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淼从美国回中国时已获若干个学位，横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学科。人到中年的他有过痛苦经历，经过了数年历练，渐渐适应了国内环境。他曾经执掌过某大跨国公司中国媒体事业部，又因为与国内体制的冲突成为牺牲品。
他现在是另一个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人。经过思考，他同意化名把自己与贪官打交道的经历以及如何反腐的建议说出来，供反腐部门参考。
“这涨上去的价格不是你的收入，全被他们吃了”
经过回国后若干年的历炼，陈淼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感觉最难办的事是与贪官打交道。“最难办的当然是从别人兜里掏钱了，挣钱最难”。而与贪官打交道是挣钱过程中最头疼的事。“有一段时间我不能说是自闭吧，但非常压抑。”陈淼说：“变成这个样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干上了管理，必须跟人打交道。不管对方是流氓还是天使，你都要跟对方不停地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了解了中国文化，知道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与人斗智，慢慢就无所谓了，而且有些时候也取得了胜利。
“我并没有像许多海归那样从学校到学校然后出国；读本科前后、读研究生前后，我都在国内重要的企事业单位工作过，因而自恃多少了解中国文化，但是从美国回来后还是遇到了很大的不适应。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许多东西的发展超乎我的想像。”
回国的契机始自1999年，一家知名跨国公司A集团打算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合作推出美国《国家地理》中文版。经人介绍，这家集团找到陈淼，觉得他的知识背景特别适合，想请他出任主编。
陈淼在中国、美国学习这么多年，似乎就是盼着有这么一天，能在科学知识与人文关怀领域，为中美交流做点儿事。那边，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考察了A集团过去在中国的成功案例，非常认可；而这边，A集团也志在必得，不仅组建了预备团队，甚至卖力地弄出一期精致、漂亮的样刊。
“但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合作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国内有很多很高的门槛，使得A集团成本非常高，要想5年之内营利非常难。”“都是什么‘门槛’？”记者问。“任何一个外刊要想在国内发行，必须有30％的本土内容。而美国《国家地理》要保证质量，坚决不干。这时惟一的办法就是在香港出版，拿到中国内地发行。这时又出来了一个有权力的公司，拿着某些部门的规定，说必须由它进口，刊物要涨价百分之多少，而这涨上去的价格不是你的收入，全被他们吃了……“我们还得向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付知识产权费和版税。这样造价就提得很高，A集团觉得不值，因为这个集团本质上不是一个特别热爱文化的企业，虽然他们是靠文化产品和传媒起家和发展的。
“A集团就跟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商量说，要不然你们也出点钱，出10％，我们出90％。美方不干，他们是非营利组织，美国对这种组织有要求，他们不能作为投资人向外投资。A集团也有它的道理，冒这么大风险，做得好，品牌是你们的，做不好赔的是我们……后来谈判破裂。一直到现在，美国《国家地理》这么好的杂志还没有中文版，而其他十几个语种的版本早在全世界掀起了‘国家地理热潮’，为重新认识文明作出了贡献。
“回首那一段，我们仅仅是要做一个好杂志，就发现有多少个因素一个个冒出来，有多少个门槛等在前面。我刚从国外回来，觉得路真的很难走！“项目没有做成，但A集团却看中了我，让我加入成为他们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
“我必须亲自行贿过‘门槛’。这与我所受的所有教育都背道而驰”
A集团在中国大陆很有名，它1988年就进入中国，当时的领导人特许它接掌一份刊物，这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外资进入国内刊物，国家只批了这一家。后来它又或明或暗地进入了十几家媒体。“那你们接掌这些刊物多是违规的，或半暗箱的操作？”记者问。“大部分是，只有一个是明的。”
陈淼说，在中国做媒体充满艰辛。比如你想做一个平面媒体，你一定要找合作方，不可能外资独资经营。暗箱就从这里产生。“所谓暗箱操作是这样的，外资集团先是与有资源的国内那一方合作成立一个什么公司，一般是这个媒体叫什么名，这家公司就叫什么名，比如杂志叫《时尚先锋》，公司就称‘时尚先锋公司’。然后外方往里面拨钱，由对方来接单，按照外方的要求编排内容……双方签约，合作多少年，盈利怎么分成。“实际这种合作都很脆弱，说解约就解约。只要你找合作方，只要你这个外资在门槛和‘准入’方面有求于他，他就有砝码卡、压、要了。他知道，我们必须拿到‘准入’或者说‘门槛’，没有他就过不去。因而他卡你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国家对外资进入媒体做了一些限制。他们可以‘为我所用’。外表看起来冠冕堂皇，是按照法律的。
我不否定国家设这些门槛有正当的考虑，但是客观上就给有的单位和个人‘寻租’留下了非常好的机会。“我是负责媒体的高级管理者，我必须亲自操刀，也就是说我必须亲自行贿过‘门槛’。这与我几十年来在中国和美国所受的所有教育都背道而驰。我父亲是延安时代的老保卫干部，‘文革’时因江青点了他的名，‘×××是坏人’而自杀身亡；而在美国的基督教背景下，行贿是一种‘原罪’……因而我刚进入这家集团时对国内一些单位的贪婪实在反感，有意无意地拖延行贿，对他们的暗示甚至公开的要价充耳不闻，导致了与两家杂志社谈判的破裂。
我受到了老板的警告。“我知道，我必须自己救自己了。我努力进行自我心理排解：这种事是坏事，但你不能因为有这种事就不干了，因为你有理想要实现。“我努力在良心上找到回答，或者说一个理性的自我暗示。实际这里包含很多内容：中国从计划经济走上市场经济必然要出现这么一个阶段，必然出这么一批人，说难听点这批人是浑水摸鱼，损公肥私，说好听点，他们为体制的转轨做了贡献，否则两个体制接不上，还是僵死和贫穷。等接上后，人们可以再把这些不合适的现象和人一个个打掉。就跟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的出现一样，你要刚开始管得特别严，审得特清楚，很明显就不会有人赚钱了。但是他们赚了钱后就开始要面子、形象、品牌和声誉了，不得不做一个实质性的转变，把自己从纯粹的坑蒙拐骗变成有些真的贡献。
我觉得我们的革命有一点做得不好就是把当初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变的一代民族资本家全部打掉，现在只能又从头来。“你知道，当年美国发展初期也是一片黑暗，这我是知道的。但就是在这黑暗中碰撞出好多规则来。“有这个理性答案你就能对付自己的内心了，要不然成天受良心的拷问你受不了，你只能退出了。从知识的角度，从理想的角度，从迎接挑战的角度－－－商业是挑战性最强的领域，我就不信一个文人软弱到承受不了这个挑战的程度－－－你也不能退出来！”
“现在有许多贪官是‘糖衣吞进去，炮弹吐出来’”
“当我鼓起勇气做的时候，我失败了。我承认，行贿是门很大的学问，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一个留洋博士完全可能在这个只有小学文化就能做得滚瓜烂熟的行当上惨败。
“当时我们集团想要一个批文，答应给我们弄批文的是一个大工业部底下的集团，他们能活动到部里的批文。这个批文相当重要，有了这个批文我们就可以以这个部主管、这个部属集团主办、我们承办这样的名义做会办展。这个批文还能转卖，能招揽许多国企给这个活动赞助－－－实际上，这类活动可能对某些国企的经营没有一点用处，甚至他们可能还在欠债亏损，但因为有回扣，一些国企老总还是蛮愿意参加的。
“这个集团里能弄到批文的关键人物还在拿捏着。我们知道，万事俱备，就只差那么一点了。我提着一个包找上门去，一开始他兴致很高，我们热情地寒暄着。我看气氛差不多了，就拿出一厚沓钞票给他。这钞票是被纸包着的，他一看就知道有多少。我说些希望以后多多支持的冠冕堂皇的话，他笑着说不用客气。我说：‘您给写一个收据吧！’他脸色马上变了，僵持了几秒钟之后他笑了，说不必了，这件小事哪用这么客气……这些都是在转瞬间发生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并不小的“小事”办砸了，并在随后努力想我到底错在了哪儿。
“他们怕，他们怕他们的收据成证据了。我们当然乐意了，既可以说清楚自己，还可以拿他们一把，因为现在有许多贪官是‘糖衣吞进去，炮弹吐出来’。我们很希望碰到那种所谓‘盗亦有道’的贪官，他们至少遵守潜规则，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但现在许多贪官不仅违反明着的规则（国家法律），连暗规则也不遵守。这样的话，如果我没拿到收据，他又没把事办了，我就成为最大的嫌疑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钱在他手里还是在我手里，老板就会怀疑我没给送到。”“如果两三个人一起去，大家互相证明？”记者探询。“这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人去多了，对方会怀疑，甚至可能一口回绝。”
想不到陈淼这个留美博士、双硕士、美国公民，会为这种“屁事”犯难。“做这些事是蛮难的，外方的老板都是知情的，但他们从不具体过问，就看财务报表，出了事可以一推了之。”“出什么事呢？”“比如你行贿也是有罪的，对方出事了，你就有事了；还可能对方有路子，他没事，你却有事。”
这曾经难坏了陈淼：“做不成事是你无能，可是你要行贿又拿不到收据，我们非常着急，想各种办法，有时拿别的票据去顶，但这万把块钱你可以拿票据去冲（为了‘冲票’有时我也跑到立交桥底下去买发票），要是人民币100万元你拿什么去冲？”“买的发票管用吗？”“现在越来越危险了。买来的发票有些是真的，有好些是假的，现在审计得很厉害，所以为了这些事头疼得很。开句玩笑话，外企工资高也值了，太辛苦了！”
陈淼说，他有时还是说服不了自己的良心：“如果这事（搞批文）办成了，就等于是国有资产从我手里流失，我会睡不好觉，吃不下饭的。每年有多少资金流失到国外？我这不也成了一分子？那个批文的事我为什么那么轻易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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