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六四遗产——人民的醒觉

　　从反面讲，真实的政治权威必定拒绝暴力性强制而诉诸于道义合法性，一旦统治者动用暴力，其权威便随之丧失。六四大屠杀导致中共统治的道义合法性基本丧失，民众的服从是出于不得已，就连中共官员们也只是基于利益而维持现行制度，不再相信一党独裁的正当性。

　　民间人权运动的影响

　　六四之后的十四年，中共主要依靠发展经济的政绩合法性来维系政权，固守“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的统治策略，用小康承诺换取大众的沉默，使整个社会陷于GDP崇拜和发财梦中。其次，中共企图通过不断调整其正统意识形态来弥补其道义上合法性的流失，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再到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皆是这种重塑道义合法性的努力。再者，中共以国家机会主义的灵活策略应对各类挑战，意识形态的高调与现实应对的低调的分裂，经济开放和政治僵化的并存，刚性镇压与柔性收买的交替，全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又纵容消费性享乐性的大众文化。但是，只要中共仍固守“党权至上”的旧体制，它的任何努力最终都是徒劳。

　　从正面讲，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无疑是六四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全副武装的军队和坦克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民众之时，唤醒了国内外的良知，促成了“官方价值的贬值和民间价值的升值”的观念转折，从而形成了“权力在官场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

尽管政治改革全面停滞，小康的承诺购买了整个社会的沉默，民间道义象征人物的被迫流亡，对民间反对派运动的严酷镇压，似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功。但另一方面，以六四问题为核心，持不同政见者及海外民运共同构成的反对派运动，却进入了公开化阶段，推动民间人权运动的持续发展，坚持了十多年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就是最具象征性的民间人权运动，并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由敏感的政治问题向非政治领域的人权诉求渗透。最近，大陆民间人士对孙志刚死于收容所惨案的强烈关注，就是人权意识觉醒的最新例证。

　　更可喜的变化在于：民间的人权诉求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舆论呼吁，而进入诉诸司法改革来保护人权的阶段。建立以保障人权和限制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司法制度，已经成为民间的基本共识。而且，民间的自发压力也使媒体介入了维权运动，最近，孙志刚案由《南方都市报》率先曝光后，又有多家媒体跟进报道，《中国青年报》还发表了三位法学博士致全国人大的建议书，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

　　在民间的人权意识普遍觉醒和国际道义力量的双重压力下，中共政权不能不在人权问题上有所让步：一方面，由反对和闭口不谈人权，到不得不承认和谈论人权，展开与西方国家的定期人权对话，接受西方的人权代表团和联合国人权专员对中国人权现状的考察，承诺签署联合国的保障人权公约。另方面，镇压异议人士的残酷性逐渐减弱，用中国特色的“人质外交”应对美国特色的“人权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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