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呼吁实行一个现实的中国政策，具体归纳为以下两点：
首先, 西方政治，外交，商界必须停止选择性地接受中国发生的事件。"人们紧紧盯住东海岸发光的彩云，以为这便是崭新的长久的一帆风顺的亚洲市场的先兆。而西部8亿贫困农民的存在则被挤到一边去了。"对闪光的中国大城市的赞叹迷惑了很多西方游人，他们忽视了真正的政治社会关系。史密特先生说"不管现在中国看上去多么稳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鸿沟与日俱增，这里危机四伏。
另外他认为西方人应立即停止与中国领导人"有失体面"的人权对话。"没有什么比这种表面对话更能伤害中国的持不同意见者和中国民主发展了"。这种对话诱惑他们与北京中共掌权者进行交易，并使得西方政治家自己避开这一题目，而把人权问题委托给其代表。史密特先生认为事实很明确，并且不能这么简单地束之高阁。"中国人权被践踏，而且与日俱增。人民被剥夺权力，不能选举自己的政府，无权自由集会，结社，法律不是维护正义，而是为巩固党的统治。无数人因为所谓反革命活动失去人身自由，没有一个其他国家拥有如此众多的政治犯，每年都有成千人被处死，很多只进行一个疑团重重的诉讼。"
史密特先生还严厉谴责了北京的少数民族政策，他在中国期间无法证明中国公布的55个少数民族的和谐一致。只要中央集权不放松对少数民族的铁腕，少数民族尤其蒙古，维吾尔，西藏就无法实现民族自治和文化复兴。
史密特先生还透露了一个世界媒体远不知情的事实，90年代初北京极其强硬地镇压了内蒙古一场民族统一运动。据乌兰巴托消息，200名领袖逃亡蒙古，"但两年内他们全部被中国秘密警察消灭，无一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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