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教授把北京好比是个哑铃，中间小，两头大。大院北京和胡同北京很大，但市民北京很小；上海则是个橄榄型，两头小，中间大，中间是市民社会。
朱学勤：在90年代改革以前，中国政治操作层面的人大部分是学文科出身的，文人进入政治层面，把诗意的浪漫的要求带进政治操作，做得最辉煌的，可能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位时的政治格局，可以从各方面去反省，一是当文人化的政治家权重一时的时候，这种文学性的政治思维到底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我的看法是弊大于利。二是文人型的政治思维不能一口抹杀，包括今天讲到法国的时候，我处处留神，尽管批判法国，但是文人型的政治思维天然有理想主义的趋向，那么它的位置应该在哪里呢？我思来想后，无论是总结法国革命的教训，还是总结中国文化革命的教训，我觉得最好是文人在野，技术官僚在朝，或者是现实主义在朝，理想主义在野。这个态势可能是比较健康的。这一次转折真是天翻地覆。
中国几千年都是诗人当县官，当州牧，当宰相，没有技术官僚去当县长，当州牧，当刺史。黄仁宇讲中国历史大问题之一，就是始终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他没有点出为什么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一个官吏机构的原因，就是中国基本上是文人组成的官吏集团，是诗人管理国家。
仔细看中国的传统，有很多让我们吃惊的地方，吃惊之一，这么一个庞然大国，几千年来是诗人统治的。那些县官，偶尔小民呼冤，他才上堂理事，大量时间在底下吃酒吟诗吟对做画，确实有很多问题，古代就有人批评，近代更难以施行一种科学性的管理，到了毛泽东那儿，几乎是大爆发。
90年代技术官僚来掌握政治操作社会管理，是中国官吏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结构变动。退到一个对自己不习惯的立场上想，我愿意接受这个结构变动的合理性，它避免了中国政治生活当中的文学性色彩。理想之源，实际上是批判之源，应该处于在野位置，毛泽东如果是一个在野的社会批判家，是何等情形？他绝对比马尔库塞做的漂亮得多！
（摘录自《书斋里的革命·狐狸当道与刺猬得势》）
坐落于上海市北郊的锦秋花园，是沪上较早开发的群落型小区，就在上海大学的附近，打从市区驱车前往，要花约三刻钟的时间。
抵达朱学勤教授的府第，刚好是午后三时。从大门边的小窗望进去，目光穿越大厅通向的小花园，朱学勤正在给花儿浇水。
他穿着短裤和短袖上衣，怡然自得于个人的空间，“沉浸历史，发掘回忆”是他的专业，可一身古铜肤色的朱学勤，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皆浮现实实在在的生活印记。
注意他的作品的人一定会同意，朱学勤不是单纯的历史学者，他没有一头钻进五千年的文化窄胡同而拔不出来，相反地，他博古通今，洞察时局，经常发出很有见地的独立言论。
与当今习惯在“主旋律”下思考问题，服从一个共同框架而发表见解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比较，朱学勤从另一个高度和层次，进行高度思考的痕迹，相对而言是突出而明显的，他甚至直言时政，提出政治改革的意见，心灵自由地站在轨道外，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创作。
最好政治模式：
左派在野，右派在朝
1999年出版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书，他在“两种反思、两种路径和两种知识分子”的对谈中，提出“最好是左派在野，右派在朝；浪漫主义在野，现实主义在朝；社会抗议在野，技术操作在朝”的政见。
他认为毛泽东的“浪漫政治”，与官僚结构的历史传统也有联系，科举取士长期以来产生的是诗人政治家，这些诗人官吏，长处是吟诗作画，老百姓击鼓喊冤才上堂，理政断案变成业余行为，这种官吏是不正常的。
因而，朱学勤和政治学者一样，也谈论政治体制的改革，议论权力运作的体制性变革。他认为政改一定要推上议事日程，并且要在国家制度层面上，以宪法成文的形式，规定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使民间人文知识分子有“合法的反对权”，处在合法反对位置上。
人文知识分子不断发出批评乃至抗议，这些不同意见的压力和处于权力岗位上的技术官僚，取向会有中和，中和的结果，才是社会健康的状态。这两者的关系，应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用法制形式规定下来，因为“不批评，鸦雀无声是危险的！”
虽然中国的政治气候，已经逐步走向民主化，言路较过去广阔和畅通，但朱学勤的政见，如果不能算是越轨，至少也是属于大胆和超前的。朱学勤的侃侃而谈，较之部分小心翼翼的官员和学者，形成极为强烈的对比。
可乱“言”但不能畅“论”
问他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的言路，是否达到“畅所欲言”的境地，朱学勤停顿了片刻，才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可以乱“言”，但不能畅“论”，言论自由的进程在缓慢地进行。
他说，“作为一个要求改革开放的人，我希望改革开放是有序的，而不是混乱的，是理性的，而不是暴力的，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这样就是对老百姓有利。我们以百姓苍生为念，希望中国改革开放走的是这样一条路子，而不应该图自己观念上的满足，性格上的痛快”。
所以，即使是畅所欲言，朱学勤也希望改革的路子是理性、渐进、和平，这是一种慢，这种慢是健康的、是必须的。但另一种慢是来自官员的保守，体制的臃肿，对于这种慢，朱学勤则持批评的态度。
从另一个角度看，朱学勤认为现在的官员，不是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者，他们都是务实的技术官僚，考虑问题是把实际功效放在第一位，不是以意识形态为首要。
“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们是明白人，不是糊涂人。所以你和他私下交流，会觉得差距非常小，他们在操盘的时候，有一些慢是合理的，是他们的局限性，更正确地说，不是个人的局限性，而是体制的局限性。”
两个条约造就不同城市面貌
此次受邀参加名城论坛，朱学勤选择上海与北京的双城记，作为发言主题。他希望这样的讲演，能够触及时弊，不要总是在一些比较玄妙，但也是脱离实际的文化概念上兜圈子。
朱学勤的双城记，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将北京和上海，浓缩在一百年的流程与变化中，梳理出这两座特大城市的性格脉络。
1900年北京出现义和团事件，就是狭隘的排外主义的狂潮，然后，和满清政府最反动、最腐朽的慈禧集团集合在一起，发生了权乱，这样才会引出后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辛丑条约，这样一个灾难。与此同时，上海的反应模式截然不一样。
这一年上海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针对北京的中央政府对世界各列强宣战，纵容义和团进入北京。上海选择的是和各国缔结和平条约，这就是东南互保条约。
一个是义和团开始，一个是东南互保开始。这两个城市后来就走向完全不同的历史性格。
东南互保和义和团宣告的这两个城市的近代性格的诞生。到了百年以后的1999年恰好也发生类似的事件，由于科索沃危机，北约导弹轰炸中国大使馆，北京出现排外狂潮，很多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出租车都不敢坐了，在短暂的几天内，社会生活出现一些让人担忧的失控迹象。
上海恰恰相反，当时的市长徐匡迪，到浦东拜访各跨国集团的总裁，安慰他们，希望他们不要离开，然后说，上海是跨国集团、国际资本最好的投资场所，我们会稳定上海，让你们的投资、生产、营销，保证有个安定的市场环境。
他说，“我的讲演会来探究这一百年内，这两个城市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些性格不同，对以后两个城市的命运昭示了一些什么？”
朱学勤把北京好比是个哑铃，中间小，两头大。大院北京和胡同北京很大，但市民北京很小；上海则是个橄榄型，两头小，中间大，中间是市民社会。朱学勤在论坛上，也会对这两个城市今后的发展，提出本身的看法。
此次早报名城邀请的主讲人，都是敢说敢言的名士，对于其他三位，朱学勤都心仪和期待着。他和龙应台算是老朋友，龙应台那次来上海，在《文汇报》谈关于地方城市性格的问题。朱学勤认为龙应台的看法“很有意思，性格也比较强烈。”
对于香港的陶杰，朱学勤也“一直想见一下这位朋友”，因为他听很多朋友提起陶杰，讲过他的专栏文章非常有特色，是香港的一个怪杰，朱学勤也是喜欢看专栏文章、写专栏文章，所以他想交这样的一个朋友。我国的城市规划专家刘太格，朱学勤也听说过，知道他是一位“搞建筑的专家”。
名城论坛四张名嘴的火花撞击，会产生怎样的思潮洪流？答案就在7月20日的约会，一场丰盛的文化大餐，期待各界的细细品尝和鉴赏。
另一种记忆
我的朋友经不住我的固执，两次到这里，都要驱车开到对面去仔细地看一看。对面确实游客稀少，但纪念性雕塑一样多，一样巍峨耸立，也有几百门铜炮一字排开的炮兵阵地。与北方一样，南方人也是分各州、各县、各个小镇，寻找到他们当年子弟的永息之地，塑像立碑，刻上他们的团队番号、上校姓名、战死者名单。在所有的建筑中，果然以李将军的雕塑最为壮观。这一次他在这里就不是山体上的浮雕了，而是升一级，是一尊立马平川挥刀前进的全身铜像。那铜头怒马足有二层楼高，李将军就站在那么高的位置，抽出他那把西点军校赠予的指挥刀，指向我们刚刚过来的北军阵地，回头向他的南军阵地发出"fire! fire!"的开火命令，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令人沮丧的是，在李将军坐骑的铁蹄下，我又看到了一面在书斋里的革命。
南方经常看到的那种蓝叉白星旗帜，很小，却很鲜艳，就插在北方的雪地里，说不清是谦逊还是骄傲地飘扬着。从那面旗帜的鲜艳程度，我判断那个插旗的南方人不会早于三天前，刚刚离开这里。
我终于憋不住了。就在南军的炮兵阵地上，对我的朋友发出一连串的问题：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记忆版本？
究竟是北方对，南方错，还是相反，是南方对，北方错？
美国的历史如何撰写？难道一团乱麻，不置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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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