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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选修“文化大革命”课

2003-06-29 21:19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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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到哈佛,正是新学期的开始。各类课程、讲座的告示,贴满了校园。学生们背著书包,夹着厚厚的课本、讲义,个个行色匆匆。整个气氛既紧张又有条不。当然在这纷忙景色中最能吸引我注意的,还是哈佛怎样进行有关当代中国的课程。事有凑巧,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的“文化大革命”课在1月底正式开讲。于是,我这个“陌生客”便也跻身于急匆匆的行列之中。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文化大革命”课竟如此风靡哈佛,吸引了众多的学生,以致原由校方安排的教室因实在拥挤不堪而连续更换新址。

  据统计,今年(一九九七年--编者)选修“文化大革命”课的学生共计370人,分为27个班。校方仅助教就请了10名(按美国的上课方法,教授一周授课两次,每次一小时,然后即分班讨论,助教再在小班上提供进一步的辅导)。在以提倡文化多元、学术自由和分散管理为标榜的哈佛,出现这样规模的“大课”,是近年来少见的。关于这其中的原因,以及它同当今美国社会某些变化着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我将在下文略作分析。

  “文化大革命”课是作为“外国文化”类的课程提供给学生的,对可能相当多的哈佛本科生而言,“外国文化”是一门必修课,也就是学校所说的“核心”课程。这即是说,不管专攻理科还是有意在文科方面发展的学生,都要有“外国文化”课的学分。据说,哈佛管理层有这样的看法:哈佛的学生不仅要熟习本国文化,更要对外国文化有所认识。显然,这样做是颇有眼光的。

  但是在我看来,要从纯文化的意义上理解,“文化大革命”课更像一门历史课程。因为它的主题是叙述已经过去20余年的中国的一场政治运动。而其考查的对象和研究的方法,也都是以历史事件间的相互联系与发展为目标。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它同国内“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已相对固定的布局有着很一致的地方。那么,哈佛为什么要把它当作“外国文化”类的课开出来,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学生,是很耐人寻味的。

  下面是“文化大革命”课程的授课提纲。连同概论共分为6个部分23讲,现抄录于此:

  1.“文化大革命”概论  第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起源  2.帝国统治秩序的崩溃,1836-1916  3.中国共产党的胜利,1917-1949  第二部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4.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稳固,1949-1965  5.道路分歧  第三部分:第一次排炮  6.批斗“三家村” 7.“炮打司令部”  8.毛征服了首都  第四部分:红卫兵的兴衰  9.校园革命的迸发  10.“一月革命”和“二月逆流”  11.毛对战友的清洗  12.反作用力:武汉事件  13.红卫兵的上山下乡  第五部分:波拿巴主义的幽灵 。保.林彪的神化  15.打开对美国的大门 。保.林彪的失势与败落  第六部分:争取毛泽东接班人的斗争 。保.“四人帮”的兴起 。保福邓小平复出  19.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威胁  20.周恩来之死与天安门事件  21.毛泽东的去世与清洗“四人帮”  22.不堪回首  23.“文化大革命”的遗产

  关于这门要持续3个多月的课程的宗旨,麦克法夸尔教授作了如此的概括:它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决议中这样一个结论,即:“从1966年至1976年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它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和发动的”进行验证并试图接近于真实。

  为了使绝大多数从来没有听过有关中国课程的学生,易于理解中国六七十代发生的一切,主讲人显然认为,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对19世纪以来中国面对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所做出的反应,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共最终夺取政权和至1966年以前的中国国内政治状况作一交待是必要的。这就是我们在提纲中看到的前四讲内容。

  在进入“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分析时,麦克法夸尔教授事实上要向学生交待下面的几个重要观点:首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应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6年至1969年,是摧毁旧的政治精英与红卫兵运动兴起与衰落的时期;第二阶段1969年至1971年,事实上是以林彪集团占支配地位为主要特征;第三阶段1972年至1976年,则表现为由谁来继承毛泽东的斗争。其次,麦克法夸尔教授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过程,表现为两个层面的发展。一方面,毛泽东首先打倒彭、罗、陆、杨,继之废黜了刘、邓,这是以上层政治斗争的形式来实现的。另一方面,以红卫兵为主的群众运动被发动起来,用以摧毁党的基层组织和结构。麦克法夸尔教授认为,这种以无约束的社会来破坏国家结构的事情,在共产党国家中是没有先例的。在苏联,斯大林也只是用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来攻击和削弱另一部分。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引发整个社会的动乱和斗争。这种斗争的长时期结果,就是党在国家中的权威遭到破坏。于是,又造成了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重大的政治后果,就是以林彪为首的一批军人地位得到抬升,并最终威胁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再进行反对林彪的斗争。

  麦克法夸尔教授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泽东希望那些同他一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这是主要指江青、张春桥等),能将这场革命的精神和他的思想遗产保持下去,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四人帮”的垮台和毛泽东试验的终结。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最终的接班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无缘在偌大的课堂上对“文化大革命”课程评论什么。但是,当我看到几百名年轻的大学生,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发生在遥远中国的一段往事,并或多或少并不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难以把握六七十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之下,从而引发了中国社会的一场动乱这样关键之处的时候,是有着相当的遗憾的。特别是当课堂上放映关于红卫兵造反与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状态的电影纪录片时,我是很不自在的,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年代。

  然而从哈佛大学授课的标准看,“文化大革命”课是相当成功的。麦克法夸尔教授用语生动、善于表达,使学生们十分专注。这使我想起最近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看到的一些情况:凡是有关中国政治、经济以及东亚、环太平洋地区的课程、研讨会,都是场面热烈,听者多多。其中的原因可以说不难理解。就在不久前,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纽约时报》1996年10月6日的一篇报导公布了一个有趣的调查结果:“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对美国2772所高校学生选修外语的人数进行的统计,在1990年-1995年5年时间里,美国大学生中选修中文的人数,增加了36%。中文成为美国大学中排名第6位的最热门语言。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调查者没有正面回答,但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执行主席说了下面一段话:“学生在选择自己研习的外语方面,通常变动很大,但这种变动总是反映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向。”我想,此论诚为有见地之言。中国近年的发展令人瞩目,而这意味着众多的机会和巨大的市场。如果说,中国正以自己的进步走向世界,那么世界也必然会越来越关注中国。“文化大革命”课再度在哈佛(1988年麦克夸尔教授第一次在哈佛讲“文化大革命”课,有700余人听讲)走红,未始不是令我们自己发奋和激励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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