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在安徽、湖南、吉林、浙江等省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兼任企业董事长的“红顶企业”随处可见，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出台鼓励公务员辞职留薪或带职下海经商的政策。在安徽省，“企而优则仕”已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官”“商”交叉兼职、个人拥有双重角色的事例比比皆是。如芜湖市委书记兼任奇瑞汽车公司董事长；涡阳县双轮酒业集团董事长兼职县委副书记，党委书记马锦华兼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玉美集团董事长兼职县人大副主任；天安集团董事长兼职界首市政协主席，市长兼职沙河酒厂厂长，分管工业经济的副市长兼职碧泉集团董事长；临泉县化肥厂厂长兼职县委副书记，现仍分管全县的政法工作，县文王酒厂厂长刘素敏兼职县委常委；古井集团董事长兼职亳州市委常委┉┉。
如此严重的官商不分、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一些地方政权逐步沦为有钱人的囊中物的现象，令人心情十分沉重。我们不禁要发问：难道中国的一些地方要回到官僚资本主义的老路？难道中央禁止公务员经商的有关规定是废纸一张？难道口口声声表示要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某些地方政府事实上是代表有权人、有钱人的利益？
清政府的崩溃就是因为官僚们的腐败、胡雪岩们的权钱勾结，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就是因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收刮以及极端不公正。我们现在是人民共和国的天下，岂能容许复辟原始、落后的官僚资本主义？
一个现代型政府的底线是公权与私利的分开、政经分开，不得以行政权力谋取私利，不得自我设租、自我裁决、自我得利，不得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纵然地方政府有千条万条的理由，也不得越出这个底线，以丧失公正换取所谓的“发展”。
按照发展经济学家西尔斯的说法，经济增长可能无法解决社会和政治难题。考察一国的经济发展，要看贫困是否减轻，失业和收入不平等状况是否好转。
目前的中国，收入不平等状况十分严峻。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4的公平底线，库兹涅茨比例（20%最富裕人口的收入与20%最贫穷人口的收入之比）是发达国家平均值的2~3倍；以国际标准（人均年收入少于375美元）来衡量，中国的贫困人口可能有数亿。而另一方面，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关系”经商、权力掠夺等腐败现象未见根本的遏制，贪官的腐败额动辄数百万、上千万。对此，老百姓多有怨言、不满，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严重的官民冲突。看来，我们的改革措施不能只一味地强调GDP的增长了，还要注重公平，改革唯有在公平的前提下才能继续下去，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但是，有的地方搞“三带”，鼓励“领导干部带头致富”，平添了权力的含金量；有的地方所谓的管理层收购，演变成部分官员合伙瓜分国有资产，一夜之间厂长、经理成为千万富翁，主管领导也暗地里发大财；有的地方官员自己决定给自己“高薪养廉”，年薪高达几十万元。这些做法无疑悖离了“三个代表”，不符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让人民群众相当反感。目前，在安徽、湖南、吉林一些地方的官员当老板、干部带薪下海，又是多么不公正的“改革”啊！
我们要公正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精髓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公平公正、共同富裕。如果工人、农民都处于无权的状态，各级政府成了富人俱乐部，权力与资本沆瀣一气，腐败盛行，两极分化，哪还能叫社会主义吗？
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应当全力以赴抓社会公平、人权保护、法治建设、科教文卫、环境治理等工作，决不应当越俎代庖，去干预微观的经济活动，更不应当鼓励公务员带职带薪下海，让官员们一手握着权力一手攫取钞票。而类似于安徽、湖南、吉林等地的“政府经济”、“官僚经济”势必导致政府失去公正性、权威性，致使国有资产大量地流失，贪污腐败猖獗，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企业无法公平竞争，工人农民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等。如果不纠正地方官员混淆权力与利益的定位错误，即使有再崇高的社会主义目标，再宏伟的现代化蓝图，也不可能实现，相反，只能导致贻害四方的劣治、劣政，断送社会主义的前程。
官商苦中国久矣。秦始皇、汉武帝废抑私商，强化官营，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唐朝官、商合流，大官僚成为大地主，改朝换代再所难免；清人捐官，社会腐败不堪，洋务运动大搞官营企业，以失败而告终；国民党时，官僚大员操纵企业，谋取暴利，最终失去民心。
而今的中国，现代文明已经露出曙光，公平公正、民主法治、官退民进、官仆民本、监督制衡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中央政府难道还会容忍官商坐大，以至于最终造成社会断裂和动荡的结局吗？
不会的，一定不会！
请问官商何时休？
官商早该休矣！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电话：010－68946812（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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