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呼吁诸位关注中国的基层问题
我自9月8日开始调查广州市各区各镇各村，这些调查对我震撼很大。以前政府官僚和企业官僚把眼睛转到国有企业身上，现在国有企业被淘空，他们就把眼睛盯到了土地上。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然而藉着“农村城市化”这个口号，农村的大量土地被非法征集、转包，许多农民已经变成了“有田无田种，有地无地耕，有厂无厂进”的三无人员，所以现在闹得最凶的就是农民反抗村委会与各干部奸商之间的合谋问题，要求国家合理补偿和安置，要求国家对土地被征、被圈、被占的农民在生活、就业、学习、福利、保险等各个方面优先考虑他们的利益。在农民的反抗声音当中，也有部份比较睿智的农民提到了“民主选举”、“建立农会”、“罢免村官”、“罢免村委会”的要求，而并不仅仅希望那些勾结起来的官商能够良心发现，多向他们施舍一点就了事。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是值得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知道，红色权力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它的谎言、暴力与收买都是世界第一，我们要瓦解这种权力需要藉助的就是公民权利；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社会底层枣农民，他们用公民权利来瓦解红色权力，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值得大力关注、支持和帮助的动向。这个动向在提醒我们两点：1、中国的专制全国普遍，一个村委书记就是一个小江泽民，一个江泽民就是一个大村委书记，因此瓦解红色权力的最小组成单位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质”的转变，这种基层冲击既具有基本性，又具有普遍性、传递性，它可以加速对红色权力的瓦解；2、基层政体是最高红色政体的基础，这个基础得以转变、挪移，则最高红色政体必然蹋倒，同时也让更多的社会公民自发地培养起了一种对权力严厉监督、对权利坚决维护的意识和习惯，这是一个公民社会得以形成的重大前提，也是民主政治得以成功的意识基础和行为基础。
二、公民维权应成为当前中国的重中之重
人类社会争取的目标有六：一是自由，二是民主，三是法治，四是人权，五是正义，六是公正。这六个目标的核心都是人权。人性力量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人权是每一个社会人的核心需求和立身之本，因此，在人权遭到普遍践踏的中国，公民维权就成为重中之重。在司法无法独立、大陆媒体长期专制、海外媒体饱含敏感因素、大陆内部政治斗争太过复杂等情况之下，中国的公民维权搞得特别艰难，也搞得特别艰险。
我最近参与了一些维权工作，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所谈的大都是诸如“先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省级以上关系上”、“也不要通过海外舆论传播”、“要看当地的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要在海外媒体上发表东西，没有甚么效果，反而把自己搞得敏感，缩小在国内活动的空间”之类，这些所谓的“策略”确实让人头痛。
当然，也有两个人敢于突破这种“策略”，一个是刘晓波，另一个是郑贻春。刘晓波一来信就批评我：“你为甚么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神秘？中国的公民维权必须公开！”郑贻春则说得更加具体：“为了所谓的策略，一直驯服于专制极权，老是按照讨好它的那套小心翼翼的办法去期望它给你做主，这种希望即便是有，也很有限。当今世界已经是地球村，为甚么中国的事情不能往外说？为甚么有这个往外说的条件却不利用这个条件？你是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为甚么不带个好头？你不去突破这种专制封锁，那不是等于在变相地为罪孽深重的专制极权保驾护航吗？”我最后同意了刘、郑二人的意见，这是关于突破封锁，争取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维权总是难以避免地陷入平庸的权力斗争，但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坏事，大致上讲有三个理由：1、这证实了极权体制并非铁板一块，它有其不同的利益代表，常常是此消彼长、自我瓦解；2、在有一定自由性和独立性的行动中，自发地训练出了一大批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所以和我共事的一些村民代表都不约而同地发出“现在我觉得自己就像‘六四’学生领袖那样”的感叹；3、激发了任何一个参与者和旁观者的参政议政意识，具有相当可视的的启蒙价值。
三、红色权力除了权力之外，一无所有
很多读者来信来电为我担忧，诸如“小心有人整你”、“你对他们的凶残还不够了解”、“他们甚么都干得出来”、“你算甚么？你没有权力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之类，我对他们的回答都是一句话：“红色权力除了权力之外，一无所有。”这几年，我面对的恐吓不止一次两次；我的亲人，我的民工朋友、学生朋友、教授朋友、作家朋友、律师朋友等等，他们当中也有很多是因为和我之间的交往而被恐吓数次。但是这样的恐吓使我越来越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权力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东西，对于一个有着终极信仰的人来讲，权力非但不能磨灭掉他的信仰，反而递增这种信仰，权力的压制最后只能造出无数个孙悟空。刘荻说得很好，“权力主义者最愚蠢”。
权力主义在中国的盛行，使中国沦为一个流氓社会。流氓跟你比拚的是实力，他们坚持的是实力决定一切的理论，他们的这个“实力”指的就是权力、武力、金钱、关系、职位、名气等一系列人的外在存在的东西，而非本质存在。面对这种“实力决定论”的人，你首先要把他看得很小，然后把你自己看得很大。9月21日，我推荐了一篇22000多字的控诉文章《中国教育界的奇耻大辱》，并作了序，第二天，《南方都市报》的一位著名记者给我来信：“杨兄，作为记者，我很不喜欢你和你的朋友这种态度，情绪化的东西太多，给人的感觉反而像是漫骂和恐吓居多。”我就对他讲：“X兄，文中那人，其小，其丑，一眼可视之，况且我所述并非夸大。即便夸大又怎么样？为甚么他可以整弱势者，我就不能帮弱势者立以后台，大大地整他一回？我觉得鲁迅有一句话很成问题，‘谩骂绝不是战斗’，谩骂为甚么不是战斗？他骂弱势者，弱势者也应该回骂他，也应该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中国法治无道，媒体无道，那么就以眼还眼，给对方一点震慑。
你看，效果不是出来了吗？自昨天之后，他不是就毕恭毕敬了吗？他不是就夹着尾巴做人了吗？他有权力，我杨银波可以说老子比你更有权力，你敢怎么样？对这种人，你让他良心发现没有用，只有站到比他更高的位置上，把他踩到脚下，让他规矩点儿！”
四、为李思怡绝食，将载入史册
9月20日，为了纪念“由于几个警察粗心、不经意、不用心、不作为”而饿死的四川省成都市三岁小女孩李思怡，由秦耕、任不寐等人带头，“我陪思怡走一天”的绝食接力活动在大陆正式拉开。9月20日当天就有200人报名，现在已经有人排到了10月7日绝食。9月23日，我和我母亲（梁如成）报名，决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4个国庆日枣2003年10月1日枣绝食24小时。
很多人知道，我和我母亲有长达10年的时间没有蒙面，她为了我含辛茹苦，受了很多罪，我也为她打了很多抱不平。自今年5月26日开始，她和我一起生活，一起流浪，一直照顾我的生活。她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每天都要吃药，她把治病留下的空药瓶拿到收购站去卖，前后都卖了30多块钱。尽管身体如此不堪，但她仍然决定在10月1日这天为李思怡绝食。有14个朋友来信，除了一封信询问我母亲的历史之外，其他的信都是担心我母亲的身体，劝她不要参加绝食。我却很为我母亲骄傲，她说：“我以前没嫁到杨家之前，屋头有5个弟弟妹妹，经常是一碗冷水、一把胡豆，这就是我的一顿。我是姐姐，只能喝米汤，剩下的稀饭都给弟弟妹妹吃，反正有上顿就没下顿。但那是因为我们家穷。这个娃儿（李思怡），就太可惜了，饿了17天，当警察的再没良心也不能把它当条狗啊。我们家以前那条狗跑出去半个月，一回来站都站不起了，我都晓得这条狗很可怜。”
是啊，“可怜”，这也是我这些年来对中国人的整体评价。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无论是北京人、上海人，还是广州人、重庆人，都是一样的可怜，只要这个专制极权存在一天，整个中华大地就可怜一天。面对集体性的、无人权的、可怜的中国人，我们现在确实需要一种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把他人的痛苦当作是我们的痛苦，并引为自己的罪恶。我友梁卫星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感人：“小思怡就死于我残忍的习惯之中，死于无数人残忍的习惯之中，我不能对自己说，我是无罪的，我不能说！小思怡，此刻，走在你身边的这个成年人，他曾经参与剥夺了你的母爱与希望，面包与牛奶，光明与充实……他伴你这一程，也许仅仅只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以求得对此后世界的继续心安理得，你可以原谅他吗？他其实不是你的甚么叔叔，而是谋杀你的凶手！”是啊，感受罪恶，感受饥饿，感受恐惧，感受痛苦，感受绝望，感受悲凉，感受眼泪，这是对受痛者的体验和悲悯，是对自我的内省和忏悔，是对每一个具体生命的尊重和关注，是对整个社会的人权的呐喊和呼吁。正如我诗《生命》所鸣：“让疯狂的野火烧焦冰冻成海的心脏，砸碎僵固已久的身体！”为李思怡绝食吧，尊重生命，捍卫人权，震醒麻木。我命与逝者同在。
(原载《北京之春》11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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