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忏悔录--“懒汉鞋”

每次回国探亲,回来时我都会顺便买上两双布鞋,家乡人叫它“懒汉鞋”,是平底的,不用系鞋带,脚一伸进去,穿上就走了。很方便。

现在,在大陆上穿这种鞋的人已经不多了,在美国就更少了。有一次,我穿着一双新的“懒汉鞋”到一个教会去布道,牧师大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你就穿它们布道吗?

我回答,是啊。

看来,在美国,这“懒汉鞋”是万万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我喜欢“懒汉鞋”一是它方便,二是它随便,三是它便宜。在家乡的小鞋摊上买了两双,才十六元。折合成美金,一双还不到一美元,但我能至少穿大半年。如此这般,我何乐而不买、何乐而不穿呢?

但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它与物、与钱无关,而与人与情大有关联。多少年了,我一看自己脚穿的“懒汉鞋”,就想到了我的中学同学徐志诚,就不敢忘记那些有恩于我的朋友们。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懒汉鞋”们,都是志诚同学给我的,那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凤城一中了,在部队中当兵,后来成了军官。

我小时候很少穿什么新衣服,都是捡哥哥穿小、穿旧、穿破了的衣服接着穿。当时提倡艰苦朴素,说这衣服要穿到这个份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上面有两个哥哥,那传到我身上的衣服,算起来,至少也是“又三年”的时候了,用我妈的话说,是补钉锣补钉了。不过我也没觉得丢人,反正和我般大般的朋友们,大都穿着的是打补钉的衣服,不同的只是补丁的位置颜色和形状罢了。

我上中学时,解放军官兵是全国人民最羡慕的人,而最时髦的服装就是军装,男女都喜欢。我一直盼望我能有套军装,但也明白,那只是一个希望而已。后来,我终于穿上了一身军装,正是志诚同学送的。

那时,他已经参军了。

志诚大概是六九年底参军的,十四岁的“小兵”。他参军后不久,就寄给了我一包衣服,有一套新军装,还有一双新军鞋。那军鞋很像“懒汉鞋”,也是不用系鞋带的平底鞋,只是底子比较厚,有一层胶,很结实。从那以后,他送了我许多的军装,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前后共十多年。

上一次回国探亲,我把以前留在国内的衣服整理好了以后,都送人了,只留下了一件六、七层新的军装带回了美国,挂在了我的挂衣间中。那件衣服是志诚哪一年送给我的,我实在记不清楚了,就是最迟,也是一九八零年前后的事了。二十年过去了,衣服依然在,只是人都老了。虽然我知道我这一生大概不会再穿这一件衣服了,但它在我心中的位置,是世界上任何别的衣服也代替不了的。

环绕着衣服的,是永远也割不断的深情:朋友之请,兄弟之情。

但我和志诚刚刚认识时,却把他看成了仇敌。

那是六八年深秋的事,有一天,我们的班主任(当时叫“政治干事”)隋志芬老师让我们欢迎新同学,这时,志诚和几个新同学一起走进了教室。一眼之下,我就感觉到他和我不是一路人,别的不说,单是那衣服就不一样,他穿的是一件没有补钉的干干净净的蓝色的衣服。很快,我们就知道了,这五、六个新同学都是部队干部的子女,住在我们县城西边的西沟。西沟距离我们学校有十多里路,因此,每天他们都要乘部队的班车先到县武装部,下车后走一、两里路到我们学校来上课。放学后,再坐车回家。

我的家乡离北朝鲜很近,驻扎着一个师的部队。师部就在西沟。我们班上的这些部队干部子女,有的父亲是师政委、付政委,有的是政治部主任,有的是付师长。志诚父亲的官最大,是师长。

师长,就是找遍了我们全县,也找不到比这更大的官了。当时我们的“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县长),也就是一个付团级的干部。

你爸是大官,我爸是一个老百姓,单单是我心中涌上来的这一个鬼想法(我可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就足以使我产生了对志诚的戒心、敌意和嫉妒了。再加上我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比他好,但他有的一切,我却什么也没有,这样,那嫉妒之心有时就像蛇蝎一样咬着我的心了,于是,我怎么看他,看到的都是不顺眼。

志诚很爱整洁,穿的衣服从来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要是别人这样穿着,我看上去会挺舒服的,但穿在他身上,我看着就别扭。心里想,显什么啊,你穿得这么好还不是因为你们家有钱。

他不大爱讲话,被我解读成了骄傲,瞧不起我们。心想,你讲不讲谁稀罕哪,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爸不就是个大官嘛,他要是不参加革命,你还不是我们一样嘛!直到有一天我打听到了,他父亲参军前的确是农民,我心里才好受一点了。

就连他坐着部队的班车来上学,也惹得我来气,被我认为是仗着他父亲是大官,搞特殊化。我们的县城很小,一辆公共汽车也没有。平时在胡同中,要是停了一辆吉普车,也会被我们小孩子们围观一直到它开走,就是它走了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争论、回忆、梦想两天、三天,或者更多天。再加上我还没有乘过公共汽车,而徐志诚他们,不仅能乘,而且能天天乘,这就更使我强烈地认为他们不应该坐车来上学,又梦想有一天我要是能坐车上学有多好啊。但马上就明白,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又贬低他了:你坐车上学,牛什么呵。我才不稀罕哪,还得天天起大早,还得等车。

那时我们班有五十四、五个同学,我是学生干部中的“第一把手”--“付政治干事”。我每天早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当老师进来时,大声喊:“起立”,然后领着大家一同高呼:“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敬爱的林付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喊“万寿无疆”是一定要挥舞“毛主席语录”本的。并且,一律用右手举起,高过头部。这样,在喊大家起立前,我必须在书桌的过道中走两遍,认真地检查同学们是否把语录本都拿出来了,并且放在书桌的右上角,放正了,并且语录本封面上的头像一律要向着前方。放颠倒了,放得不正,都不行,因为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忠”还是“不忠”的立场问题,事关大是大非,含糊不得。

有一次,我走到志诚的书桌前,不动了,他的语录本没有放正。他起先没有注意到我,正和同学小声说话。但看我不动了,就纳闷。他看看我,我没有理他,眼睛还盯在语录本上。很快,他就明白了。但装作没看见。
我们俩人就这么对峙起来了。不一会儿,全班的同学都静下来了。

我打破了寂寞,对他说:徐志诚同学,请你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本放好。他不得不放正了,我心中出了一口恶气。心想:你们干部子弟就怎么了。

妙的是,以后我们彼此过了几招后,竟然印证了不打不成交的古语。到他一年后离开学校去参军时,我们已经成为最好的朋友了,并且一直到今天,三十多年。

这些年我时而会想起,我当初为什么和志诚闹别扭?原因就是两个,一个是嫉妒,一个是自卑。而造成这两点的,就是因为他爸是官,并且是大官。

从我记事起,我就对有钱的、当官的人家的孩子就保持着一种矛盾的态度:又羡慕,又嫉妒,又瞧不起。其实我当时所认识的人也没有什么人家有大钱。我眼睛中的有钱人,也就是父母都上班,一个月收入一百元左右而已,但相对于我父亲每月挣的那四十多元钱,一百元对于我的想像力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而我认识的官,其实是不是官我都不清楚,只要他们工作的地方是在县政府,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官了。想象他上班时能见到县长、付县长什么的,连我都替他们激动了。

就这样,虽然我嘴上不说,但我嫉妒他们,嫉妒我的一些同学们有这么好的父母,这么多的钱,嫉妒他们有新衣服穿,能背上新书包,嫉妒他们一听到门口响起来了叫卖声:“凉冰棍了!三分钱一根!”马上就能跑回家,要到钱,把冰棍买到手。等等。

在这一切面前,我又感到自卑。要不是他们的新衣服,我不会觉得我衣服上的补钉那么显眼。要不是他们父母的职业,我不会不好意思告诉同学我爸是作饭的。在他们面前,惟一能令我站得起来的就是我学习好,考试不是得第一,就是第二。而这一个好,就令我更看不起他们了:看看你们那个熊样,吃得那么好,那么有钱,还考不了第一!

现在细想起来,自己的这个嫉妒心,并不是仅仅只对着居住在我们大杂院的几户人家的,其实,它是针对着一切比自己显得有钱的人,有势的人,甚至是有学问的人,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只是当自己居住在大杂院的时候,嫉妒的面也就那么大。那些更有钱、更有权的人离自己的视线太远,还构不成自己对之嫉妒的实际对象。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我虽然才十来岁,但嫉妒心已经基本上发展成熟了。于是,那些报纸上、广播中被批判的人,虽然我过去对他们连嫉妒都不敢,但现在我敢了,并且把这个嫉妒美化成了恨,名之为“阶级仇恨”,或者“革命义愤”。

最能激起我“革命义愤”的,就是报纸上和广播中所揭露的那些革命的敌人的“腐朽靡烂的地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像前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到印度尼西亚去访问时穿上的漂亮衣服,原来在文革前放的记录片中也看过,觉得真漂亮,还为她鼓过掌。哪里敢嫉妒。但一到了文革,那妒火就中烧了,别说是王光美穿的漂亮衣服,就是她脖子上戴的项链,我怎么看怎么想都认为那的确是地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她被批斗,我觉得是活该,罪有应得。

打倒“四人帮”后,我看到了许多揭发批判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材料。印象深刻的一个材料就是,文革初期江青之所以折磨、丑化王光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嫉妒王光美。她看到王光美在外国人面前大出风头,而她作为毛的夫人,却默默无闻,于是,她实在忍受不了了。

文革前还听说毛主席讲了,说他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要是他自己这么讲讲,也没什么。但若知道了连我这个小孩子都知道了这句话,他心中是什么滋味呢?

多少年来,我最向往的就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共产主义的宣传之所以能吸引我,就在于它勾画出了一个没有差别、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文革中毛泽东的号召之所以能激动我的心,就是因为他指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特权,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在这一切背后的,是我那颗嫉妒的心。

文革后许多人曾经感叹十多年来大陆“人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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