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伟：我看37年前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的8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出台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16条。这次会议和这个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从那时到现在，已有37个年头。对37年前爆发的这场运动可以说是口诛笔伐的已经很多了。“十年浩劫”、“空前浩劫”、“十年大动乱”等无以复加的谴责语言表达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深恶痛绝，也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危害。但如果用更为客观的眼光看，文化大革命其实不过是一系列历史事件演变的结果，事实上，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假使没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条件，领导者和少数人即使能量再大也难以发动起来。从另一方面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东西，比如一些干部平时当官做老爷，有仗势欺压群众或贪污腐败的种种劣迹行为，在文革中遭到群众的斗争批判，尽管方式不妥，却总是得到了某种应得的报应。对群众而言，也总算是出了积攒很久的一口恶气。对这种现象就必须看到有其合理的一面。而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罕见。所以，站在世纪之初的高度看待37年前的这场“大革命”，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已有的结论上，更不能仅仅以祸害的角度去看待它。而要看到荒谬中有其必然，邪恶中有其正义，无法无天中有其合情合理之处，空前绝后中有其物极必反的一面。

文化大革命从规模上来说是史无前例，但就其性质看并不是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多次发生过类似的小革命或中革命，文化大革命不过是这一系列“革命”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而已。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的领导干部会议上，讨论文革是否是一场“空前浩劫”时，时任副委员长的谭震林拍案而起说：“什么空前浩劫！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千人，难道不是浩劫？”谭震林讲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在中央苏区的肃清所谓反革命AB团的“富田”事件，当时大搞逼供信，红二十军从班长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连陈毅和胡耀邦也险些被杀；在此前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也发生了类似的惨案，2500多名排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再接着是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也是大搞逼供信，成百上千的“叛徒”、“特务”被“抢救”出来；建国初期，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伤害了一批人；“三反”运动时，不少地方为了完成打“老虎”任务，搞逼供、诱供，打出了一大批“假老虎”，全国高达18.9万人；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潘汉年、杨帆冤案，由此引发的肃反运动由于“错斗”、“错捕”、“错关”、“错判”，又造成一批人的冤案；1957年反右运动中，把包括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在内的55万人定为右派；1958年在军内反教条主义中，肖克、李达等一批人被错误地定性为“贩卖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反党反军委领导的宗派主义活动”的“小班子”,并伤及德高望重的刘伯承元帅；1959年“庐山会议”构陷的“彭、黄、张、周”冤案，由此引发的“反右倾”运动中遭到批判或被划为右倾分子的党员干部竟达365万人之多；1962年在对小说《刘志丹》批判中构陷的以习仲勋为首的“反党集团”；1963-1965年在农村和城市分别开展的“四清”和“五反”运动，提出农村以至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掌握在敌人手中，大搞扎根串联，“层层追根”，支持地方出现的夺权事件，这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由此可见，从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肃清AB团到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的“四清”和“五反”运动，在党内、军内、政权范围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一场人为制造的“革命”，就会有一批人被无辜地打倒或“消灭”。区别只在于“革命”的大小、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换句话说，早从中央苏区开始，就始终有一个以革命名义存在的阴暗面在活动，在发展，在寻找机会制造那无法无天的悲剧。可以说是屡屡得手，无往不胜，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到文化大革命，这个阴暗面终于迎来了充分展露才华、展露能量、展露面目的时期，于是几十年来的“小革命”和“中革命”终于发展成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几十年的“小悲剧”和“中悲剧”终于发展成空前的“大悲剧”，几十年来“小范围”和“中范围”的无法无天终于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无法无天。

文化大革命使大多数老干部成为受整的对象，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在以往的运动中也整过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的全面挨整不过是以往运动中干部你整我我整你的“合理”发展而已。指出这个事实的确会令许多人不快，会触动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红卫兵小将”羞辱、而后“蹲牛棚”受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以受害者的姿态揭露文化大革命种种“整人”罪行，却避而不谈自己在历史上也曾整过人的人们的神经。但要彻底反思文化大革命，要真正做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揭开这个“血淋淋的创伤”。事实上，由于几十年来各种运动的此起彼伏，由于每一次运动都要求触及每个人的思想灵魂，都要求有“对立面的不调和的斗争”，都要求自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武器，而每一次运动的必要性和神圣性又是那样的不容置疑，所以，多少年过来，干部中很少有人置身于“整人和被整”的圈子之外。区别只在于整与被整的程度不同、积极主动和不得不整不同、往死里整和马虎应付不同，如此而已。即使是道德高尚的人物也很难例外。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老干部挨整，固然和林彪、“四人帮”的利用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经奠定了这个基础。既然以前是你整我、我整你的一笔糊涂帐，文化大革命来一次“打倒一切”的总算帐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文化大革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国家机体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如官僚阶层与群众的矛盾，上层与下层的矛盾，党内与党外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些矛盾，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证明了解决这些矛盾的重要性。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很复杂的，既有防修反修的意图，也有为贯彻自己的主张清除阻力的打算。另外，还包含着反官僚主义、特别是反对党内干部高高在上，和普通党员、党外群众、基层人员形成对立的考虑。一些当权者仗权欺压群众，甚至鱼肉群众，还有一些当权者在工作中长期搞强迫命令，动辄打击报复；一些当权者贪占严重，生活腐败，还有一些当权者在过去的运动中整了不少人。所有这些霸道的“官僚主义”及其行为，自然要成为文化大革命打击的对象。毛泽东提出的“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资产阶级的坏干部”，理所当然地包括这些人在内。文革前开展的“四清”就已经提出了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上述干部问题。而从已经开展“四清”运动的地区看，这方面的人和事的确揭露了不少，整了一批应当整的“四不清”干部，出了许多群众的气。当然，同时也冤枉了一批人。正如《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所评价的那样：“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教运动（指“四清”和“五反”运动──引者注），对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对相当一部分干部来说，文化大革命对他们固然有不公正的一面，也有公正的地方。不能笼统地说所有在文革中受整的干部都是纯粹的被迫害者。另外，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的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从冲破高度集中的体制、让群众真正当家作主而言，并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中国的改革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从本质上说正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群众自发搞大包干，后来又搞村民自治，都不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实践吗？当然，文化大革命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官僚体制、官僚主义阶层和群众的矛盾，相反却把这个矛盾弄得更加复杂化甚至有点扑朔迷离了。但文化大革命以极端的方式提出并证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国要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就是要变高度集中的官僚命令体制为民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治理体制，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阶层和群众的对立问题。

文化大革命将以往历次运动的弊端推向极端，文化大革命将以往的黑暗面、黑暗势力发展到极端，文化大革命使积累的历史问题做了最充分的暴露，文化大革命使长期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充分集中在一起并使其简单化了，文化大革命使迫害者和受害者、斗争者和被斗者、别有用心者和诚心诚意者、造反派和当权派、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老干部、“黑五类”和“根正苗红者”、官员和群众、上层和下层、领袖和人民、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感到极度疲惫、前途渺茫，从而为彻底结束运动、走出极左怪圈准备了条件。古语说“物极必反”。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有贡献，那么主要贡献就在于通过它达到了这个“极”，因而以后才比较顺利地实现了拨乱反正。严格地说，文化大革命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受迫害者固然是失败者，然而许多迫害者后来又何尝不是受害者？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是当初最大的迫害者和胜利者，后来怎么样呢？千百万红卫兵小将在文革初期好不风光，转眼之间就被大批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后遗症一直到现在。各地的造反派先是在武斗中死了大批人，一些佼佼者经过恶斗狠批立下“汗马功劳”，好不容易被结合到革委会去，不久就开始尝到受排挤的滋味，林彪集团完蛋后其中一些人被打入和林彪集团有关的另册，粉碎“四人帮”后又有不少人被作为“四人帮”的爪牙处理，剩下一些人最终也因为“打、砸、抢”上台被清除出了领导班子。

文化大革命集以往运动之大成并将其发扬光大，使以往所有的问题、弊端、黑暗面得到了最集中、最充分、最全面、最淋漓尽致的暴露，不但使历史上难以明辨的是非变得简单了，而且使人们从灵魂深处对这些是是非非感到深恶痛绝(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