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违反国际公约渐退位

继武汉市公安局、辽宁省抚顺市检察院之后，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近日也悄悄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从看押室墙上撤下，代之以《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承认被讯问人有沉默权。
　
中国五年前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中有一条：“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强迫承认犯罪。”这在美国、法国、加拿大以及日本等许多西方国家的法典中，是一条比较普遍的条款。但大陆的《刑事诉讼法》对此还没有明文规定。
在法律实际执行过程中，屈打成招屡见不鲜，如吉林省警察在抓捕插播长春有线电视的法轮功学员刘成军时，就曾殴打刘成军的表弟，使其受刑不过而供出了刘成军的藏身之处。抓到刘成军后，在他面部、臀部、手背和脚等多处受伤且坐着不动的情况下，向他腿上连击两枪。

类似陕西麻旦旦“处女卖淫案”的案件，也时有所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背后，其实就是“有罪推定”原则：被抓了一定是有罪的，有罪的就必须老实招供，否则便是抗拒，就得从严惩处。这与现在司法文明所倡导的“无罪推定”是南辕北辙的。

“无罪推定”是保障被讯问人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前提，只有在“无罪推定”的原则下，被讯问人才有权保持沉默，而由检控机关负责举证。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对你不利的呈堂供证。”这著名的“米兰达忠告”，时刻提醒被警方限制自由者用法律保护自己，表达了法律在有其尊严一面的同时，还有着对人性的关爱。

在许多国家，被告人若同意作有罪答辩，就有可能换取检察官在指控上的让步，或者在量刑阶段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建议。这一规定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虽有所类似，但根本不同点在于被告人的坦白与合作，是完全建立在自愿基础上，而不是被“抗拒从严”政策所吓出来或逼出来的。这样的制度被许多事实证明是有效的，值得纳入内地的法律规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