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澄清事实，答复疑问，同时也为报社和本人的声誉计，我现在将该稿的采访经过以及本人在稿件采写发表前后的想法一一奉出，敬请诸君明鉴。
4月3日，我按照报社的安排，从北京出发前往湖北调查采访当地农村工作，因为联系省政府有关部门和当地同行的缘故，4日在武汉稍有耽搁，当晚，住在汉口一家宾馆（名字忘了，就是武汉市政府新闻办所在地，很破的一家宾馆）.晚上6点左右，我按平常的习惯前往宾馆附近的网吧上网。在新浪聊天室的“武汉一家亲”，我碰上了文中所介绍的那个学生刘元光。具体过程就是报道中所描写的那样。
需要说明的是，在后来的采访中，我证实了刘元光是武汉工业学院机械及自动化专业的本科生，这有学校提供的学籍卡复印件为证，因为那上面的照片，就是被抓获的那个学生，并且，被抓获的那个学生向我出示的学生证上的照片，和学校提供的学籍卡上的照片，完全是同一底版。5月22日，武汉工业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祚桥打电话给我，证实该学生以被逮捕。另外两个女生，一个是湖北大学生命科学专业的周琼，这也有学校提供的学籍卡复印件为证，另一个是中南民族大学的荣某。上述三个学生，都被武汉市公安局治安处当晚办案组的负责人陈文证实为高校在校学生。
李大同先生转贴的那个来信中所说的第一点所谓硬伤，就是指我凭当事人出示的学生和一个电话，就相信了那是真的大学生，并质疑我为什么不在稿子里点名学校的名字。实际上，我的原稿里就有这些大学的名字，并且，学校出示的学籍卡证实这个学生就是被抓的那个人。来信不知道稿件的处理经过，也没有仔细看报道全文，就在辱骂我，当然不值一驳。
顺便说一句，大同先生所转的这个来信，也是网上很有“杀伤力”和“号召力”的一个帖子，在青年话题论坛里就早存在。对于这个来信的其他攻击，我下文会一一回应。
在抓获这三名学生的经过中，我可以说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如报道所言，我一开始打电话给110，警方用踢皮球的办法对付我，最后，被我气愤地指责“不作为”后，警方才勉强派人来查处。从一开始约到的8点在中南民族大学门口见面，到近12点才在宾馆抓获三人，刘元光不下十次的催促我见面，以及三次改变见面地点，在整个过程中，我光手机漫游费和长途费估计都在百元以上。如果不是刘元光本人利欲熏心，这几个人绝对是抓不到的，因为，我一直没有按照刘的地点去见面，换上稍微有点理智的人，也会判断不对劲了。
在和警方联系的过程中，我还和湖北日报社记者周茗见面，他对警方的行为也表示不理解。一位出租车司机则调侃我说：“武汉警察是宁可防记者，也不会防妓女。”
事件发生后，我因为要按照原定计划去做农村工作调查采访，便暂时放弃了进一步的调查采访。4月14日，我从调查地荆门返回武汉，住在武昌五月花酒店，开始了对学生卖淫现象的正式调查采访和暗访。
在这里需要说明两点，一，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报道？二，是否征得了报社同意？
坦率地讲，还是在抓获刘元光之前的那几个小时，我就已经处于工作的亢奋状态中，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条大鱼，可以好好调查一下。在此之前，我曾经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信件，收到过不下20次的举报，内容就是关于武汉高校周边地区大学生卖淫和陪聊现象严重。对此，我多次打算调查，但苦于没有突破点和直接证据，不敢轻举妄动，这个想法，我还和来自武汉高校的本报两个实习生谈过。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抓获三名学生，特别是他们都承认“这种做法”在武汉的大学里很普遍，是一次好的采访契机。因此决定顺藤摸瓜，拿出一份好报道。
我想强调一点的是，对于卖淫现象的报道，我历来不主张做，因为，这个现象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公开的秘密。我还感觉，每次不管哪个媒体报道什么地方有卖淫现象，这个报道就成了这个地方的广告。加之，做这种报道的人，总被人认为是低级趣味，甚至被人怀疑是“吃不到葡萄，反说葡萄是酸的”。所以，我不主张，也不愿意去做这类社会新闻。
但是，我有冲动，并不等于我没有理智。在回到武汉的4月14日，我当即和采访中心的值班领导联系上，并作了详细汇报和请示。这位领导当时就指示说：“这是个好新闻，要好好弄一下，它可能比正在做的农村工作调查更有意义。”领导还要求我尽可能联系上已经被刑事拘留的那个学生刘元光，争取多挖点内幕。按照指示，我才开始了艰难的，长大三天三晚的暗访和调查采访。
我在这几天的调查中，时间安排基本上是白天正面接触和旁敲侧击，晚上作暗访。
我首先接触了武汉工业学院的党委副书记王祚桥。此人绝对是狡猾狡猾的有。一开始，他否认自己的学生被抓，当我点出名字和院系后，他又说自己有这个学生，但称不能肯定被抓的人就是该院的学生。当我逼他拿出学籍卡，并当即告诉他上面的相片和刘元光向我出示的学生证上的照片为同一底版，所抓之人就是他的学生时，王副书记才无可奈何地承认有这么一回事，并称警方已经和他们联系过了。但这位书记仍然不罢休，又找出一个理由说是这个学生办了休学手续，“不是我们的学生了”，我因此又和他探讨休学者是否是学生的问题，最后，他不得已承认刘元光是他们的学生，继而表示要开除其学籍。在快要离开该校时，这位书记求我，不要透露他们学校的姓名，因为他们正在申报硕士点，为了表示诚意，他向我捅了武汉高校本学期在不到半期的时间里有12起自杀的内幕（此稿已经发出），同时，这位书记也谈了现在高校在管理学生问题上的无奈。
采访湖北大学的过程稍微曲折些。当我几次联系，最终进入湖北大学宣传部后，一位姓邵的副部长在我刚进门表明来意的时候，就非常傲慢（翘着二郎腿，朝我翻着白眼）地“指示”：“你们不要吵作这些事情了，我们正在申报博士点，这样的事情影响不好，希望你们对我们负责。”在我的义正词严下，他才很不情愿地起身叫来另外一位部长做答复。
自始至终，该校的负责人没有出面接受采访。和武汉工业学院一样，该校一开始也矢口否认自己学校有卖淫学生被抓，并称“叫周琼的学生有7个，都在学校好好的。”但当我逼着他们拿出生命科学专业的周琼的学籍卡并当即指出上面的照片就是我见过的那个被抓的学生后，系里的负责人才改口，说这个周琼也休学了，原因是“精神病”。
对中南民族大学的长达两天的采访联系，则始终没有任何结果，该校的法宝就是推，把我当皮球。
在采访校方的同时，我还试图联系警方采访被羁押的介绍卖淫的学生，并在白天正面接触学生、老师、出租车司机、市民等各类人士。在被反映卖淫现象最严重的湖北大学，我不仅在校园内晃悠，随即采访学生和老师，也到了湖北大学新修的校门对面那一片出租屋查看。报道所提及的一位教授的话比较经典：“再不抓，高校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妓院。”采访这位教授也是随即的形式，我在校园内见到一长者，看上去象个老师，40多岁的样子，我就学生卖淫一事求证于这位老师，并介绍警方抓获的那几个人的情况，这位自称是湖北大学副教授的长者几乎未加任何思索就脱口而出说出了那句话，他毫不讳言地承认“知道有（卖淫）现象，并且还不是个别人。”但是，这位副教授拒绝透露姓名和所在院系。
在湖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学校的门口，我分别以记者、商人和外来出差人士的身份，向出租车司机求证武汉学生卖淫的现象。我一共访问过大约20位司机，他们全部承认武汉学生有卖淫现象，其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是少数”，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严重”。这些司机还详细向我介绍了找卖淫女大学生的途径，这些途径大致是这些：酒吧、武昌白玫瑰酒店、迪厅和茶馆、网吧、宾馆，以及学校周边地区晃悠。
报道中所提及的那位出租车司机的车号实际上是鄂A－T5353，姓胡。听说我是北京来的记者，在采访学生卖淫的事情，这位自称“总在湖北大学门口等客”的司机很是愤慨，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学生卖淫的状况，拉学生到宾馆的状况以及湖北大学校门对面那片出租屋的混乱状况。这位看上去很有良知的司机，对学生卖淫现象状况越来越严重的局面表示很担忧，也对学校的管理失控表示强烈不满。
在采访中，一位在武汉科技学院后门租房住的该院女生还向记者透露了很多学生卖淫的细节。比如她的同学嫖同学、租房的秘密、卖淫的原因，卖淫的价格，卖淫的地点等等。我认识这位学生是通过OICQ，她的网名叫风轻云淡。认识她之后，我去了她所租住的地方，和我整整聊了三个小时。她告诉我，武汉学生卖淫的之所以多，主要是因为前几年武汉率先在全国兴起陪聊服务，有一个陪聊广场，从那以后，一些学生慢慢走上了卖淫的道路。
这位学生告诉我，在武汉有一家叫做“白玫瑰酒店”的地方，当初，学生陪聊就是在这里开始的，听说这家酒店是军方某位人士开办，虽然前年因容留卖淫被当地媒体曝光后停业整顿，但现在又开业了。很多学生就是在这里卖淫。不过，在这里找学生，需要熟人介绍，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原因，加上缺乏线人，我未能去这个地方采访。
这位女生还告诉我，她的宿舍就有两个卖淫的。后来都出去租房住了。
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北经济管理大学、武汉大学、湖北教育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华中理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学校，除了没有发现华工有不正常现象外，我于夜间的采访过程中，均发现了另外那些学校的暧昧现象－－原谅我此时只能说暧昧,因为我无从证实那是卖淫－－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和那些年龄或者气质明显不相称的人搂在一起，有的就是乘出租车走了。我对此只能说，我不相信他们是谈恋爱，我也非常怀疑他们是卖淫或者其他交易。
在采访的过程中，也有人向我透露了武汉当地流械囊痪涿褚ィ骸把г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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