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党刊，何去何从？

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大陆农民的负担除了历史上一以贯之地单方面供养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贪婪官僚和臃肿官僚机构外，还举世罕见地多了两项巨额负担：一是负担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和其他群团组织的吃、穿、住、行、办公、基建以及腐败支出等，国家财政每年不拿出它成千上万个亿，上述非国家机构恐难以运转正常和逍遥自在。对此，笔者甚感忧虑，尽管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一年比一年“加大”，但有什么实质性突破没有？没有。二是党报党刊负担。几十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几千种靠行政命令强行订阅发行的党报党刊，铺天盖地，泛滥成灾，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吸血海绵”，常吸常干，神州大地上任何一个单位和任何一个纳税人都有不能幸免。对此，官方也甚感头痛，尽管各种治标不治本的改革举措的出台几乎从未间断，但有什么明显的效果没有？没有。

笔者对由国家财政为政党组织买单有过质疑，现在来谈谈民众的党报党刊负担。包括报刊在内的大众传媒原本是现代社会民众获取信息、监督政府、批评时弊、弘扬正气的重要工具，而在中国却“淮桔成枳”，报刊不得没有成为民众监督政府的“有力武器”，相反，却成了身上无法摆脱的沉重负担，怪，怪，怪。

现在人们都有知道，作为“既不是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的各类政党，不管是否执政，都无权对人民群众“发号施令”，这是世界政治学的常识，也是20多年前执政的中共在政治报告中告诫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知识。中共十二大对“党不是权力组织”的这一重要“论述”，对于在党政不分的政治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国人来说，可谓“振聋发聩”，具有重要的政治启蒙意义。由此亦可知中共高层还是有“头脑清醒者”。既然政党不是“权力组织”，那么它就无权“强制”任何人。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其他各项暂且不论，单就党报党刊来说，我们可以进一步厘清一些认识。

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利益的政治组织，它的政治目的不外乎执掌国家政权、巩固执政地位或参与执政、影响执政，以图实现本党的政治理念和政策目标。政党可以依法办报创刊，并通过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这本身无可厚非。问题是，你办报刊，一要符合法律规定，不得有鼓吹战争、分裂国家、制造民族矛盾等内容，不得有宣传独裁、专制、践踏人权等内容；二要公众自愿订阅，不得有强迫国家机关和公民订阅的行为。这个道理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我们讲的党报党刊，主要是指执政的中共办的报刊。中共是中国的执政党，执政党通过办报办刊，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反映本党党员和民众的心声，监督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工作，这是完全正当的事。但我们必须明确，执政党不得利用自己的执政资源来强迫国家机关和公民订阅本党创办的报刊。这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否则，这就与执政党自己一贯宣称的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外“没有任何私利”的立党原则相背离。长期以来，中国大陆通过党报党刊来加重民众负担的社会现象，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新闻自由的国家是不想象的，而在中国大陆却是习以为常的。

且不说党报党刊在发行渠道上的行政命令，它在内容上是不是很真实很有吸引力呢？这完全不需要笔者来回答，因为在党报党刊“灌输”下度过一年又一年的人们个个都清楚：与党报党刊最紧密相连的词汇莫过于假大空了。

党报党刊为什么假大空盛行，这需另撰专文阐述。在当代中国，人们十分熟悉的是，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其使命就是“弘扬主旋律”。但据笔者观察，几十年来，党报党刊事实上却从“党的喉舌”滑向为“领袖的喉舌”，从“弘扬主旋律”蜕变为弘扬极左思潮。比如，建国后，党报党刊“弘扬的主旋律”，不外乎“反右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虽然成为“主旋律”，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等等在党报党刊上的地位并不亚于“主旋律”。今年在“非典”流行初期，党报党刊的一个共同点，不是“隐瞒真相”，就是“若无其事”。公众的知情权在党报党刊面前就显得脆弱无力了。

胡温主政以来，有改革新闻体制的明显迹象。要改革新闻体制，关键是要从根本上触动党报党刊的传统思维、做法和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报党刊的改革决不应偏离市场的大方向。对党报党刊的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执政党你要办报刊可以，你要党报党刊成为你的“喉舌”也可以，你要“弘扬主旋律”也可以，但你不能违宪违法，不能宣传个人崇拜，不能宣传封建专制，不能说谎造假，更不能强迫民众订阅，这也应该是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吧。

进入21世纪的中国，迫切需要新闻改革。我们对胡温的新闻改革期之以诚、拭目以待。

《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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