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富民穷的迷思 从山西的“非典”说起

山西离北京不远,也是‘非典’-就是萨斯-的重灾区之一。不过,就某种意义上说,山西又离北京很远,那是讲的医疗救治条件。看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似乎总是出手大方,但凡有记者问到防治萨斯的费用之事,北京的领导人一定拍胸脯保证‘没有问题’。确实也是,八天建成一个小汤山医院,已经成了当下中国"伟大成就"的代表作。而山西呢,情况却大大不同,说是捉襟见肘,那一点儿也不为过。根据北京出版的《财经》杂志报道,截至五月中山西疫情高峰期,山西的防治经费缺口至少有一点五亿元人民币--这是省财政厅一位副厅长的估计。

一点五亿元?应该不是什么大钱吧?这倒不是我财大气粗,而是我相信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祖国的政府财大气粗。你不信?最近就有报道,说广东、香港撤销旅游警告的前一两天,中国政府刚刚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一亿美元,折合八亿人民币--够五、六个山西省补豁子。同样也是不久前,有报道说,过去半年的时间里,光是国家干部携款外逃,涉及的资金就达八百多亿元--这更是上述捐款数额的一百倍!还比如,根据官方报道,嚣扰一时的走私案件案主福建厦门远华集团,仅在三年中,仅通过一家所谓地下钱庄(实际上当然不止这一家),仅在香港一地进账(实际上当然也不止在香港一地),走私收入就是一百二十亿元--‘远华’一点小钱就能救下八十个山西省,你说一点五亿元对今天的‘盛世’中国来讲能算是大钱吗?

可是,富强的祖国就是拿不出这个钱来。目下‘救灾如救火’(其实救命比救火重要,可是政府不喜欢提救命的事),尚且拿不出这个钱来,平时可想而知。同样根据《财经》杂志报道,山西疫情的一个重要源头在清徐县,而这个县的卫生防疫站,上次得到国家的防疫经费,还是在一九八六年--没错,那是十七年前,那时中国远远没有九十年代以来这么富有和强盛!而就在中国高唱进入‘盛世’的一九九九年,清徐县防疫站开始连职工的工资也开不出了。县财政每年拨款二十万元,而防疫站十四名退休职工的每年工资开支是二十一万元。这意味着,在职职工要‘通过卫生监督获得收入’(《财经》杂志原话),其实就是要靠罚款来开工资,哪里还谈什么防疫呢?一年二十万元,这是什么概念?和山西差不多穷的陕西,去年刚刚出了个大新闻:几个不知道是什么大肚汉的了不起人物,一顿饭就吃掉了二十七万元!

有钱这般享乐,无钱防疫治病,这种事情谁能相信?可是,它偏偏就发生在‘盛世’的中国。其实,这又有什么不能相信的?有钱享乐的,那是一帮人,是据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们,他们的权利不久前已经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没钱治病的,那又是另一帮人,一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载明属于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没错,党章也写了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什么时候说过山西农民的小命一条属于人民的根本利益?

有人会说:现在好了,经过萨斯这么一闹,中央政府允诺要加大对于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了。一贯悲观的我却要说:好是好一些,但是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呢?首先,什么样算是‘加大投入’?还是《财经》杂志消息,萨斯蔓延后,清徐县终于得到了一笔防疫经费,人民币二万大元整。比较从前的零蛋,一下子增加了二万倍,这叫不叫加大投入?其次,类似情况又何止山西?河南、内蒙、广西、河北,到处其实都是一样。所谓‘加大’,谁来投入?中央政府掏不掏这个钱?要地方政府掏钱?我们看到,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在农民头上增加苛捐杂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至于第三个疑问,那就更不可能有答案。既然中国已经进入‘盛世’,国力大增,政府的荷包鼓鼓涨涨,外汇准备甚至居世界各国之首,为什么公共卫生投资反而不如二十年前?是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果真如此,那叫渎职。是中国人除了萨斯不怕别的疫病?--艾滋病的问题,准备怎么办?类似的漏洞,难道仅仅是在公共卫生这一个方面?--煤矿安全问题,本栏已经再三提到。没有萨斯,这个洞为什么就总也不补?别的那些黑洞,又准备什么时候补?那些方面,也正在产生祸害,也在威胁老百姓的生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大面积的灾难啊!

很明显,公共卫生的财政问题,关键并不在于公共政策。从一个人花钱的方式,常常可以看出这个人的许多秘密;同样,从一个政府花钱的方式,也能够看得出这个国家的政治精神。而,恰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一个政权存亡的关键,不在于公共政策,而在于政治的精神。’我看,官富民穷的谜思,必须从这里入手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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