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从中国国内徐伟、杨子立等四位知识分子的亲友处得知，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十点钟，北京市中级法院开庭宣判了四位被非法关押两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靳海科、徐伟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杨子立、张宏海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罪名全部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中国人权的新闻稿说，北京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厅审判长柏军主持开庭，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等四人亲属出庭旁听。四人被带入法庭之后，审判长柏军还没有讲话之前，徐伟即向法庭抗议北京市安全局对他的毒打虐待。徐伟指出看守所的看守在安全局的指使下，对他长期虐待和毒打，甚至用电警棍捅他的阴部，造成他下身长时间失去直觉。徐伟要求法庭依法对此进行调查，否则他将以死抗议。
中国人权说，向法庭指控遭到极端残酷的虐待毒打，徐伟等四人已经进行过多次，但是法庭显然没有对这种指控立案调查，而他们所受的虐待毒打不仅依旧，甚至比以往更为严重和肆无忌惮。为了表达这一抗议的强烈和坚定，徐伟说完话冲过去用头撞向审判台，并当场晕死在地，被六个警察抬出了法庭。经过几分钟的混乱和休庭后，审判长柏军匆匆宣读了判决书，连四位知识分子是否上诉也没问就闭庭了。
据杨子立妻子路坤转述的起诉书说，“被告人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伙同张彦华、范二军（均另案处理）于2000年5月初，在北京市地质勘察院靳海科的宿舍，进行宣誓并在誓词上签名，按指纹等，秘密成立了非法组织“新青年学会”，制定了组织章程，宗旨是为“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同年8月19日，被告人杨子立等人加入该组织，该组织进行了分工，徐伟为总干事，范二军、张宏海为干事。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等人自2000年8月份以来，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多次秘密聚会 ，提出改变中国的现政权，实现社会的变革，重新建立一种自由化的社会制度，主 张在全国设立分会，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筹备创办互联网和刊物，扩大组织规模和影响，规定了使用暗语等策略。并在此期间在互联网上发表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怎么办等文章，提出“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结束老人政 治，建立青年中国”，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 专政的政权。”
路坤认为，杨子立参与这个讨论聚会，仅仅是为了探讨一些他时常关心的话题，虽然他 们探讨的基本上都是社会性问题，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认定他们犯罪的理由，因为讨 论问题包括政治问题是任何一个法治社会的任何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连这样的权利都没有，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将所有人的嘴巴贴上胶条？如果这种《宪法》明文规定的的权利具有真正的法律效力，那么为什么如此虚伪，在宪法中信誓旦旦，而在现实中却搞秘密审判，剥夺人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
路坤认为，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被告人成立的“新青 年学会”组织还不能算是一个社会团体，他们只是一个松散的学习小组而已，他们讨论了一些有关中国前途问题，那也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青年热爱思考、关心国家 命运的正常行为。
中国人权说，杨子立等四人均是三十岁左右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杨子立被捕前是电脑工程师，徐伟则是北京《消费日报》的记者、编辑，靳海科是中国的地质工程师，张宏海则是勤奋的自由撰稿人。他们在网络上发表关心国事的文章，如《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怎么办》等；他们并且成立了“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为宗旨的“新青年学会”组织。由于国家安全局的密探加入他们的学会，他们四人于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三日被捕，并在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杨子立等四人被捕，使中国知识分子十分担忧他们的命运和中国言论空间的收缩程度，尤其担心网络言论的尺度。由于杨子立等四人的被捕是中国当时已知的最大规模的网络言论镇压，所以杨子立等人一案也是国际社会和媒体所关注的重点人权案件。
中国人权说，在过去的多次庭审中，四位青年知识分子的辩护律师，如常常敢于为异议人士辩护的莫少平律师、张思之律师，不仅为他们进行了无罪辩护，同时也向法庭严正指出，对杨子立等四人长期超期拘押，严重违背了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法律规定，不符合司法的程序公正，应该尽快依照刑事诉讼法处理。杨子立、靳海科、徐伟、张宏海等四人，也在庭审中指出在他们二年多的拘押中，安全局及其看守所等司法部门为了逼迫他们认罪自诬，对他们采用十分残酷的身体虐待和毒打。然而这一切依法进行的辩护和罪行指控，北京中级法院始终置若罔闻。
根据网络资料，2001年3月13日清早，杨子立从河北老家坐火车回到北京后，在回自己家的路上被国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察秘密绑架。同日早8时，一个自称王建的北京国安局人员，带领十几名便衣警察将杨子立先生的住宅进行了3-4个小时的查抄，在其家翻箱倒柜，翻遍了每一个角落，抄走了杨子立用的电脑、各种资料、大量的生活用品。
据报导，此次绑架杨子立先生、查抄杨子立先生的住宅，国安局除口头承认自己的身份外，没留给家属任何书面的字据，故而迫使家属即便想投诉也没有事实上的书面证据。便衣警察在查抄杨子立家的《扣押物品清单》上，都不签字。
北京市安全局的一个头目王健在释放杨子立的太太时说：“你虽然无罪，可以走”，但条件是要杨子立的太太写下保证书：“保证不对任何人讲杨子立夫妇被拘禁之事。”否则，不放杨子立的太太走。
杨子立妻子路坤曾向法庭申诉说，他提出应当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方式改变现政权的执政方式，这是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觉得政府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要求改变这样的政权有什么不对。更何况，杨子立等人并没有提倡暴力推翻政权，只是建议用更加具有全民性的选举方式来完成这种变革，这又有什么错？中共领导人们不是一直在推进这样的改革吗？不是号召“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与时俱进”吗？现 在农村实行的乡村直选不就是在向这条路上走吗？杨子立提出要在全国也实行这样的选举，这犯了什么罪？杨子立等人提出要结束老人政治，这也是邓小平先生在世 时就提倡过的干部年轻化的另一种表述，而且这样的努力中共一直没有停止过，那么杨子立等人的提法有什么违法之处？
杨子立被秘密绑架一个月有余，根据法律规定，国安局早就应该向杨子立先生的家人送交书面通知，但令人吃惊的是，国安局至今还想隐瞒秘密拘捕杨子立先生的事实。国安局这种不留下任何字据的不光采的行为，与文明执法格格不入，与最近全国人大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精神更是背道而驰。
有报导说，杨子立是98年毕业的北大研究生，也是网络高级工程师，软件编程能手。他制作的《羊子的思想家园》网站在青年人当中较有影响，这次杨子立落难，很可能与他的网站有关。
杨子立是农民抚育出的儿子，他对生养自己成长的父老乡亲有着深厚的情感，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华本可无忧无虑地过上舒适地生活，但面对八亿农民兄弟现今衣食住行的艰辛，他深感自己有为之改变的责任，在他的网站中关于农民问题的深刻论述有其独特之处，同时杨子立也明白民主政治在我国没有实现之前，农民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不可能得到改变的。故此在《羊子的思想家园》网站中，探讨政治改革，也是一个热门话题。
杨子立的夫人路坤曾撰文说，2001年3月13日早晨8：00当我下楼到一层推自行车准备去上班时，突然，一个男子从旁边的草坪窜到我跟前，问我：“你是杨子立的爱人吗？”我说：“是。”他说：“我们有事找你。”说着，他掐住我的骼膊往旁边曳，把我拉到不远处停放的一辆小车旁并把我推上了车。这情景就象我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我以为自己遇上了土匪或流氓的绑架。我迅速在想：这伙人不象绑匪，因为我家生活一直比较拮据。接下来，我脑子一片空白。几分钟之后，他们把我带到附近的北粤宾馆。下车后，我看到宾馆入口处有一男子架着摄像机对我进行摄像，进一楼的一个房间后他们开始翻我背包，把它翻了个底朝天，他们还让一个女性摸我的口袋，我大喊我什么也没有装，不要折磨我了。后来我想去厕所，一个女人竟然跟着我进去，并且不让我关卫生间的门闩，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没有人的尊严。
她说，我稍微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便质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绑架我？你们有证件吗？”直到这时，他们中的一个人才说到：“一会儿会告诉你的。”这时，又进来几个人，他们从包里拿出一份拘传证，我一看，是北京市安全局第041号文件，他们叫我在上面签字，我拒绝签字。我问他们：“凭什么让我签字？”他们说：“你是犯罪嫌疑人，所以要你签。”但是我还是拒绝签字。他们威胁我：“不签字，后果自负。”我是无辜的，我不怕后果。这时，摄像机又不断地对我进行摄像，接着，十几个人胁迫着我回到我家，他们把我家的钥匙给了我，强迫我打开房门，然后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个房间的椅子上，不许我动，一个男子看管着我，并给我做工作。他们这样翻我家，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不停地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始终不肯说，他对我说：“不要有抵触情绪，我们是国家机器，我们在执行公务。”我说：“我知道，难道你们拿纳税人的钱就是干这样的工作吗？”
路坤说，我曾在电影里看到过，文化大革命时期迫害知识分子的抄家情景，我原以为那永远是历史了。可没想到30多年过去了，同样的情景仍然在我家发生，任由一群人无法无天地抄我的家，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在翻的过程中，还不允许我看一眼，更为恶劣的是，他们连我的一个密码箱也撬开，拿走我上学时的像册。抄家完毕，他们从我家带走杨子立的电脑、图书和许多生活用品。然后，又把我带走。
过了20多分钟，我被带到颐和园南边蓝淀厂附近的一个半地下室，摄像机早已在入口处等着我了。来到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面很阴深，像公堂一样，放着一张长条桌子，后面有几把椅子，桌子对面2米处有一把没有靠背的小椅子，桌子是给进行审讯的人坐的。由于还是3月，北京的天气还很冷的缘故，连那些搞审讯的人也受不了那冷，于是，他们换了一个房间，我进去后坐在里边的床位上，等他们都坐定后，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劝他们不要再做这样的工作了，不要再做这种人迫害人、人摧残人的工作了。我劝他们去找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我跟他们说，这种事情做得越多，几年后，良心都会受到谴责，良心都不得安宁。
审讯到中午后，他们让我到地下室上面的食堂吃了饭，然后，又回到阴冷的地下室。不久，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又开车把我带到南三环附近一个宾馆，不让我回家。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审讯。当我回答完他们很多细得不能再细的各种问题后，我问他们我可以回家了吗？他们说还不到12个小时，当关押我超过12小时后，他们又对我说：“你的问题还没有查清，需要进一步调查。”由于怕我告诉别人他们抓我的消息，他们故意拖延对我关押，这时，他们对我出示了“监视居住证”（北京市安全局第018号文件），我无可奈何，只好任凭他们关押。
14号上午，又来了3位男的、两位女的对我进行审讯，他们反复要我交代我所认识的杨子立身边的所有朋友，我拒绝交代，他们就说：“你不愿说他们，怕给他们带来麻烦，事实上，你们的麻烦就是他们带来的。”但我就是一口咬定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我说：“我熟悉他们的面孔，但我就是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在审讯我的过程中，我问他们是谁下令抓我的，他们说他们属北京市管，北京市是他们的上级。他们对我讲：“既然找到你，就是有原因的，我们不会乱来，我们不是闲得没事干。”
路坤说，15号下午6点左右，北京市安全局的王健等人突然来到我身边，王健问我这几天有什么感受，如果杨子立在他们那里，我会怎么想。我说我没有感想，我只想见到他。他说不行。我问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他说要等通知。接着王健对我说：“你的事已查清，你无罪，可以走了。”但在放我走之前，他们要我写下保证书，不对任何人讲此事，否则不让我走。我被迫写下保证书。
就这样，我被莫名其妙地关了3天，15号晚上7；30我走出北京市安全局拘留所的大门。我走到门口对面的一棵大树旁，大哭了起来。不为别的，只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毫无安全的国家而伤心，更为不知多久才能见到自己的丈夫而流泪。当时，过路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我，当时，我真想向他们诉说我被无辜抄家和关押的过程。但我忍住了。当晚9:30我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间里。家里是被搜查之后的一片狼籍，我流着眼泪，慢慢地收拾起来，直到天亮，然后，又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上班，去向单位领导解释自己突然消失三天的原因。
杨子立的北大校友余杰曾撰文说，我们几乎同时在北大求学。我是在一次非正式的讨论会上认识他的。他衣着简朴，性格内向，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出身农家的子弟。第一次见面，他发言很少，但是一旦开口，就很情绪化，谈到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时，他很激动，甚至说了几句诸如痛打贪官污吏之类的比较偏激的话。我理解他的怒发冲冠和慷慨陈辞，但我认为要推进中国的改革和进步，靠激情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理性的力量、民主的理念和法治的思想。中国的未来，绝对不能再次陷入“暴力革命，王朝建立，王朝腐败，暴力革命”的怪圈之中了。因此，我对杨子立的观点颇有保留意见。
此后，我们经常在校园里碰面。各自都来去匆匆，最多停下来寒暄几句，问候对方在做些什么。他还是那一身朴素的夹克、球鞋、乱蓬蓬的头发和憔悴的面容。他在物理系念研究生，物理系学习压力当然比我们中文系大。听别人说，他的专业成绩很不错。有时，我也劝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对我微笑了一下，算是表示感激。两千年初，我因为参与主编《审视中学语文》一书，受到《中国教育报》、《文艺报》、《中流》等报刊的“围剿”、并给我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等大得吓人的帽子。中央某主管文教的官员直接下令调查处理此事，教育部向北大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北大又向中文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幸亏中文系的老师们坚持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将压力顶了回去，将我保护了下来。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据说杨子立也遇到了比我还要严重的麻烦：他因为组织民间沙龙讨论中国的民主问题，并建立一个个人的网站发表许多观点尖锐的文章，引起了上面的关注。有人要求北大物理系将其开除。物理系与中文系一样，是北大少数还保存了蔡元培保护学生的传统的系科。他们没有屈服于压力，让品学兼优的杨子立安然地从北大毕业了。
后来，我偶然上了杨子立主办的网站“羊子的精神家园”，读到了他的《农民与农奴》等文章。我觉得他的思想比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开始尝试在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框架之内讨论问题。他的文字既有现实生活的切肤之痛，也有理论上的深入探讨；既有批评的锐气，又有可以付诸于实施的建设性。虽然没有机会跟他面对面地长谈，但在网络上却多次心灵交通、思想撞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温和、善良、学业有成、勇于思考的青年，却突然在参加完亲人的葬礼之后回北京的列车上被秘密绑架了。他的温柔的妻子，也遭到了短暂的拘留。没有任何的手续、没有任何的理由，一个优秀的公民就在他自己的国土上失踪了。
同一批失去自由的张洪海，跟我有更多的交往。张洪海在广播学院念书的时候，有感于广播学院的学生不读书、不思考、追星成风、享乐成风，便与志同道合的几名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读书社。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策划了一系列的学术讲座，邀请了一批有思想锋芒的学者到广播学院演讲。这些学者中，有茅于轼、钱理群、曹思源等人。这个不定期的讲座，我也参加了两次。一次是一九九九年我去主讲《重走五四路》，另一次是我陪同钱理群先生前去。
尽管这些讲座都是没有报酬的，但是学者们都为张洪海他们的诚意和求知欲望所感动，无偿地前去讲学。而张洪海这些组织者，则四处筹集经费，一点一点的积攒下，作为给学者们的最基本的“车马费”。这些学术报告，每一次都在广播学院引起轰动，给九十年代末期人心浮动、商潮汹涌的广播学院带来了一股清新而刚健的学术空气。我去讲演的那一次，是在广播学院能够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里，那次几乎是座无虚席。张洪海作为组织者之一，跑前跑后，简直比我还要辛苦。
后来，这个讲座被校方中止了。据说有一次经济学家曹思源来广播学院讲演，观点十分尖锐，在场的一名校方领导吓出了一生冷汗。此后，这个活动便被勒令停止了。
余杰说，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我过二十六岁的生日，邀请了几个朋友到我在北大旁边租的小屋里聚会。我自己做了好几道川菜，受到在座朋友的称赞。那天，张洪海从北京东边的广播学院赶到西北角的北大，路上花了两个多小时。他还给我带来了一瓶威士忌。
那天，我们四个朋友聊了一个通宵。张洪海告诉我，他是我的同龄人。大家聊了很多问题，心情沉重。大家都不胜酒力，那瓶威士忌我们只喝了一小半。张洪海就在我的床边铺了几张报纸，草草地躺了片刻。他说，他在社会上漂泊过几年，什么苦都吃过，地上随便一躺就能够睡觉。
一个朋友告诉我，张洪海的父亲多病，家境并不好，全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不久前，这位朋友给张洪海家中打电话，他的父亲还不知道儿子被捕的消息，以为儿子还在复习功课、准备考研，只是纳闷为什么将近两个月了，儿子一直没有跟家里联系。这个朋友不敢告诉老人真相，害怕老人承受不了打击。这是多么残酷的一幕啊，特权部门将一个无罪的公民非法拘禁，长达一个半月之后，居然不通知其家属。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国家总理号称要“依法治国”的今天。
余杰在文章中说，我不知道杨子立和张洪海以及徐伟、靳海科犯了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至少，根据我对杨子立、张洪海两人的了解，他们两人不过是关心中国的进步、并愿意为中国的未来贡献一点微薄力量的、真正的爱国青年。他们不会、也没有能力来“危害国家安全”。
杨子立的妻子路坤说，他在文章中认为现在中国的民主是假民主。这是他个人表达的自由， 难道要求全中国的人都同意一党制是真民主吗？难道有人说“我不同意”，他就犯罪了吗？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有批评政府的权利，而你 们现在以言定罪完全是践踏宪法的行为，应该受到违宪审查。 路坤说，杨子立等人提出建立青年中国的想法绝没有要推翻共产党，尤其在他们看来共产党凭着长期单独执政所拥有的巨大资源和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如果执政党主动还政于民、实行全民大选是非常有利的，既能为政府赢得民心和声誉，又会减少社会转型的代价，谈何颠覆国家政权？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构成中一定要有主观恶意和实际的颠覆行为，而杨子立既没有这种主观恶意也没有实际颠覆行为，怎么就构成如此重的颠覆罪了呢？
路坤说，如果仅仅根据杨子立等人的上述行为，就判定他们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那就意味着在这个国家，任何与执政党的不同意见都是犯罪，而我读到并相信法律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不公正的──肆意侵犯人们最基本的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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