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近年來的野蠻拆遷，讓我不禁想起了以前的毀廟。
我們知道，變法圖強是中國近百年發展的主流，即沿西方之法圖中國之強。自清末以來，西方文化在中國軍事和外交的節節敗退中進入東土。面對如此衝擊，國人的文化自信降到史無前例的低谷。由此，舉凡中國的故物，皆是糟糠：禮教吃人，佛道迷信；連漢字也要廢除，更不用說愚昧民眾的道觀廟宇了。盲目西化的風氣瀰漫全國之下是盲目的毀廟辦學。近代毀廟興學的最初建議，在英國浸道會傳教士李提摩太草擬後，由康有為向光緒皇帝提出。李是康替光緒帝聘請的新政顧問，康的學生梁啟超還是李的私人秘書，馬克思主義就是李提摩太和梁啟超在十九世紀末首先介紹進中國的。許多人相信馬列主義是西方最新近因此也最「科學」的，中國要圖強就得「走俄國的路」。乘此慕洋風氣，中共逐漸壯大起來，其「立新」乏術，「破舊」卻是能手。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國民黨治下倖存的古物，到了中共手中幾乎焚燬殆盡，尤其是承載中國固有文化的各式宮觀廟宇。許多人以為中共只是著力破壞西藏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宗教文化傳統，殊不知其對漢族地區的宗教文化傳統的破壞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據最新的研究顯示，直到一九四九年北京城內的廟宇還有一千四百多座，且不包括每個胡同都有的土地廟。如今，整個北京城剩下的廟宇恐怕還不到十幾間了。這種肆意破壞本民族文化資產的行為舉世罕見，法、俄國革命皆無法望其項背。
那麼，過去的毀廟與現在的野蠻拆遷有什麼關係呢？深思起來，不論變法圖強中的毀廟，還是現代專制下的野蠻拆遷，都是所謂構建強大國家舉措下的必然結果。強國這個意圖本身不錯，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積弱而面臨被列強瓜分的時候。孫中山就曾指出中國人太過自由散漫，整個國家是「一盤散沙」，因此他要找鋼筋混凝土來構建強有力的國家以抵禦外辱。錯只錯在以為強大的國家就是一個強大的政府，而強大的政府就得一黨專制。這一「簡單有力」的邏輯當時迷惑了不少人，包括知識份子，直至今日仍為許多「新青年」們引用。不曾料，這個思想發展到極至，最終導致中共無孔不入的集權專制，從生老病死到吃喝拉撒的一切方面控制到每一個人頭上。國權黨權極度伸張，民權人權則極度萎縮。國權黨權極度伸張而毫無限制，於是今天殺地主、資本家，明天黨國官僚卻變成地主、資本家，誰也拿他們沒辦法，誰叫我們之前輕易地將軍權、政權和經濟權一股腦交給了中共。民權人權萎縮，民眾性命無保，惶論私產，從地主、資本家被殺，道士和尚被逐，到中共的「同盟軍」，所謂「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被逐步清理，面對暴政他們毫無反抗能力。及至「無產階級專政」，變為「專政無產階級」，國家的「主人」終於徹底失去了主宰自身命運的權力。先是幫助中共打天下的「貧下中農」。他們剛分到手的土地隨即以「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名目回收中共手中，中共搖身變為實質的大地主，農民卻從此被牢牢束縛在土地上淪為實質上的世襲農奴，公糧交得比以前的地租多出許多，「高產衛星」之後是幾千萬餓脬。如今輪到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市民。在中共幹部資本家們紛紛忙著公司上市之時，他們紛紛下崗；在「公僕」興修私宅別院之時，他們蝸居難安，面臨強迫拆遷的厄運。
可見，毀廟和拆遷雖是兩個時代的現象，實有某種程度的因果聯繫。毀廟是為了圖強而伸張國權黨權的舉措；野蠻拆遷是國權黨權極度膨脹、民權人權極度萎縮後市民們承受的嚴重後果。有前者破壞民間社會之舉措，則有今日國民缺乏民間力量抵抗暴政之惡果。當日以強國為名犧牲民權人權，從後者看來，實只是飲鴆止渴，所「強」僅是一黨之私。
一「家」難安，國何能強？民之無權，法何以正？
專制從來只能為極少數人特權階層所有，而構成所謂「人民」的絕大部分人，無論過去的有產者還是無產者，都只是黨國愚弄和奴役的對象，到今天「人民」不得不重新檢討曾經為了變法圖強而將所有的權力都交給一黨來專制是不是明智之舉。因此，構成所謂「人民」的絕大部分人要從根本上改變被專制者分而治之 進行奴役的命運，就要從維護民間社會的公共空間開始，無論是宗教信仰，還是政治經濟，都需要有強大的民間社會來維護；更要從改造我們的觀念開始 ，須知軍隊國家化、小政府大社會及多黨政治，才是現代富國強民的正途，老百姓在遇到官商勾結和官府欺壓時，才有足夠的依靠。
這篇文章正要收尾，報端傳來南京一翁姓老者為了保衛自己的老房而自焚身亡的消息。我用Google搜索了一下，「拆遷自焚」有900多條，而「野蠻拆遷」則有4600多條！讓我們記住這些悲劇，讓悲劇不再發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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