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言:慎言对潘岳“环境文化”的乐观

一段时间以来,海内外对于潘岳的“环境文化”颇为关注。所谓“环境文化”,就是潘岳在10月25日于北京召开的“绿色中国”论坛上发表的一篇讲话,题为《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潘岳在调任环保总局之前曾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属于党内青年理论家之一,以倡言政治体制改革而驰名,被海内外媒体誉为“中共政改的标志”。十六大前,潘岳曾经发表文章《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是潘岳见于媒体上的第三篇文章。

潘岳在新文章中倡导环保理念,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环境文化。文章指出,中国的环境恶化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目前中国必须转变现有经济发展思路,实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减轻对环境的破坏。同时,改变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处理好环境文化与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政治民主化与民族精神五个方面的关系。

文章推出后,互联网上反响极为热烈。很多文章认同潘岳的观点,认为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属于当务之急,认为潘岳的新文章的推出预示着大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有文章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潘岳在文章中涉及的政治民主问题。潘岳在文章中提出环境治理离不开公众参与,因此环境文化必然要求民主建设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形式,就是政府保护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保卫人民的基本人权,动员鼓舞全体人民平等地参与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来,实现‘社会参与、政府领导、人民监督’的目标”。甚至将人将潘岳的这篇文章与那篇《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进行对比,认为二者之间具有某种“连续性和继承性”。

的确,潘岳新文章的推出,具有相当的意义。结合十六大以来"胡温新政"的一系列举措,我们有理由认为潘岳新文章推出是一种政治信号。十六大之前,潘岳作为党内的理论家由于言及政改而被调任。可是现在,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副部级干部,却敢于在文章中呼唤政治民主化,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然而,笔者却并不赞同对于潘岳的主张的乐观情绪。

潘岳的文章立足于环境问题。而中国的环境问题,说到底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又是大陆政治体制问题的一个集中表现。因此,中国的环境问题,其核心仍然是一个体制问题,是中共一党专政下权贵资本主义的产物,就如同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一样。改变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说到底要改变中国现有的极端腐败的政治体制。

潘岳在新文章中的确谈到了体制问题,如“法治”、“德治”、“民主化”、“公共参与”等等。但是,这些都只是皮毛而已,充其量不过是毛泽东在三年灾害时期不吃肉式的“仁政”表演。中国的体制问题,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只有“民主”两个字。不触及中共的一党专政,任何形式的“新政”都不过是骗局而已。作为中共体制内的高级官员,潘岳不可能、也不会主张改变现有中共政治体制。媒体评价潘岳为中共“孤臣”,确有见地。

本人绝不否认潘岳文章的意义。如果在一个良性的体制下,潘岳的“环境文化观”自然对国家、对民族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促进体制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大的裨益。然而,问题在于,在一个恶性的体制下,潘岳的主张即使全部实现,充其量也不过使得恶性体制的危害更加隐蔽而已,在大陆民众吃一天饱饭高兴三个月的传统社会心理的前提下,甚至对大陆民主化产生一定的消解作用,从根本上仍然对于中国不利。晚清的历史已然告诉我们,在中国,改良主义以所谓顺应现实、平衡利益的诱人面目出现,却使民众对腐朽抱以希望,实际起着维护旧统织的功效,从而使中国错过了最好的走上宪政的时机。迄今中国民众仍处于专制统治之下,改良主义难逃其责。

如果不从这种改良主义的诱人中清醒过来,中国民主化的努力,怕是播下了民主的龙种,却又一次收获了专制的跳蚤。(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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