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５年胡风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批准逮捕时，梅志也因手抄《３０万言书》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骨干判处６年有期徒刑。１９６７年２月，梅志随胡风到成都，后转到雅安某监狱。当胡风从雅安被收监成都后，梅志则留在了监狱里。先被分到医院洗衣服。后到二中队菜园组种蔬菜。在这里，她结交了两个很好的朋友。并促成了其中一位名叫战建华的女友与赵家琪先生的一段婚姻，成为后来岁月中人们交口称赞的佳话。
本人所要介绍的就是这段婚姻中的男女主角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与梅志的友情。
认识了为孩子抢粮判刑八年的战建华
战建华是东北人，１９３１年“９·１８”事变后，她由父母挑着、背着逃进山海关内。最后一直逃到四川重庆才停止。一家人从此就在重庆生活下来。战建华长大后嫁给了一个姓侯的重庆人。她一共生有五个儿子，她很疼爱他们。
然而，在那运动不断波及各个领域的年代，历史给“一天等于２０年”“十五年超英赶美”开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玩笑。１９５８年“密植再密植”“高产再高产”并未带来共产主义，带来的是国库空虚，７亿人有９０％进入了饥饿状态，这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粮食关”。
战建华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医生，面对饥饿毫无办法，她一人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为了不让孩子饿着，她同别人一同到重庆郊外挖野菜、剥树皮、上菜市场捡丢了的烂菜叶，也去饭馆讨过残汤剩饭。然而在那饥民成千上万的浪潮中，她渐渐什么也得不到了。饥饿的难受比受刑还残酷。多少次她出门走在路上饿得像片木叶，身子飘荡倒在路旁，被好心人弄醒后，她扯几把青草嚼下肚子，又坚强地爬了起来。她首先想到的是家中那５张可怜的小嘴正等她送吃的回去。老大侯昌宗才１１岁，老二侯昌华当时８岁，老三侯昌忠５岁、老四老五分别为３岁和１岁。几个儿子和她在可怜的饥饿浪潮中拼命挣扎，用尽全力也未能阻挡厄运的降临。老四老五在吃树皮草根的残酷环境中终于因年幼难以承受，带着许多不解与迷惑离开了这个世界。
两个儿子的死，几乎摘去了战建华的心，她多次想到了死，但眼下有三个孩子在等着她去抚养，母亲的责任感使她勇敢地活了下来。她常说：“是我让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我就要让他们活下来。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一天， 同街的邻居一个好友耳语般告诉她一个消息：
“听说某仓库还有粮食，有人准备今晚去抢，反正不抢也得饿死，抢来吃两顿，死了也划得来。”
这一希望是诱人的也是残酷的。战建华看着饥饿的孩子，她动心了，但一个女人参与抢粮是世上少见的。她想动员丈夫去，但又怕家中主梁出事，她没把这事告诉丈夫，于是就去找好友商量，她说：“我那男人太老实，怕干那事，我一个女人家又能干啥？”朋友说：“我们女人干那事是不行的。这样吧，我们跟着他们，他们抢时，我们趁此机会弄点，有点总比没有强。”于是两人约好一同去。
谁知，在最后关头，那朋友被男人及时挡住了，只有战建华亲临了现场，真正去抢粮食的人并不多。她想起两个儿子的死，又想起正饿得难受的三个儿子，于是她像个男人一样冲在了前头，抢了一袋米。
尽管当时饥饿横扫全国，但是社会治安仍搞得井井有条，仓库管理员及时报告了公安局，当武警中队的人赶来，扛着米跑得慢的战建华轻易就被挡住了，铐上了手铐。在法庭上当公诉人宣布这是一批援越的战略物资后，战建华目瞪口呆。尽管成千上万的人饿得一个个倒下，但无偿支援越南的抗美物资仍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她撞在可怕的枪口上了。
性质严重了。不过她也极其坦白，审判员问：
“你为什么参加抢粮？”
“我两个小儿子饿死了，我另三个儿子也饿得快死了，我就是为他们。”
审判员没有再继续发问。因为她讲得极其真实，儿子是母亲的心头肉，这是人的天性。法庭一阵沉默。由于此事惊动了省市直至中央，要求作为典型案件来处理，况且支援世界革命是当时的头等大事。战建华最终被判８年，押送到四川西部雅安某农场劳改二中队服刑。
命运的巧合使她在这里遇上了屠纪华，屠纪华听了她的经历后，也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战建华。因为在儿童文学作家心中，儿童是天真可爱的，爱子女的母亲，愿为儿女献出一切的母亲是伟大的。关于孩子的共同话题使她们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从此，两人每天都在一起悄悄交谈。屠纪华不是犯人，不受中央约束她丈夫的四条纪律的约束。一年冬天，灵鹫山冷风呼呼。但这时是劳改队的犯人们上山割草烧灰为来年蔬菜准备肥料的时候。梅志与战建华也去了，因中队在南北走向的山脊上，山脊两边均是悬崖，需要割的草就长在悬崖边上。战建华身体好，劳力也好，于是她带头割草，却不幸跌入深谷摔断了两根肋骨，住院数月。屠纪华自告奋勇去医院守护了数月，像照顾亲人一样，一直到战建华伤好后，才一同返回二中队。她俩的友谊就是患难中产生并牢固建立起来的。
赵家琪响应号召成了敌特分子
赵家琪原系刘邓大军一个连长，北京人。全国刚解放即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随西南干部团入川分配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１９５６年反右开始，他遇到了一个奇特而险恶的案件，莫明其妙地成了这个案件的主犯。
这是共和国诞生后的第六个年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凡是有海外关系的同志，希望你们写信欢迎他们回来。”周恩来总理的讲话通过红色电波传遍全国、全世界的时候，赵家琪高兴得流了泪，因为他的哥哥姐妹父母都在海外，哥哥在台湾而且在军队里任军长，姐姐在美国，父母则在香港。他们是１９４７年、１９４８年离开大陆的。周总理讲话后一个月，从香港来了一封直接寄给赵家琪的信，地址是香港九龙青山港。信是母亲写来的，要赵家琪回信。赵家琪立即写了回信，请求母亲以后写信直接寄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并告诉老人家，周总理又号召海外亲人们回到大陆来。当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党委书记也鼓励赵家琪：“总理都发出
号召了，你就大胆写信叫他们回来定居吧。”
赵家琪高兴地去了信，按总理的号召，按书记的鼓励。一个月后母亲回信了，安慰赵家琪说：“我们怎么不想回来呢？日夜都在想啊！可是听说入境比较困难，我们国家解放了，但我们回来会不会被为难？待我们把一些事办一下后再说吧！”
省高院书记看了这封信后又鼓励赵家琪说：“没关系，动员他们回来，我们接受他们，你再去一封信吧！”
两个月后又有一封信寄给赵家琪，他一点也不知道，是高院组织上秘密收的，后来才知道寄信人不是母亲，而是一个叫张建明的人写来的，地址也变成了新加坡。
这封信在书记抽屉里放了两个星期。信交给赵家琪之前，组织上已作过鉴定，而且还在进一步对赵家琪进行秘密调查。在把这封信交给赵家琪之前高院还搞过一次“引蛇出洞”的计划，设计了一次“万县出差”，认为赵家琪与万县的几个亲戚有勾结，叫赵家琪领头到万县搞外调，随同的几个人暗中悄悄监视他。上级发出秘密指令：“一发现赵家琪与人接头马上就地逮捕，要争取一网打尽。”途中，尽管赵家琪发现同行前后左右都有人秘密注视他的行踪和言语，目光神秘，但他除了莫明其妙之外一无所知，同事与他摆谈，有的总是引他谈对共产党的看法。他的表现十分拥护共产党，也使同行者们一无所获。两个星期中，未发现他与任何人接头，只好毫无收获地回到成都。
回成都的第二天，赵家琪正与同事打扑克。高院书记把他叫去，吸了一阵烟才对他说：“我看门卫室里有你一封信。你去把信收了，看写些啥？”赵家琪去收发室拿了信又回到牌桌上，打牌的人都很神秘的样子伸头看信。赵家琪只看了一眼说：“一封私人信，我母亲从香港来的。”说完又继续打牌，打完牌回到寝室才拆开信，内容是：
赵家琪先生：
你的来信收到，不过你说的话很幼稚，共产党的官僚主义是不可能 克服的，你来我们这里吧！我们欢迎你这种反共战士参加我们的组织。
写信的人叫“张建明”，赵家琪感到万分惊奇：他不认识张建明其人，在新加坡也没有一个熟人。当天晚上赵家琪又奇怪又害怕，连觉也未睡好。第二天刚上班，正要去找书记，院长却派人把他叫去，并叫他带上信，院长问：“你看过信封上的邮票没有？”“没有，只贴有一张嘛！”赵家琪又莫明其妙了。
院长说：“把信给我。”院长拿过信，撕下邮票立即念了两条标语：
“一、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被打击排斥！连胡风这种亲共的人也成了反党首犯！
二、共产党的公私合营是劳民伤财！”
赵家琪一听吓得额头冒汗，心都提到了脖子上，连忙说：“院长，我想也想不到有那些东西，我在新加坡也无熟人，我也不认识张建明这个人。”
院长用审视的目光看了赵家琪一眼，除了看出赵家琪的紧张之外未看出什么破绽，院长轻轻点了头又似乎陷入沉思之中，在思考着赵家琪有无更阴险的一面。这一沉思令赵家琪担心万分，因为这无疑是留有一个尾巴。未干过任何坏事的赵家琪陷入诚惶诚恐之中了。
赵家琪很快明白了：这是美蒋特务机关截获他给母亲去的信，又以信的方式寄到大陆离间赵家琪与共产党的关系，有意制造矛盾。赵家琪开始找书记和院长申诉，可是两位领导总是问：“这张建明不知道你的地址啊！”同事中也出现了一些议论：“无风不起浪，海外关系只有他才有，谁说得清？只有他自己心中才明白。”
赵家琪真的害怕了，他已感到危险临近，但又无可奈何。
正在这时赵家琪给省委宣传部写的一封信也被联系上了，那是几个月前的事，赵家琪以一个共青团员的身份听了宣传部长作的报告后写去的，赵家琪对部长在报告中讲的“对立统一观点”哲学提了点意见，认为部长讲得不够清楚。部长接信后表示喜欢与青年人研究问题，曾打过两次电话表示愿意与赵家琪面谈，恰好又遇到赵家琪有公务， 无法前去。 十多天后正巧遇到“海外来信”，不久，反“右”开始，赵家琪立即被列为审查对象，在他屋里抄出了那封写给省委宣传部长的信的底稿，底稿上还有一些被删去的，批评团委书记更尖刻之语。立即成了“攻击党的领导”的铁证，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当时只有２０多岁，还未建立家庭的赵家琪很快被定为“叛国
罪”“反党罪”判刑９年。
赵家琪与战建华终成眷属
赵家琪最初被关在四川简阳平泉农场劳改，在此认识了同是因右派被判刑的姜祚华夫妇，姜是因牵连了胡风一案，加上右派累罪并发而入狱的，赵家琪与他们在苦难中同病相怜，悄悄倾吐各自的悲惨经历，成了好朋友。
可是只相处了两年，平泉农场犯人转移，赵家琪被押到了石棉矿继续劳改，姜祚华被押到了雅安某劳改农场。当时姜祚华的爱人陈曼丽已先在该监狱劳改，后押在二中队。刑满留场就业后就与战建华一起在菜园组。陈曼丽了解战建华的情况，又得知战建华刑满回过老家，丈夫已同他人结婚，孩子不认她，尤其她最爱的老三也不认她了。陈曼丽很同情她，两人成了朋友。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曼丽对战建华谈起了赵家琪的情况，战建华听得流了泪，对赵家琪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经过反复掂量之后，陈曼丽写信给同场的丈夫姜祚华谈了自己的看法，夫妇俩觉得战建华与赵家琪挺合适，都是苦命人，结合对双方都是一个安慰。战建华终于有了心意。那时姜的刑期也快满了，
可以向外写信（当然要检查），姜祚华立即给石棉矿的赵家琪写了信并讲了这边的基本情况，建议赵家琪主动给战建华写信。赵家琪很快来了信并愿意见战建华，战建华也及时回了信，两人终于有了往来。
战建华和赵家琪开始通信前，还在陈曼丽动员时，屠纪华来到了二中队。战建华又请屠纪华“参谋”，战建华讲了赵家琪的情况后，屠纪华起初只是痛苦的沉默。并不发表任何意见。后来对陈曼丽撮合与赵家琪的婚姻表示了赞赏。赵家琪来信后，屠纪华鼓励战建华回了信，并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但相似经历的人结合也是幸福的。如果这桩婚姻能做成，两笔丰富的精神财富足可以使你们后半生情投意合，用之不竭。”从某种意义上讲，屠纪华的知识层次更高，看问题更深刻。战建华、陈曼丽有什么事都要跟她讲。屠纪华也是一个冤情累累的人，同他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也成了他们的知心朋友。屠纪华的意见有一定的权威性。她们都对她言听计从。十年后，赵
家琪向笔者谈起这段经历时，忍不住翻出当年的一些信件，其中一封竟还是当年战建华从该监狱二队菜园组写到石棉的，其中有这样一段：
“家琪，我从不嫌弃你还是个戴着大右派帽子的人，对我们的事，有一位大学问家屠纪华也很赞同，她的丈夫就是１９５５年反革命集团首 犯胡风，屠纪华支持你给（跟）我结合，还建议我们结婚，说看人要看品质，你的品质不坏，她坚信我们的结合是幸福的……”
赵家琪激动地告诉笔者：“胡风的情况我很清楚。１９５５年批胡风时我当时还在高院，由于我的家庭背景，阶级斗争抓得很紧，我平时很少说话，但内心是有看法的，胡风有他不同的文艺观点这也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战国时期都允许百家争鸣。解放了，发表一点不同看法又有什么不可？当时我对文艺研究不深，看法也粗浅。高院也有一个同志为这些挨上了。这个人平时也同我摆谈过，我也很支持他的观点，但这人被打断了脚杆也未出卖我，我因此未被牵连上。当战建华来信谈到屠纪华是她的朋友，还说明屠纪华就是胡风的妻子后，我十分赞同她们来往。我也知道屠纪华是因丈夫的事被牵连进来的。反胡风时公布的反党集团骨干名单中就有她。她写的儿童文学作
品我也看过，她是一个好作家。我当时为战建华有这样一个好朋友感到十分高兴。更为她赞同我们的婚姻而激动。后来战建华还谈到说我去的信都让屠纪华看过，屠纪华劝我们早点结婚。我感觉到我能在患难时期娶到战建华这个贤慧能干的妻子，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当然这与屠纪华是分不开的，后来我刑满了，就业了，尽管还戴着右派帽子，但已有政治权利，即有选举权，有结婚的权利了。在屠纪华１９７３年去大竹后的第二年，我请假去苗溪同战建华结了婚。结婚后战建华告诉我：‘屠纪华离开二中队时悄悄给了我５０元钱，还送了一些衣服。鼓励我写申诉，并用胡风一直在申诉的事鞭策我’。我也建议战建华立即给屠纪华写信，讲了我们结婚的事情。屠纪华很快回了信，表示热烈祝贺。
历史终于迎来了大好的机遇，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复出，开始纠正大批冤假错案，先后为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平反，１９７９年赵家琪的冤案也得到纠正，正式为他平反了。平反后，按赵家琪的情况可以回京，可是一查政策已在原地结了婚就不行。后被安排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重新工作之前，省委书记亲自找他谈了话，书记说：“你的问题搞清楚了，当年我们上了美蒋特务的当。”赵说：“是我们的人太聪明了。”“当时你有你的看法，组织上有组织上的看法，过火的事就别提了，现已恢复你的公职、工资、团籍。”
赵家琪哈哈大笑着说：“我都是几十岁的人了，还恢复我的团籍？”
后来组织上考虑到他已与劳改队留场就业的战建华结婚，就将他调到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１９８４年赵家琪入党，１９８７年被评为高级职称的律师。１９９０年退休。现住雅安市司法局宿舍。１９８０年战建华回到雅安，一同住在地区司法局宿舍，战建华回雅安后一直与已回北京的屠纪华联系。
当赵家琪同笔者谈起战建华在雅安生活时，又感慨起来。他说：“屠纪华一直与战建华联系，屠纪华还给战建华寄过毛衣。司法局都晓得她同胡风的爱人屠纪华是好友。不时只要屠纪华一来信，都说，‘战建华，大作家又给你写信来了。’两人关系一直很好。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我两次回北京，也去部长楼看过胡风，同屠纪华交谈过，还带了些地方特产去。战建华的儿子们原来在战建华劳改时不认她，回雅安后，都来认了。起初，战建华不开门，也不理睬。后来都认了。战建华这个人里里外外都很能干，相当贤慧，她本来只是个家属，但在１９８８年得脑溢血在雅安卫校抢救无效死亡后，来送花圈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她的追悼会还是地区司法局组织开的，党委书记和地区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来了，开得很隆重。”
（原载《商务早报》 200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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