”：

“一进了监狱的门哪，才知道监狱的苦。吃的是窝窝头呀，睡的是光板床……我含着眼泪呀，叫一声爹和娘，点点滴滴伤心的泪水就挂在了儿的脸上……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看我的妈妈。我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我不去看她，谁去看她……”

唱着唱着有人哭了起来，眼看就要“军心大乱”，苏队长急喝：“停！……”

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每天最苦、最难的不是在太阳下蹲得双腿发软，不是用磨出血泡的手在地里刨坑，也不是好容易将草种上又发现种歪要拔了重来，而是每天早上刚醒的一刹那。

虽然每天累得死去活来，但一睡觉还总做梦，一梦就是在牢里，从这个牢出来又进那个牢，似乎永无出头之日，梦中的我苦不堪言。醒来的第一念就是：天哪，原来我只是在做梦！太好了！但这种兴奋持续不到一秒就马上意识到：现实比恶梦更糟，我不但还身在劳教所，而且马上又是一天漫长的苦役……。

梦里梦外都是牢，无处可躲，无处可逃，心中的苦更甚于梦里。加上全身沉得像铅似的，多么想再睡一会。如果我不是以“修炼人”三个字来激励自己，用极大的意志咬牙从床上翻身而起，我很可能立刻全线崩溃，再也别想爬起来。

认罪认错薄弱环节

进了劳教所，很多较敏感的人都说这地方阴森森，像有什么阴险的东西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先不急着把你怎么样，因为它有的是时间，但它一定会慢慢来摆弄你。

刚开始我还没感觉，当警察让我们写“认罪认错书”时才感受到。可怕的不在于别的，而在于同来的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出现意见分歧。

主张写“认罪认错”的学员说，写个“认罪认错”也没什么，公安部的通告是说了不许在任何地方张贴、悬挂有法轮功字样的条幅等，我们上天安门去打横幅，不是违反这条么？认个罪认个错有什么，又不是说不修炼了。

这种说法让我某根神经警觉起来。我感到真正的问题来了，空气中似乎隐藏着什么不对劲的东西。但问题在哪里？到底多严重？却说不出，只是强烈感觉：这个什么“认罪认错”决不能写，这道防线一定要守住，决不能再退，否则就完了。

这个强烈的感觉让我意识到我那个保证也写错了。炼功是法轮功修炼的内容之一，我保证不炼功，不就跟保证不修炼一样吗？

意识到这点，我在“7．20”一周年那天正式写了一份声明，收回我的“保证”。我将声明交给苏瑞，她一脸愠怒，不过忍住没有发作，因为她们这时已制定“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暂时还不到对付我。

有一天，同班一个名叫王蓉的法轮功学员被叫走，很久没有回来。王蓉二十岁出头，双眼几乎失明，看东西要拿到眼前三五公分才能勉强瞧见，走路没人扶就会跌跌撞撞。

她的行动不便常被警察和小哨讽刺：“瞧你那德性！还炼法轮功呢！炼了半天怎么没把你的瞎眼炼好啊？天天白吃饭不干活，除了造粪你还会干什么？还不赶快转化回家，给劳教所省点粮食！”

因为她看不见，我们种草时她只能蹲在草堆旁用手摸索着将大块的草掰成一棵一棵，再颤颤巍巍抱到我们身边。偶尔拌脚连人带草摔出去，我们都在低头干活，没人看见，她只好在地上一棵一棵摸索那些摔出去的草……。

但她从没可怜过自己，脸上总挂着笑，不管别人怎么羞辱她都不生气。

那天我没注意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只觉哪里不对了，却又找不出缘由。

过了两天无意中瞥见她的胸口青了一大片，我才发现她脸上的笑意不见了！

“王蓉，你怎么啦？谁打你啦？”

她的泪扑簌簌掉下来，却死也不肯说她到底怎么了。

再过两天她被调到二班去，搬着铺盖卷走时，一直在哭。

又过了好些天，我们才辗转打听到，原来三班的管班队长看准王蓉是个“薄弱环节”，决定从她下手，打开让我们“认罪认错”的突破口。她将王蓉交给吸毒的小哨，将她弄到集训队旁的空房毒打，让她“骑摩托”、“壁虎爬墙”、“飞着”等。

“骑摩托”、“壁虎爬墙”、“飞着”分别是三种刑罚，前两种望文生义，就是长时间保持“骑摩托”或“壁虎爬墙”的姿式不许动。“飞着”则是让你先面朝墙站着，再使劲低头冲下，身体从腰部打弯，成为一个U字形，整个背部贴在墙上，再将两条骼膊上举，也贴于墙上，就这样待着不许动。一般人“飞”上几分钟就不行了，有人最高记录坚持了四十多分钟。

我不知道王蓉是“飞”了多久后写了“认罪认错”书，只知她作为第一个被突破的“薄弱环节”，羞愧得要命，所以我们怎么问她都只哭不说话。

故旧变标兵

过了几天，“所领导”又找我，旧话重提：那个座谈会机会难得，不去参加太可惜。

我没再坚持不去，没多久小哨就叫我名字，让我到楼道集合。同去的还有两人，其中一个是我第一次被关在派出所时认识的古华，她与我和王俭同属崇文区第一批被判劳教。

三人排成纵队，在苏队长押送下，来到大门外的所部办公楼。

一进座谈室，迎面就看到一张熟识的脸。这人三十多岁，我被抓前在一个功友家见过她，那天很多人都说要在“4.25”一周年时去天安门，只有她说她不想等到“4.25”，一天也不想等，13日就要去。她的决心大得谁也拦不住，我当时很佩服她的勇气和坚决。

这时再见到她，颇有“他乡遇故知”的温暖，我向她点点头，她认出我，也向我点点头。

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她身边，抢在警察给我指定座位前坐在她旁边，琢磨着怎么找机会跟她说话。看到她戴着的胸卡，才知她的名字叫胡秀英。

椭圆形的大会议桌已坐满人，有十几人穿着劳教人员的衣服，另十几人是警察。桌上摆着切好的西瓜，墙上有块黑板，花花绿绿写着一些字，好象是“欢迎某某某回所座谈”之类。

主持会议的“所领导”说，本来是请六月份得到“所外执行”已“转化”的原法轮功学员杨静和唐淑贞一起回来，但很遗憾杨静工作忙，来不了，只请回唐淑贞。谈之前我先说两句，唐淑贞文化不高，不善言辞，大家要遵守纪律，不要打断她。有什么不同意见下来再讲，尤其是入所队的三名新生。说到这里，他有意无意看我一眼。

“久闻大名”的杨静不来了，倒让我有些意外。一个多月后，我才知道惊人消息：劳教所头号“转化”“标兵”杨静并不是因工作来不了，而是当时就在劳教所的禁闭室关着！原来她被放出去后，警察请她到派出所去“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谁知她没把那些人“转化”过去，那些人却将她“转化”回来。她“转化”后马上又到地铁站去发法轮功传单，再度被抓。这等于给天堂河一个响亮的耳光，劳教所严密封锁此消息，一直将她秘密关在禁闭室。

唐淑贞四十多岁，是在场唯一着便装的人，看起来确实老实不善言辞。

她怯怯开了场，大约谈的是“转化”如何好、回家团圆一家人如何安定团结、以前如何因炼法轮功坐牢而伤害家人之类。

我听了一会，举手问“所领导”：“对不起，我有一个问题，可以问问她吗？”

“所领导”有点意外，又不愿破坏精心营造的“已转化法轮功学员与我所新生亲切交谈”的“良好”气氛，压着火气说：“你问吧。”

我看着唐淑贞的眼睛问她：“你想不想修了，是你个人的问题，但你炼过功，也看过老师的书。我只想请你摸着良心回答我一个问题：老师宣扬过地球爆炸吗？”

她被问住了，说不出话来。“所领导”紧张地盘算怎么收拾“残局”，我也赶紧想下面该怎么说。这时，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坐在我身边的胡秀英突然开口：“《转法轮》第18页，李洪志说……”

她哇啦哇啦叫嚷起码半个多小时，将《人民日报》社论远远比了下去。因为社论只是“粗笨”地造谣，她却是“精细”地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她将《转法轮》谈到的史前文明歪曲为鼓吹地球爆炸，从这里开始扭曲《转法轮》，进而大骂法轮功如何如何地“邪”，李洪志如何“不真”、“不善”、“不忍”。她言辞中的阴险和凶残，都隐藏在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的生命像突然被分成至少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我惊呆了，似乎是我正张开双臂，满腔热忱向“他乡故知”跑去，她却掏出匕首，朝着我的心窝就是一刀。这个三个月前不顾一切要上天安门，为了法轮功死都不怕的人，怎会一下子“反”到这种程度，变成一个恶魔呢？是我神经错乱，还是她神经错乱？！这一惊让我差点从椅上摔下来。

第二层次的我却纹丝未动，似乎这一切早在我预料中。我恬淡望着窗外的天空和田野，好象根本没听见她在说什么。

第三层次的我说：真正的、最严峻的考验来了。我回去一定要马上把她的情况讲给其他学员听，好让她们有心理准备，给她们打个“预防针”。

等她终于讲完，我再次举手对“所领导”说：“我能谈谈听了她的发言的体会吗？我只说三句。”

“所领导”这时心情好极了，胡秀英的发言在他看来是“力挽狂澜”，将唐淑贞和座谈会的局面都“解救”了。

得到他的同意，我说：“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感到很惊讶：她‘转化’得这么彻底，为什么还没有得到‘所外执行’？”

“所领导”还没来得及讲话，急性子的侯大队长就先开口解释。胡秀英也抢着说：“今天上午我先生来看我，我还对他说，你先别高兴，我还不回去呢，我要留在这里帮队长做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

我在心里问她：你刚才发言说你以前为了法轮功去坐牢，你先生头发都急白了你也不管，也不回家尽你作妻子的责任，真自私等，那你现在明明可以回家却不回家，怎不说自己自私了呢？

但我知道这时的她已不可理喻，因此没有去接她的话，只继续说：“我的第二句话是，我要感谢胡秀英……。”

我的话还没讲完，侯大队长又插进来。她以为胡秀英的一番话已将我转化过来，让我从法轮功的“精神枷锁”跳出来，我才要“感谢”她。

好容易等她讲完，我才接着说：“对不起，刚才我第二句话还没有讲完，现在接着说。东方人修炼讲‘悟’，西方人修炼讲‘信’。我要感谢胡秀英帮我修了一把‘信’，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是，我修炼法轮功的体会是，我相信‘真、善、忍’是宇宙的最高特性，不管别人有没有做到‘真、善、忍’，我都要做到‘真、善、忍’。就这三句话。谢谢。”

最后一句是针对胡秀英对李洪志先生的个人攻击说的。我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去为师父的品行跟她们纠缠，“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所以我选择那样讲，堵住她们的嘴，表明自己的心。

讲完这三句话，我很舒畅，顺手拿起面前的西瓜吃了起来（这是我在劳教所唯一一次吃到西瓜）。其他人也开始发言，才知来的大部分都是已经“转化”的人。最后“所领导”满意地总结，今天的会开得很好，为了把劳教所的工作做好，大家今后有什么问题意见只管提；现在准备散会…

我突然想起王蓉胸口的伤，第三次举手说：“既然如此，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可以提吗？”

“所领导”愣了愣，勉强说道：“提吧。”

“请问，调遣处也好，劳教所也好，允许劳教人员打其他人吗？”

我的问题像一颗小手榴弹扔在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去的警察中间，一下子炸出好多不同的反应。有人吃惊，有人尴尬，有人愠怒，还有一男一女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只定定盯着我看。

这一切我尽收眼底，又像什么都没看见，静静坐在原处望着“所领导”，等着他给我答案。“所领导”下意识搓着手，绕了八百多个弯子，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说“具体问题要具体调查，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找本队队长反映，不要听信谣言。”座谈会就“圆满结束”了。

回到班里，我立刻将座谈会的情况讲给功友听，她们都非常震惊。我说这下子我知道我们在劳教所要修什么了：“坚定法”，就这三个字。

草种得刚有眉目，六讲十二课时的“系列讲座”就开始了──这是劳教所想出来“转化”我们的办法。“讲座”内容基本就是反复重复《人民日报》的社论。“主讲人”除了警察，还有大学哲学教授。听“课”礼堂四周还有手执电棍的男警“侍候”。

“第二讲”的女警是调遣处的管教科科长。我在调遣处没跟她讲过话，但对她印象深刻。有一天她路过我们窗边，瞪着她纹着粗黑眼线的双眼往里面随意一瞥，就这一眼让我记住了她。她的眼睛后面蕴藏的恶毒，甚至那一瞥之间就将眼光所扫过的地方全部覆盖，让人不寒而栗。

她先是将世界上的邪教所干过的令人发指的事条条罗列，接着强调《人民日报》关于炼法轮功“自杀”、“剖腹”、死了多少人等谣言。提到法轮功时，她的语气格外充满仇恨，音量大到极限，通过高音喇叭传出来，只觉整个礼堂都在跟她一起叫嚣。讲到最激动处，她几乎要用力过猛而从讲台上摔下来。

正当我努力约束自己，不让自己的情绪被布满礼堂的恶毒喧嚣带动，礼堂后面突然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法轮大法是正法！”

我转过头去，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鹤立鸡群站起来，好几个警察疯狂向她扑过去，捂嘴的捂嘴，扭骼膊的扭骼膊，三下五除二就将她拖出礼堂。几个手持电棍的警察也跟过去，所有电棍一齐劈叭作响。

礼堂的秩序很快就恢复，“讲课”的警察面不改色继续叫着。几个月后，有人在劳教人员医院中见过这个老太太。她那天喊完那句话就被送进集训队。她在集训队的情形不清楚，只知她被送到医院时头上有好大的伤口，头盖骨可怕地露在外头。

织毛衣的白痴

“系列讲座”还没讲利落，毛衣活又来了。之前，我常看到二中队的人下楼去食堂吃饭时，手里抱着毛衣针，骼膊或衣服扣子上挂着盛线球的塑料袋，边走边织。我心想：这也太过分了吧，走路还织？

这天警察突然通知我们，二中队接了一批织活，时间很紧，我们队必须分担四十件。各班马上选一个“劳动员”到队部“学活”。

劳教所每班有一个“劳动员”，负责去学生产技术、工艺流程和质量要求，回来后教会班里其他人，再将分配到本班的任务分到每人手里，并保证本班所有产品的质量。

我被指定为三班的“劳动员”。到队部办公室时，看见里面坐着从二中队请来的“技术员”，几个人已围着她在学。她叫张蕾，脖上挂着一根皮尺，鼻尖冒着细密的汗珠，年龄只有二十多岁，可头发已经花白。“在劳教所，我就看这张床亲！比妈还亲！”这句话就是她说的。她是因贩卖黄色光盘进来的，好象判了两年。在劳教所三教九流中，“贩黄”的人有着贵族般的优越感，不大看得起其他人，她们和班长、小哨及“质检员”一起，组成劳教人员的“上流社会”。

张蕾教得很细心，我起的头太松，她替我拆了三次。西方社会一直在谴责中国的劳教所和监狱的强制劳动制，但许多劳教人员已接受这样的观念：被判劳教就该拚命干活，哪有犯了错误还让国家白养活的道理？

劳教所每年都有利润指标，不能不完成。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许多工厂都停业，“找活”不是易事。但劳教所的人工成本约等于零，这一竞争优势谁也比不上，所以当一般工厂都找不到活时，劳教所总是有“生意”。北京女子劳教所几个比较固定的主顾是附近几家乡镇企业，它们接了出口订单再以低价转包劳教所，从中渔利。我知道名字的有“顺华”和“凤凰”两家针织厂或毛衣厂。那几个加工厂的小师傅经常出入劳教所来教新工艺、把关质量，张蕾等“质检员”跟她们混得很熟。

我学了一晚，才知道大概程序。最难的部分在于尺寸的把握，因为是出口的统一产品，工艺要求很严，比如说100行织出来必须是50公分，长了短了都不行，误差不能大于1公分，否则就得拆了重来。这点最难，许多人曾拆得直哭鼻子。

从没织过毛衣的人更麻烦，就跟小孩刚学写字，连毛衣针都不知怎么拿，哆嗦半天也织不成片，一急手里还直出汗，白线都织成黑的。

记不得我们赶织了多少天，只记得天天都得从早上五点半一直熬到晚上一两点，困得死去活来，才能按时完成定量。这时我再也不觉得二中队的人走路都在织毛衣过分，只恨自己没有塑料袋盛线球效法她们。

这天终于将四十件毛衣交上去，晚上“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等着就寝通知，等到半夜，却等来入所队交上去的四十件毛衣有三十九件都不合格的消息！而毛衣明天就必须上飞机，不能延误交货期！

分管生产的小哨站在门口，看着我们一张张困得苦瓜似的脸，“仗义”地说：我知道现在就是打死你们也改不出活了，这样吧，我让集训队的张丽帮你们抢一下，你们每班出两人去给她打下手。明天白天我给你们请示让你们睡觉。

这时，我已困得想吐，但一想班里就我还算手快，我不去谁去？

我硬着头皮答应，小哨叫一声：“好！够意思！”，就将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带到临时辟作集中“抢活”的禁闭室。

禁闭室有三个铁笼子，每个只有半人高。想来被关禁闭的人只能猫着腰待在里头。三个铁笼子占了禁闭室一小半地方，其余地方则堆满打回来的毛衣，每件都缝着一张小纸条，标着不合格的原因，有的是袖子与身子缝合处不平整，有的是领子少织两行，有的是花样排错，有的是尺寸不合格。

张丽才二十岁，因吸毒进来的，很快就要到期走了。一年多的劳教期她的技术看来已老练得很。她有条不紊将毛衣上的纸条拿开，该剪的剪，该拆的拆，该缝的缝，然后将活一件件派给我们，指挥我们干这个干那个。她说，这算什么呀，以后这样的事多了，活最紧时，一个后片我们分成三人织，织出来将三截缝在一起，还不是照样上飞机？你们想在劳教所混，就得学会缝活，有织错的地方一刀剪了，改过来再缝上就是，都要拆了重织，哪有那功夫？

“缝活”是一项较难的工艺，就是将织物从中间剪开，将错的地方改织过来，再用针将被剪开的地方缝上，缝完要一点也看不出修改过的痕迹。我后来学会缝平针，但缝花样针的技术到底还是没有学会。

我抱着分给我的活，拚命瞪着眼睛织着，恨不得找两根火柴棒将眼皮撑起来。织着织着，只觉两眼白茫茫直犯晕，一阵阵恶心，意志稍一放松就会一头栽在那里。

渐渐的，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白痴在梦游，对一切都失去记忆和知觉，却还知道拚命织手中的毛衣……。

不知道天是什么时候亮的，也不知道任务抢完没有，或者什么时候抢完的，只知道当通知我们这些抢活的人去楼道排队到食堂吃早饭时，我心中空荡荡的，有种受骗感。答应向警察要求让我们睡觉的小哨不知去向，新接班的警察白天照样让我们开到地里去种草。漫漫长日，我每时每刻都在拚命集中意志，但每时每刻都像飘在梦中茫茫然，只有大脑深处无比遥远的某个地方有个模模糊糊的恐惧。一个意志要随风飘散，精神要分裂的恐惧，一个成为走到哪里双手都奋力织毛衣的白痴的恐惧……。

从这天起，我对“不让睡觉”恐怖，有了刻骨铭心的认知。

不准睡觉

7月27日，也是我们到劳教所二十天后，楼道大乱。原来是人员要调动，人心惶惶。包括王可在内的九个被视为特别“顽固”的法轮功学员要调往一中队，其余包括我在内的人，则分到二中队。各班吸毒的班组长基本都留了下来，警察要重用她们当头目，“管”下一批从调遣处来的法轮功学员。

名单公布不久，我们立刻收拾行李，夹着铺盖卷搬到二楼的二中队。我和王蓉、张青、赵英、程兰等五人被分到五班。

张青二十九岁，瘦得像个小男孩，人民大学毕业；赵英是五十多岁的小老太太，退休前是大国营工厂的技术员；程兰三十九岁，是幼儿园老师。

劳教所每个班正常的编制最多十二人，床位、物品柜、食堂座位，都是按这个数设计的。五班原有的七个人，班长古荣是“贩黄”进来的，张凤是卖淫进来的，“老毛”是非法轮功学员当中年龄最大的，五十多岁，介绍她人卖淫进来的，四十多岁的邵红和质检员崔芬都是因盗窃进来，其余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则是抢劫进来。

指定床位、物品柜，铺床、放东西就绪后，古荣问：“你们五个写保证了吗？”

我们摇摇头。王蓉写完“认罪认错”经过一段痛不欲生的时间，又将保证书和认罪认错书收了回来。

崔芬长叹一口气，说：“走要走得了，又赶上睡不了觉！”

我莫名其妙看着她，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但她们七人似乎都心领神会。古荣说：“排班吧，从我开始。”

到了晚上，终于明白崔芬叹气的原因，也懂得“排班”作什么。二中队的规矩，法轮功学员不写保证不让睡觉，由“其他罪错”（指非法轮功学员）劳教人员轮流值班监视，古荣她们对执行这套“政策”显然很熟，用不着警察吩咐，自己就“上岗”了。崔芬说的“走要走得了”则是指如果按常规八月初上半年的“奖”能评下来，她能得到减期的话，待不了几天就该走了。

劳教所有一套严密的记分和“奖惩”体系，每人每天完成劳动定量有固定的分数；当了班组长、小哨、炊事员、质量检查员每天有固定加分；超额完成生产定量、向警察告密有功的能机动加分；犯错误的则扣分。每半年评一次奖，按分数高低排队，前三成的人有减期机会。

过去劳教所全靠这套东西管理劳教人员。每个被判劳教的人一进来，很快就可算计出自己有无评奖可能。如有希望评上奖，就会好好表现，拚命干活，争取当班长之类；如觉评奖无望，可能就破罐子破摔，天天混，小错误不断，大错误不犯，不好好干活，反正到期你就得让我走人。这种状态，一直到法轮功学员进来后，起了重大改变。

其他人都上床后，古荣搬个小凳子往门口一坐，让我们五个在班里站成一排。值夜班的小哨耿秀一会探头来看。

站到半夜，耿秀走进房间，诡秘地笑说：“就你们傻，人家七班的都写了保证睡了，就你们五个还在这儿站着。不信你们派个人，我带过去看看。”

她将张青带出去，两分钟就回来了。耿秀说：“怎么样，你们问问张青，七班的人是不是都睡了？”

我们谁也没问，一动不动继续站着，耿秀皮笑肉不笑地走了。好多天以后才明白她为什么怪笑。原来她先让七班的睡，骗五班的人说她们写了保证；过几天五班的人睡时，再去骗七班。

我们连续站了两晚，第三天被押到礼堂去开第一次“揭批‘法轮功’现身说法大会”。这时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大概共有八十人，按中队坐在不同位置，带队警察和护卫队男警跟“系列讲座”一样，手持电棍将我们围在中间。

我朝一中队的队伍望去，才两天不见，王可的小脸已憔悴得不成样，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尽是迷蒙。我想跟她交换眼色，她却梦游似的看不见我，显然她也快被熬成“白痴”了。听说她们到一中队后，晚上不但不能睡觉，还得头顶一碗水在楼道站着，碗里的水洒出来一点就得挨打。这个办法据说是那些吸毒的想出来的。

凡是进劳教所的吸毒人员都是强制戒毒无效才进来的。在戒毒所，所有人一进去都得先“走板儿”，五十盆凉水或五十个耳光“起步”，即至少被同监室的人泼五十盆凉水或挨五十个耳光。许多人从戒毒所出来后心理都很变态，要把自己受过的虐待加倍“奉送”别人。

有一次在锅炉房打水，我碰到入所队管我的队长。她一见我就说：“曾铮，我真是错看你了！早知你这么顽固，还不如当初将你弄到一中队那些吸毒的手下，早将你治过来了！你这样顽固下去，就等着‘七毛四’吧！”

“什么叫‘七毛四’？”

“什么叫‘七毛四’？子弹！七毛四一发。你就等枪毙吧！”

相思泪

八月初一天，班里突然一早就激动起来。今天是一月一次的“接见日”，直系亲属可来会面。

从八点多开始，楼道就一次次响起点名声。点到名的人都像箭一样冲到楼道排队，等着警察领去会见家属。没点到名的人心急如焚地张望，明知看不见大门外等候的家属，还是忍不住伸头。

接见回来，有哭的，有笑的，有不动声色的。关系密切的人互相打听见面情形、家属带了什么东西。没有家属接见的人就很难过，一整天不说话或动不动跟人找碴吵架。这种兴奋和混乱持续一两天，才会渐渐平息。

我早听说法轮功学员不“转化”是不许接见的，只能像局外人看着其他人进来出去。到了下午，楼道突然响起我的名字，让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是不让见家属这招对“转化”贡献不大，劳教所又改换策略，允许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也见家属，好通过家属来实现“亲情转化”。

厚厚的玻璃后面，是先生那张苍白急切的脸。我们只能隔着两层玻璃用电话机对话，警察可以随时戴上耳机监听。

四个多月了，我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从拘留所被送走后他千辛万苦打听到调遣处所在，开车去了好几趟，他们却不让他见我。

他将家中我所有的照片都收起来，免得睹物思人，徒增伤感。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公司还有员工，都靠着他，他哪能不坚强？眼不见心不烦。这招颇有效，他很长时间都挺过来了，直到有一天他给一个朋友打电话。

翻开电话本找号码，他突然从自己的笔迹中间看到几个我写的字。在他流畅的字体中，这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显得很幼稚。他瞬间几乎全军覆没。他防了又防，想不被思念和痛切打垮，哪想得到，这几个字竟带着我所有的讯息，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攻进他最软弱的地方……

好容易见面了。我看到他心里攒了一万年的话争先恐后奔向喉头，噎得他半天瞪着两眼说不出话来。

他咽了口唾沫，强行将那些话排好队，对着话筒说，他这些天正在看一本关于文革的书，里面记载张志新*宁死不屈，临被杀害前连喉管都被割开。在监狱里，什么事不会发生啊！到了关键时刻，千万别死拧到底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性子！你修炼的目的不是做“革命烈士”吧？！

说完这些，他生怕忘了似的，虽知警察可能监听，还是硬着头皮暗示我：他正在找“关系”争取将我“弄出去”，要我千万配合，千万要配合！哪怕松点口！千万别让他的努力付诸东流！

在那段期间，他把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上下打点，四处托关系找门路，想将我早点“弄出去”。一个高干子弟拍着胸脯对他说：“兄弟，放心，包在我身上！”

几天后，这高干子弟找到他，垂头丧气说：“兄弟，恕我不知深浅了。你爱人就是杀了人进去的，我都能把她弄出来，可唯独就是炼法轮功的不转化绝对不行。你让她写个保证，哪怕口气松点，我也好想办法。”

听到先生这么说，我忙对他说，如果你真想帮我，请帮我请个律师，我要起诉劳教所。他们打我、电我，让我做苦役……，说着我扭转脖子给他看后面被电得起水泡的地方。

他两眼往我脖子方向匆匆一瞥，什么都没看见就象被烫了似的急忙转开，死也不肯再往回看，泪花开始在眼里闪烁；然而他的心为了看我，却又顽强地生出另一双眼，这双眼透过胸腔朝我望来，一眼就看见我曾受过的一切而开始一滴滴地泣血……

我连忙转移话题，问他：“孩子好吗？”

他勉力回转目光说：“好……。”

“她知道我被劳教了吗？”

“知道……我没告诉她，但她不知怎么就知道了。”

“那你一定要告诉她妈妈是好人，是被冤枉的；告诉她张志新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要让她以我被劳教为耻，那样会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

说到这，我终于也流下泪。才七岁多的孩子，从小到大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百般呵护中长大，心中从没有半丝阴霾，怎么一下子装得下张志新的事情！……可是，不跟她讲，她又怎能明白妈妈的无辜……。

二十分钟的接见时间很快就到了，警察吆喝家属们离开。先生站起身来，眼光却一直停留在我的脸上，全身所有的力量、爱意和痛切都集中和裸露在他双眼里，似乎他恨不能将我“看”进他的眼睛中带走，又恨不能将他的双眼“看”到我的身上，好留下来永远跟我在一起……。

从劳教所出去后，他盲目地驾着车，一口气开出城一百多公里，直到觉得脑袋发懵，再也开不下去。他将车靠到路边，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躺倒在后排座上，欲哭，却无泪……。

顽固分子

8月9日这天，警车呼啸着，又送来一车人，这批就是大夏天穿秋装的，过来时身上的气味能将八丈外的人都熏倒。

她们来后，入所队改编成三中队，原来入所队的一些人被分到二中队。劳教所开始严重超员，每班人数增到十六人，床是新加的，巴掌大的物品柜得两人合用，吃饭时十六人挤在十二人的座位，还得二中队吃完再换三中队。调遣处那边则一直在打地铺，进来的人总是比送走的多。

这天，二中队人员也做了调动，我被调三班，张青、王蓉和赵英被调往七班，一星期后也被调到三班。警察将她们调到七班，本想让她们去受那些已“转化”的人影响；一星期不见效，又怕她们将已“转化”的又转化回来，所以又匆匆将她们调到三班。程兰则被视为“转化”有望，被调到专放已转化人员的二班去“培养”。

三班据说是专门装“顽固派”的班，原有的三个“顽固分子”是上批来的，一个是当时劳教所年龄最大的李文，六十三岁，原是一间大学的实验员；另两个是三十多岁的周杰和二十多岁刚大学毕业的宋梅。

李文在儿子两岁时就失去丈夫，多年独自将孩子拉拔长大。她自己身体不好不说，儿子也从小到大净闹病，不知让她受过多少惊吓。后来母子俩都炼了法轮功，什么病痛都没了，所以她对法轮功的感激和坚定之心无以言表。什么转化不转化，提也别在她面前提。

周杰不爱讲话，给人感觉非常实在。骼膊上有十几个黑黑的圆圈，问她怎么回事，她只淡淡一笑：“电得呗”，再不肯多说。

宋梅说，从我们进劳教所到搬到这里之前，一个多月，天天晚上都得在筒道脸朝墙壁站成一排，站到凌晨四点才让睡，五点又得起来，白天还得挖一人多深的大树坑，累得在地上爬着走。每晚都站在那儿就睡着，一睡着头就“咚”的磕在墙上又磕醒。一晚上楼道里“咚”、“咚”、“咚”的声音不断。

三班其余九人都是所谓“其他罪错”劳教人员，有卖淫的、赌博的、盗窃的，还有三个只有十几岁抢劫的和打架的。

班长郝英也是“贩黄”进来的。相处不久，我发现，就为人而言，她可算是天堂河最好的班长。警察虽然给班长无限的权力“看管”法轮功学员，但她不但没有滥权，反而不露声色照应班里的法轮功学员，尤其是年龄最大的李文。

三十二岁的李春有点像身怀绝技的落魄侠客。她进劳教所的次数创下劳教所之最，前后一共六次，六进劳教所都是因为偷钱包。从十三岁迄今十九年，在劳教所度过十年以上，织毛衣的技术早已炉火纯青，谁的花样织错一针，她隔八丈远就看出来；谁犯了再荒唐的技术错误，她都有本事不用全拆就纠正过来；至于她的速度，更是无人能比。但她太会算计，太占小便宜，技术虽高，干活总是唬弄，所以“贵族”们不大瞧得起她，其他人平时也不怎么搭理她，但一到花样不会织了，织错了需要剪了缝上，就不得不来求她。她心情好时，拍着胸脯说：“有困难，找‘组织’！”三两下就帮你弄好；心情不好时，你就是问她一个最简单的技术问题，她也让你先替她织一只袖子再说──等价交换，她绝不让人占半点便宜。

天罗地网如坐针毡

现在回想刚进三班那段日子，有句话总在耳边：“两眼一扒就得开始杵”；有个场景总在眼前：高高的八张上床坐着三个人，身后是堆得小山高的线球，每人左手握着一个线球，右手同时攥着九股细线飞快往左手的线球绕，绕好后九股细线就合成一股粗线。九股细线从三人的手中呈放射状延伸，通向坐在地上的人的膝盖。地上的人一个挨一个坐在班里狭窄空地，每人手里都端着一副毛衣针低头快速织着，两个膝盖上一边挂一个线圈，线圈的线呼呼地往上床绕线人的手里飞去。唯一一个手里没针的是瞎眼的王蓉，只有她是举着两条骼膊撑着线圈。

三九二十七股线一头在上床的人手里，一头在地上埋头织活的人膝盖上。二十七股线在房里张开，就像布下天罗地网，蔚为壮观。

为什么非得这么干呢？因为活太紧，不可能专门腾出时间和人手绕线。刚开始我不会一边织毛衣一边照顾膝盖的线圈，因为缠线的人拉得很快，弄不好就乱了，总是顾此失彼，狠狈不堪，后来慢慢长了本事，不但能应付自如，还会左右开弓，练就两手同时带着好几股不同颜色的线织花样的“绝活”。

“两眼一扒就得开始杵”的“扒”字用得特别妙，它贴切地形容每天起床时，我们的眼睛沉到不能自己“睁”开，而得靠外力将它们“扒”开。

连续三个多月，一直在织各种各样的毛衣。五点半一起床就开始坐在小凳子上，除了吃饭、上厕所和听“系列讲座”，其余时间都在织。后来上完厕所连洗手都免了，省得洗完手有好几分钟因手潮而带不动线。

一天十几二十个小时坐下来，臀部与小硬板凳接触部位的肉都被挤到旁边去，只剩下两个尖骨头透过一层皮直接刺到凳子上，上半身重量全压在这两个尖股骨，像针刺一般痛。后来与板凳结合处的皮肤不知何时长了好些湿疹，一边一片，怎么在小板凳上挪动臀部也躲不开。我敢打赌，发明“如坐针毡”这个成语的人只知肉臀坐在针毡的感觉，绝不知道股骨和臀部的湿疹都变得像针一样尖利，扎在硬凳子上是什么滋味。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生活唯一的感觉就是困，唯一的期盼就是睡觉。困得迷迷糊糊织出来的东西准有错，最后还不够拆的，有一晚我实在困得织不下去，便自告奋勇爬到上床去绕线。绕线不计工作量，很多人都不愿干。绕着绕着，我有阵子像是睡着了。猛地一惊，感觉手中的线好象不是九股了，这一惊把我的瞌睡虫吓走一大半，要是因为我绕错线而害人白织，有人非跟我拼命不可。

我停下，开始数线。第一遍数下来，八股。眼看另两个绕线的都还在呼呼地绕着，我们这组却全体停了下来，我急忙再数一遍──十股！怎么搞的？我咬咬牙，又数第三遍──十一股！放下手中的线球，我绝望得想哭。微积分我都做过，这时怎么就从一数不到九！

驯服野马

在劳教所，警察管非法轮功人员叫“其他罪错劳教人员”，这些人却自称“正常人”，以便和法轮功学员区分。一个吸毒的曾说：“要是让我写个保证就放我回家，写一万个我都写给他！”因而我们这些半个保证也不肯写的人，在她们眼里就很不“正常”。

从我们调到二中队起，所有“正常人”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奖什么时候下来？三班九个“正常人”有五个都有评奖资格，奖一下来，除了李春以外，其他四人都能当场获释回家，怎能不关心？

她们从八月等到九月，奖就是不下来。警察都在忙什么呢？找法轮功学员“谈话”、整理法轮功学员档案、培养“转化”典型、上报资料，准备“十一”国庆前提前释放一批“转化”的，以“激励”其他不“转化”的人。

最后能评奖的“正常人”再也忍不住了，委派郝英去质问中队长：法轮功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法轮功一来，为转化她们，我们天天熬着不能睡，连十六岁的蒯炜都得天天值班看她们，困得坐在地上都睡着。好容易有人转化了，立刻成宝贝，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没功劳就算了，我们自从进劳教所以来就拚死干活，别人睡了我们自愿加班加点地干，为什么？就为多挣点分早点回家！政府说了给我们奖！队长也说自己头顶国徽（警察帽子上有国徽）代表政府，为什么骗我们？

警察安抚他们：政府没有欺骗，奖一定会下来，我们也没办法，现在法轮功的问题是劳教所重点，她们的事有国际影响，对国家特别重要，队长当然得先顾她们，希望你们忍耐。

郝英满眼是泪回来。可怜的“正常人”，她们差不多都是镇压法轮功以前就进了劳教所，只以为分数排在前面就可以评奖回家，怎么也搞不明白，就这几个天天被她们吆喝来吆喝去的人，怎么会有什么“国际影响”！

蒯炜愤愤说：“哼！看吧！等我解教那天，一出劳教所大门我就坐在地上练法轮功！一抓进来我就转化！”

一天中午，班里两个人激烈争吵，其中一人猛一下推床，将李春的手挤在两个床架子中间，李春疼得眼泪都掉出来，破口大骂，刚骂两句，突然看了宋梅一眼不做声。

过了一会，李春走到宋梅的凳子前半跪，一边将挤得红肿的手伸给宋梅看，一边撒娇：“怎么样？我今天表现还可以吧？要照以前，我早将她祖宗十八代都骂完了！我是什么都吃就不吃亏的人，绝不会这么让她压了就算了！”

宋梅年龄虽小过李春，却以一副大人对小孩说话的口吻说：“嗯，今天的表现还凑合，以后继续努力。”

我看得暗暗称奇，心想不知宋梅何时将李春这匹“野马”收伏，李春居然那么热切要“表现”给宋梅看。

后来相处久了，知道李春更多的事。她十二岁时不堪继父虐待离家出走。为了吃饭，只好偷钱包，十三岁第一次进劳教所。

十几年来，她也曾挣扎想学好，做过小生意，自学过文化，交过正经男友。第五次从劳教所出去后，她有好几年都未操旧业，一直在做服装买卖，辛辛苦苦攒了两万多元，却不小心被人全偷走了。她越想越火，我是干这个的老祖宗，今日却被人欺上头，这还了得？怎么也得补回来。于是她鬼使神差又摸了个钱包，就那么背，又被抓了，为了四百块钱判了三年──谁让她是惯犯？最后这次被抓，她曾想一头撞在暖气片上，又怕疼没勇气。

法轮功学员进来后，她作为劳教所的“老人”，当然也被责以“看管”法轮功学员的重任。她看管的第一批法轮功学员中，有那时已被下集训的王润，还有就是宋梅。她对王润及宋梅说，别看我是流氓，我对做人的标准要求挺高的，对朋友的标准更高。在我看来，今天社会上没几人配称是“人”。只要我觉得有谁配得上称“人”，我可以为他舍出半条命，有谁配得上做我的朋友，我可以为他舍整条命。像王润、宋梅这样电死都不写“保证”、敢跟警察“叫板”，反过来对待她这个“小偷”真心实意、不盛气凌人的人，十分合于她对“人”的理想。

后来李春跟宋梅说她也想修炼。嘴上不说什么，很多时候照样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但我看得出来，她在心中珍视宋梅及宋梅所讲给她的一切，到了不敢、不愿随意提起的地步，唯恐自己做得不好而让宋梅失望。三十多年了，她第一次遇到她心目中够做“人”的人，也第一次遇到把她当作人的人。

一日中午，劳教所又来一批调遣处的人。小哨通知宋梅和李文收拾行李，搬往新成立的四中队。楼道乱哄哄，好象每班都要调走一些人。

大家七手八脚帮她俩收拾东西，蒯炜拿出自己的衣架，非要她俩一人带走几个，平日负责“看管”李文的一个“正常人”，抱着她的被子默默垂泪。

我心中也涌起凄凉离情。那时三班的“正常人”与法轮功学员之间已非常融洽，在其他班还真没有达到过。大家在一起，好歹彼此有个照应、有个鼓励，分开来，再想说话都难了。

我没注意宋梅什么时候出去，回来时满脸是泪，几乎大放悲声。李春慌得不知所措，拉着她的手又不敢问。

好几分钟后，宋梅才缓过气来说：“他们竟把她折磨成这样！……”

“谁呀？”

“刘淑英！我以前认识她，我们一起去天安门，那时她多漂亮！现在成了这副样子！……我跟她说话她都不认得我……”

没等她说完，我就意识到她说的就是那个在调遣处跟不上队伍，瘦弱得吓人、浑身上下了无生气的人。原来她真是炼法轮功的，还是宋梅的朋友。这天她刚从调遣处送来，宋梅在水房遇见她。

宋梅低头流泪，我也黯然。没容宋梅哭够，小哨就在外面催开。我们站在窗边望着被调往四中队的人抱着被子排队被警察押往另一幢楼，心里很不是滋味。新成立的四中队被安排与少教队在一起。人一多起来，规矩也顾不上，男女开始混楼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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