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近年来的野蛮拆迁，让我不禁想起了以前的毁庙。
我们知道，变法图强是中国近百年发展的主流，即沿西方之法图中国之强。自清末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军事和外交的节节败退中进入东土。面对如此冲击，国人的文化自信降到史无前例的低谷。由此，举凡中国的故物，皆是糟糠：礼教吃人，佛道迷信；连汉字也要废除，更不用说愚昧民众的道观庙宇了。盲目西化的风气弥漫全国之下是盲目的毁庙办学。近代毁庙兴学的最初建议，在英国浸道会传教士李提摩太草拟后，由康有为向光绪皇帝提出。李是康替光绪帝聘请的新政顾问，康的学生梁启超还是李的私人秘书，马克思主义就是李提摩太和梁启超在十九世纪末首先介绍进中国的。许多人相信马列主义是西方最新近因此也最“科学”的，中国要图强就得“走俄国的路”。乘此慕洋风气，中共逐渐壮大起来，其“立新”乏术，“破旧”却是能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党治下幸存的古物，到了中共手中几乎焚毁殆尽，尤其是承载中国固有文化的各式宫观庙宇。许多人以为中共只是着力破坏西藏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文化传统，殊不知其对汉族地区的宗教文化传统的破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最新的研究显示，直到一九四九年北京城内的庙宇还有一千四百多座，且不包括每个胡同都有的土地庙。如今，整个北京城剩下的庙宇恐怕还不到十几间了。这种肆意破坏本民族文化资产的行为举世罕见，法、俄国革命皆无法望其项背。
那么，过去的毁庙与现在的野蛮拆迁有什么关系呢？深思起来，不论变法图强中的毁庙，还是现代专制下的野蛮拆迁，都是所谓构建强大国家举措下的必然结果。强国这个意图本身不错，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积弱而面临被列强瓜分的时候。孙中山就曾指出中国人太过自由散漫，整个国家是“一盘散沙”，因此他要找钢筋混凝土来构建强有力的国家以抵御外辱。错只错在以为强大的国家就是一个强大的政府，而强大的政府就得一党专制。这一“简单有力”的逻辑当时迷惑了不少人，包括知识分子，直至今日仍为许多“新青年”们引用。不曾料，这个思想发展到极至，最终导致中共无孔不入的集权专制，从生老病死到吃喝拉撒的一切方面控制到每一个人头上。国权党权极度伸张，民权人权则极度萎缩。国权党权极度伸张而毫无限制，于是今天杀地主、资本家，明天党国官僚却变成地主、资本家，谁也拿他们没办法，谁叫我们之前轻易地将军权、政权和经济权一股脑交给了中共。民权人权萎缩，民众性命无保，惶论私产，从地主、资本家被杀，道士和尚被逐，到中共的“同盟军”，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逐步清理，面对暴政他们毫无反抗能力。及至“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专政无产阶级”，国家的“主人”终于彻底失去了主宰自身命运的权力。先是帮助中共打天下的“贫下中农”。他们刚分到手的土地随即以“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名目回收中共手中，中共摇身变为实质的大地主，农民却从此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沦为实质上的世袭农奴，公粮交得比以前的地租多出许多，“高产卫星”之后是几千万饿脬。如今轮到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市民。在中共干部资本家们纷纷忙着公司上市之时，他们纷纷下岗；在“公仆”兴修私宅别院之时，他们蜗居难安，面临强迫拆迁的厄运。
可见，毁庙和拆迁虽是两个时代的现象，实有某种程度的因果联系。毁庙是为了图强而伸张国权党权的举措；野蛮拆迁是国权党权极度膨胀、民权人权极度萎缩后市民们承受的严重后果。有前者破坏民间社会之举措，则有今日国民缺乏民间力量抵抗暴政之恶果。当日以强国为名牺牲民权人权，从后者看来，实只是饮鸩止渴，所“强”仅是一党之私。
一“家”难安，国何能强？民之无权，法何以正？
专制从来只能为极少数人特权阶层所有，而构成所谓“人民”的绝大部分人，无论过去的有产者还是无产者，都只是党国愚弄和奴役的对象，到今天“人民”不得不重新检讨曾经为了变法图强而将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一党来专制是不是明智之举。因此，构成所谓“人民”的绝大部分人要从根本上改变被专制者分而治之 进行奴役的命运，就要从维护民间社会的公共空间开始，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经济，都需要有强大的民间社会来维护；更要从改造我们的观念开始 ，须知军队国家化、小政府大社会及多党政治，才是现代富国强民的正途，老百姓在遇到官商勾结和官府欺压时，才有足够的依靠。
这篇文章正要收尾，报端传来南京一翁姓老者为了保卫自己的老房而自焚身亡的消息。我用Google搜索了一下，“拆迁自焚”有900多条，而“野蛮拆迁”则有4600多条！让我们记住这些悲剧，让悲剧不再发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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