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香梅回忆往事前尘 谈宋美龄夫人
我第一次见到蒋委员长和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是在1947年的冬天。我于那年11月底答应了陈纳德将军的婚约,他要带我到南京去晋见蒋公夫妇。那时,我在上海当中央通讯社记者,和外祖父廖凤舒先生同住在上海的静安寺路。中央社社址设在上海圆明园路,上海的文汇报也在同一住址。其时陈纳德将军和中美友人组织了民航空运公司,公司在上海外滩,他自己则住在虹桥路。我的外祖父和父母亲对于这桩婚事当初有意见。第一,我们年龄相差30多岁;第二,我是天主教徒,他是基督教徒,又离过婚,当时天主教不承认离过婚的人的婚事,甚至不允许在天主教堂内举行婚礼,神父也不做证婚;第三,40年代中国上流社会家庭对于中国女孩子和外国人通婚多半持反对态度。我们两人在这种多方阻难下终于获得了家长们的允许,但当陈纳德要求我和他一同自上海到南京见蒋氏夫妇时,我心中有点不高兴。我问:“你结婚难道还要请求他们的同意?”我的未婚夫答得也很妙,他说:“并不是同意和不同意的问题,他们俩都想见见你。”我心想这也等于相亲,但我答应与他结为夫妇,他又要在中国做事,我就勉为其难吧。
八年抗战,我和其他流亡学生没两样,是逃难兼读书。先从北京逃难到香港。在香港读完了小学和中学。珍珠港事变,日本发动对美战争,同时又进攻英属香港。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的早上,日机群来攻,先炸九龙启德机场,炮声隆隆。我们刚刚要去教室上课,听见炮声还以为英军又在演习。但不到数分钟,电台广播要大家入防空洞(根本没有防空洞),并正式宣布战事开始了。
我们当时在香港,对于抗战大后方的消息知道得不太多,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对于英伦的战况报道较多,对于中国抗日惟恐美国人援华会分散力量,最好是要美国人全心全力协助英国来击败德国纳粹的希特勒。蒋介石、宋美龄、飞虎队的陈纳德,我们中小学生只偶尔在报章和杂志上读到。但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宣扬爱国主义,在音乐课上也领着我们唱些爱国歌曲,如《长城谣》、《松花江上》、《满江红》、《八百壮士》等歌曲,以激发年轻人对于国家的爱国热情。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特别起劲。我记得在香港真光中学就读时,常有人来向学生讲话,也有人请学生参加“读书会”。我们中学生喜欢读的作品包括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鲁迅的《阿Q正传》、冰心的《寄小读者》,还有胡适、林语堂等人的创作。此外,就是一些新月派主流徐志摩等人的新诗。对于政治,十几岁的学生是毫无所知的,而且是较陌生的。当时有个“读书会”,我因在校中是校刊的编辑,同时又常在论文和演讲比赛中得头奖,可能也是“读书会”争取的对象。有几位同学参加了“读书会”,她们讨论如何离家出走到延安去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我当时只是十五六岁的年纪,父亲还在异国,母亲患有沉疴,心中虽然非常想参加爱国行动,但既不可能离家出走,又感到自己先要充实自己的知识才能为国家出力,因此多次被游说,我都没有参加“读书会”。后来两位同班的女同学在中学毕业前数日忽然失踪了,传说她们由“读书会”安排到延安去了。其中一人在我于1980年第一次从美国被邀回国做里根总统的代表、做邓小平的座上宾时,在北京重逢了。她白发苍苍,且已离休,和丈夫两人在家中闲着,谈到往事前尘,不胜感慨。
若说她走的是向左的路线,我走的该是向右的路线,在当时自己并不甚了了,许多境遇可以说是时势的安排吧。
宋美龄夫人确是才貌双全的美人,而且智慧甚高。她的标准的高领旗袍,长及足。旗袍的钮扣多是翡翠和珍珠镶配的,名贵高雅,别有韵味。初见面时她拉着我的手用英语和我交谈。后来我发现她讲的国语都是上海口音,有时常用几句英文。和她接近的人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是会说上海话的,一是会说英语的。
我们住在台北时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发生,至今印象犹新。当时蒋夫人有一对夫妇做她的助手和秘书,这对夫妇姓孙,夫妇两人都很能干,既懂英文,又会沪语,好像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在那年头,谁要见蒋夫人都得经过孙氏夫妇。在台北的中美社交场合上,他们非常活跃,大家都爱和他们打交道,当然,树大招风,也引来不少人的眼红。据说他们两人对于蒋经国先生都不放在眼里。其时吴国桢是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曾任上海市长和重庆市长,夫妇两人也是蒋夫人的圈内人。吴国桢夫人是经常陪伴着蒋夫人到处走动的,如影随形。大家都知道吴国桢和蒋经国是死对头,但为了不顶撞蒋夫人,蒋经国先生也得让吴国桢几分。
吴国桢事件是发生于1953年(?)。当时蒋经国是负责执行国家戒严令和国家安全等工作的。听说他发现吴国桢有利用职权贪污行为。但吴并没有受到惩罚,而且两三天内夫妇两人一同出国去了。吴氏在上海当市长时,招待过芝加哥论坛报的老板麦可米上校夫妇,并一直和他们保持联系。于是,吴国桢到了美国后直奔芝加哥,投入芝加哥论坛报工作,并且不久就发表文章说国民党的腐败和贪污。当然,矛头是指向蒋氏父子的。在美国和台湾都引起轩然大波。不久,麦可米上校逝世,吴国桢也走上了不归路。后来只好到美国南方的学校工作,约10年前客死美国。一转眼是40年前的事了。
孙秘书的案子是在吴国桢案子之后,也被指和贪污有关。是否属实,不得而知。据孙对我们说,他是冤枉的。有一天,孙氏夫妇来我们武昌街的私寓找外子陈纳德,说是被蒋夫人炒鱿鱼了。我们听了吃了一惊。
孙秘书说有人从香港寄了一箱货物给他,让海关扣留了,说他走私。他说他根本没有要人寄任何东西给他,他不知道箱内是什么东西,但却被人在蒋夫人面前告了一状。虽然他们向蒋夫人解释,但蒋夫人很生气。孙秘书说他在恼怒之下顶撞了蒋夫人,他对蒋夫人说:“那我辞职不干了!”蒋夫人说:“不是你辞职,你没资格辞职,我不要你再来上班,而且别人也不能用你。”这是孙秘书的话,那么他为何要找陈纳德将军呢?因为我们的民航公司是美国公司,中国机构当然没有人敢用他了。当时陈纳德将军答应考虑。可是也得请示官邸。回话说:“不准。”
后来过了一个时期,孙秘书到台北的西北航空公司工作。蒋夫人另外找了一位陈女士做秘书,大家喊她PEARL CHEN.这人一直替蒋夫人服务。她比较低姿态,和孔二小姐也能相处。早期台北的圆山饭店只有现在后院的旧址,包括游泳池和俱乐部。早年民航公司的飞行员过境没有去处,陈纳德将军吩咐他的女秘书找较安静可以让他们休息的地方。于是就选定了圆山大饭店。后来孔二小姐如何介入,我不太清楚。陈纳德将军去世后,蒋夫人仍请他的女秘书帮忙处理新建圆山大饭店的装潢。60年代我已迁居美国,虽然常去台北,但民航公司的事,我不过问。我在美国替泛美航空公司工作了一段时期即到飞虎航空公司工作,担任美国航空公司第一位女副总经理。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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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