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北京城的气氛已非常紧张，许多知识界知名人士已纷纷离开京城避风。
会议决定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增派一支特别纠察队，任务是维护秩序，保护刘晓波、侯德健、高新等四位绝食请愿的知识分子和广场学生指挥部。于是，我和刘苏里主动请缨，保证迅速组织并带领一支特别纠察队赶赴天安门广场。
会议尚未结束，我与同校的青年教师刘苏里即勿勿赶回中国政法大学，通过学生自治会广播站，召集了四十多名男学生组成特别纠察队。
下午三时四十分许，我们抵达天安门广场，随即接管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纠察任务。此前，这一带的纠察线已经松驰得近乎消失，只有寥寥无几的市民纠察队员三三两两地散布着。
尽管局势已经急剧恶化，但我们与所有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市民一样，赤手空拳，没有任何防卫武器，因而我们的宗旨始终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在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依然丝毫没有以暴易暴的准备。
晚六时许，一群愤怒的学生和市民送来一名化装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军人。此时化装进入广场的军人和警察为数众多，任务是侦探广场上动态，尤其是侦探学生指挥部的动态，并趁机制造混乱，以便于血腥镇压。这名军人由于沿途一再受到学生和市民的谴责，已经惊恐得失去常态。我们急忙将他保护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西南角的帐篷里，并请来照料四名绝食知识分子的医生，帮助我们稳定他的情绪。我们在对他进行一番有关八九民运的真相和宗旨的宣传后，委托医生伺机用救护车将他安全送离天安门广场。
晚六时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发出第一项紧急通告，该通告使用了“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字眼，显露出血腥镇压的苗头。但是，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并未引起应有的警觉，一切仍按既定的计划照常进行。
晚七时，广场学生指挥部在纪念碑南侧召开有关学生和市民被军人和武警所伤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学生领袖柴玲、李录、封从德、吾尔开希主持出席了这次新闻发布会。
北京测绘出版社职员郑鲁滨的控诉发言令人印象深刻。郑鲁滨身为中共党员，六月三日下午三时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南侧看见一群军人用武装带猛抽学生和市民，便冲上去抢救一位被军人击倒在地的老人，因此，也遭到军人的毒打，头部被军人用钢盔击破，血流如注，白衬衣几乎全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广场上的秩序有些混乱，虽然在六月一日经过一次全面的整顿，搭起了香港同胞捐的帐篷，表面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实际上的操作和管理仍然混乱，学生领袖们对管理广场有点力不从心。我们这些要坚守到翌日中午的特别纠察队员在晚八时后仍吃不上饭，而学生指挥部物资处却将大量的盒饭供给以各种理由来到纪念碑底座的人员。我一方面安排安抚纠察队员的情绪，一方面与物资处负责人交涉，甚至以撤走纠察队相威胁，但依然无济于事。直到很晚以后，我们才在香港物资供应站领到食物，每个人一个小面包，每两个人一小瓶软包装汽水。
晚九时五十分许，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第二项紧急通告，要求北京市民呆在家中，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以保证生命安全。
该通告让人联想起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时，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德在武力清理天安门广场前夕所发表的类似的广播讲话。回想当年，我曾可悲地信从了中共的宣传，从内心里拥护当局对所谓胆敢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借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采取镇压行动。而今，我却置身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之列，真不知道应该算是我的光荣，还是应该算是中共的悲哀。
第二项紧急通告已经明白无误地发出了血腥镇压讯号，任何只要稍具政治敏感的人，都应该能从中嗅到火药味。但由于自从五月十九日北京城实行戒严以来，天安门广场上一直回荡着“狼来了！狼来了！”的呼唤，而狼却始终没有出现。因而广场上的大多数人并未对此项通知引起应有的警觉。
纵观天安门广场，依然人山人海，四十年来深受中共当局压抑的群众象往常一样，尚在欢庆着盛大的节日。他们或是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民主女神”塑像，或是簇拥在纪念碑底座北侧四名绝食知识分子的绝食棚前，齐声而有节奏地呼喊着：“侯德健出来！侯德健出来！”渴望一睹著名作曲作词家侯德健之风采。当时的北京城曾流传着一句话：“先看女神后看猴（侯）”。
晚十时，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按原计划在“民主女神”塑像下举行开学典礼仪式，宣告正式成立，著名政治学者严家祺、作家赵瑜等人出席并致词。
晚十时十六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措词更为严厉的第三项紧急通告，声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多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罪恶的枪声终于回响了，时间是晚十一时许。当第一阵枪声从西长安街方向传入广场时，人们无不受到强烈的震撼。
紧接着，从北京城不同方向陆续响起枪声，而且越来越密集。眺望西长安街方向，熊熊火光冲天而起，染红了那一片夜空。
枪声揭开了中共当局蓄谋已久的血腥镇压的序幕，而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仪式则在枪声中匆匆落幕。
此后，一些人陆续来到广场学生指挥部报告军队在各处用真枪实弹屠杀和平学生和市民的情况。来者几乎全都满身血迹，或是自身受伤，或是救护他人所致。直到此时，广场上的人们才如梦初醒，中共当局不仅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使用催泪弹、电警棍，而且使用真枪实弹、装甲车和坦克。所谓的人民子弟兵开始血腥屠杀人民！
午夜十二时，广场学生广播台播出了第一名学生死亡于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前的噩耗。这是八九民运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布学生死亡的消息，引起了在场学生的强烈反响，悲愤情绪迅速弥漫。一位男生在广场中唱起了萧邦的《哀歌》：“沉沉浓雾，慢慢地升起，迷住我双眼和茫茫大地；有一支哀歌，在心中响起，我欲唱又止，把悲痛藏起……”如诉如泣的歌声回荡在广场的上空，数以千计的学生肃然端
坐，唯有一行行泪水流淌着。
六月四日凌晨零时三十分许，广场中传出吾尔开希哭诉一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女生被射杀的经过，这名女生当晚随他一起从北师大校园出发。吾尔开希由于过度激愤，声音时断时续，终致完全消失。只听得广播中传来一阵忙乱的声音，有人焦急地呼叫着救护车。吾尔开希晕过去了。
广场学生指挥部在十二时过后作出了一项新的决定，副总指挥李录通过广播号召广场上的学生有秩序地向纪念碑集结，团结一致，准备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最后的抗争。
集结到纪念碑一带的学生约近万人。纪念碑北侧的人数最多，约有五、六千人，南侧次之，约一、二千人，东西两侧人数不多，各有数百人。此外，在广场四周边沿地带，尚分布着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约在七、八万之众。在帐篷内，也还有数目不详的学生睡觉休息。
在血腥镇压开始后，我亲自接待了几位来自屠杀现场的报讯者。
一位河北的十一岁的小男孩，来自虎坊桥一带，哭诉他在京当民工的哥哥被军人射杀。可怜的小男孩惊恐已极，怎么也说不清在京的住处。我强忍泪水，安排人员护送他离开广场。
一位北京大学好友来自西单路口，愤愤指控军人杀人兽行。在西单路口，有一群约百名学生，打着两面旗帜，一面是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正规校旗，一面是临时自制的白底黑字的南京中医学院的旗帜。这群学生手挽手、肩并肩，对着杀气腾腾的军队迎面而去，反复齐声呼喊着一句口号：“为了可爱的祖国，我们已做好牺牲的准备！”劝阻军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军人先是朝天放了一排子弹，时隔不到一分钟，即端枪向这群学生扫射。在密集的枪声中这群学生先后纷纷倒下。景状之惨烈，令两旁目睹者无不悲愤万分，不顾安危地怒斥军人：“畜牲！畜牲！”
一位北京市民来自五棵松一带，他叙述说，当军队坦克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时，数以万计的人试图阻挡，但坦克毫不减速，冲向人墙。一名群众躲闪不及被冲倒，他的弟弟正欲上前枪救，后继的坦克依然全速前进，连续过了四十余辆坦克，地上只留下一片肉浆，惨不忍睹。（事后查明，这名死难者是航空航天部的干部。）
从屠杀现场不断传回的消息，对坚守在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造成强烈的刺激。一部分人忍受不了愤怒，准备奋起反抗，以暴易暴。他们四处寻找一切可以用作自卫武器的东西，包括石块，汽水瓶子和从帐篷上拆除下来的棍棒。人们陆续离开广场，冲向枪声最激烈的西长安街。
在六四屠杀事件中，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以暴易暴的行动，是无需否认的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不过，就时间而言，军队血腥屠杀于前，学生和市民的反抗于后；就因果关系而言，军队的血腥屠杀是因，学生和市民的反抗是果。
六月四日凌晨零点十五分，一辆装甲车沿长安街从天安门城楼前由西往东急驶而过。数以万计的民众试图筑成人墙加以阻挡，但装甲车毫不减速。紧接着，又有一辆装甲车从同一线路快速驶过。愤怒的民众纷纷捡起石块投向装甲车，并有不少人挥舞着棍棒冲向装甲车，毫无惧色地抽打装甲车。对于装甲车这类钢铁怪物来说，这些举动近乎唐吉诃德斗风车，然而，这时并没有丝毫的喜剧色彩，只有撼动人心的悲壮。
这是当晚最初发生在广场视野之内的军方行动。
零点三十分，又有两辆装甲车从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方向分别进入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大道，风驰电掣，横冲直撞，围绕着广场转了好几圈，向学生炫耀武力。其中一辆在辗过交通隔离墩和广场外沿的铁栅栏、企图进入广场东北端时发生了故障，骤然停车不动。愤怒的民众蜂拥而上，先是用棍棒撬砸，继而用棉被铺盖上去烧烤。大火腾空而起，三名军人忍蛔“呶伦瓿隽俗凹壮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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