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间智库 夹缝中求生

五十一岁的仲大军，文革期间正值初中，学习力最旺的年代却被迫弃学下乡，大陆人俗称他们“老三届”，这一代人脸庞历经风霜、内心饱受沧桑。

文革后以二十六岁“高龄”就读上海复旦大学的仲大军，虽曾在“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官方研究机构待过，但成长于乱世的仲大军，深知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重要性，实在看不惯在专制体制束缚下唯唯诺诺，三年前毅然脱离，自行创办“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开始体制外的学术研究，正式走上这条艰苦卓绝的不归路。

其实，北京像仲大军一样硬骨子的学界人士还有不少。原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刘军宁，由于长期对当局大一统观念和专制政治体制进行批判，得罪当道，甚至传说被江泽民直接点名，最后只得离开社科院，太太在建设部的工作也受到影响。

曾经获得哈佛大学研究奖金的刘军宁在回国后，目前工作挂在文化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他自己也成了“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希望能尽所学，为中国改革付出心力。

此外，八十年代未曾在国务院体改委工作的曹思源，以及七十多岁、原在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的茅于轼，他们都是大陆知识界的良心，经常发表当局不喜欢的政、经言论，两人都被排除于官方掌控的学界核心之外。

五十多岁的曹思源与茅于轼对当前中国的政经现况都有犀利的见解。为了贡献所长，曹思源成立“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由自己负责中心各项业务；茅于轼则创设“天则经济研究所”，由于年事高，他已将研究所交给不到五十岁、原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盛洪负责。

虽然这些中国学界硬汉近年来纷纷成立体制外的智库，以寻求谋生和立论，但他们心里都知道，中国民间智库的能量、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其实还是很弱小的，官方几乎垄断所有的资源，民间学者有如凤毛麟角，他们要在夹缝中求生，困难重重。

“政府对民间智库有歧视，我们很难在社会上展开活动。多数单位都不敢请我们演讲或担任咨询顾问，被官方掌控的媒体也不敢报导我们的言论或文章。政府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没有饭吃。”北京一位民间智库人士分析说。

除了斩断经济来源外，官方打压也时有所闻。今年初，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会邀请刘军宁晚上到该校演讲，结果准备开讲时，突然停电，演讲只得终止；“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打算联合举办会议，但人大主办方受到上级压力而取消。

中国的智库约有两千五百个，几乎全数是官方的，研究人员约有三万五千，后勤服务人员更高达二十七万。至于这些官方智库中，比如胡鞍钢的“清大国情研究中心”、樊纲的“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和林毅夫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一般文章、议论与民间智库学者有很大的区别，有自由派学者甚至认为，他们有时讲话“比官员还要官员”。

仲大军就批评说，历史上中国思想界其实一直很活跃的，但这三、四万学者受到政府体制的束缚，很难有所创新，这实在是人力资源极大的浪费。当前中国的知识界，最缺的就是“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

目前北京多位民间智库学者都在努力向社会下层扎根，他们多非权贵阶层出身，是自由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他们强调，目前最关心的就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希望政府各项措施能更多的倾向劳苦大众，不要为富人和权贵撑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