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杨入CCP一节的真相直到1975年周恩来病危时才为世人所知晓，患有篡改、掩盖历史怪癖的当代“英社”曾将其踢出“新中国”的先贤祠，导致这位百年前的风云人物沦为大浪淘去的沙子，其“英雄事迹”及有贡献于中国的思想因此在大陆久遭埋没。
必须正视，这位“以‘宪政专家’名世的近代湖湘怪杰”生前的英勇壮举、逸闻趣事和荒唐事实在不少，由于正史不载，于是，自然而然成为裨官野史中人物在民间流传。唐浩明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杨度》是集其传说之大成者。我曾读过小说中写杨度年轻时于船山书院学习时的数章，师徒间情谊深厚，帝王术怪诞可笑，十分精彩。只是小说不足为据，为了让对晰子先生不甚了解的读者有个比较深刻的映象，也为后面所述打个基础，我找出一篇学者写的学术性文章，应该比较可信。王学泰先生在《洪宪闹剧ܭ杨度ܦ帝王术》一文中曾述及杨度生平所作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杨度做宪政启蒙工作的，有助于说明晰子先生前朝宪政大家的身份，和对清末宪政运动作出的积极贡献：“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
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
第二件事是杨度给袁世凯当马仔，诽谤孙中山先生，从中可看出晰子“反动”的一面：“（杨度主持工作的筹安会）另外编写了两部书，名为《国贼孙文》《无耻黄兴》，居然每本印刷了十万册，在书中对他肆意诬蔑还不够，还把《国贼孙文》一书改成京剧……（在）庆祝袁世凯生日的中南海的宴会上，首次演出。”“剧之末尾，作者更是忽发奇想，从神话转到现实中来。
舞台上出现新布景：海天波涌，明月当空，孤岛沉寂，照见一人。只见他独坐在盘石之上，高唱《怀乡自叹人》一曲。其词云：‘小生姓孙名文，广东香山县人士。向来学医业，奔走海外，诱骗华侨，中国多事，潜入国门，窃得总统一名，今日身世凄凉，家乡万里，仰看一轮明月，岂不惨杀人也’”，对与袁世凯作对的孙中山先生极尽侮辱抹黑之能事。
不过，这些都不应该影响现代人对历史人物所应持有的公允态度，也不是让我对杨度心生敬佩的原因。我敬重杨度的有两点：一是他对民间社会才是推进宪政的主导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是当代某些缘执政党之木而求鱼的学人所不及的；二是他为实现宪政所表现出的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比当前脚蹬高跟鞋身披紫红大髦而内实侏儒兼犬儒的学者们高大得不知到哪儿去。
杨度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就已经认识到，对推进宪政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可能是官方，只能是民间力量。1907年，杨度与熊范舆等创办了宪政讲习会，在讲习会宣言性的文献《东京中国宪政讲习会意见书》（光绪33年7月4日《时报》）中，明确提出了“有强迫政府立宪之国民，无自行立宪之政府”的观点，指明宪政的主导性力量必须出自于民间社会，不能寄奢望于官方，勉励同仁努力奋斗，不可懈怠。同时，杨度还明确了自己反对专制，主张民主的政治理念，并把努力的方向定在成立民选国会，在同一篇文章中讲道：“专制政府是中国欲亡的祸根，欲救中国，非实行责任政府不可，欲改造责任政府，则非设立民选议员不可”（同上）。这些主张，即使放在今天的中国，也让人耳目一新。
不像今日的某些只会向专制政权“等、靠、要”立宪民主的学人，在如何达致宪政的行动层面，杨度身体力行，同时也很讲究非暴力的策略。1907年9月至1908年8月，杨度等发起了“宪政研究会和湖南人民向当局的大规模请愿运动”（陈峰《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请愿和平有序，但并非柔弱无力。当一次请愿达不到效果，便“接踵而起，与政府为再度、三度、十度、百度之宣战，非得勿休，非获莫止。”表现出非常强大的韧性。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式也许略显激进，却又以非暴力和不拒绝与当局合作两点得到体制内的理解。当请愿达到一定影响，杨度受到朝廷的重视。他接受了当朝重臣袁世凯、张之洞的召见，却说：“此次晋京，专为国会而来，如政府不早颁布开设国会年限，仍当出京联合各省要求国会。在朝既不能为富贵所淫，在野更不能为威武所屈，宗旨已定，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在请愿中，作为领袖的杨度不仅表现出了不立宪不罢休的勇气，而且表现出宪政必定成就的过人的胆识，因为杨度相信：“有强压国民必败之政府，而无要求政府不胜之国民。”（同上）
杨度后半生为人诟病处甚多，这一方面是他个人错误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当时错综复杂的时势不无关系。人孰无过？但暇不掩瑜，过失掩盖不了杨度对百年前宪政历史所作的贡献。我认为，在今天的宪政语境中，杨度的某些思想仍不失其价值，仍有借鉴及至指导的意义，特别是那些对当局的政治改革抱有太多幻想的人们，回过头去学学杨度，也许有助于让他们发昏的大脑冷静下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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