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心虚怯的时候，谣言就更有市场了，近期最经典的一则谣言是“初生婴儿开口教人驱非典”。五月三日，湖北省潜江仙桃一带及湖南宁乡望城一带有传闻称，当地一名婴儿刚出生即会开口说话，叫人放爆竹、烧香、吃绿豆来驱除非典。翌日开始，流言不断向省内外蔓延，并加入新的内容：如一名刘姓哑巴十多年来首度开口，说出防非典秘诀后猝死。结果，谣言犹如决堤之川，透过现代通讯工具向大江南北涌去。
荒谬谣言多人相信
广州的《南方周末》指出，短短四天，这则谣言至少已传遍了十四个省市！更可怕的是，谣言在各地不断修正，婴儿出生地和哑巴所在地被改为邻近的乡镇，令新版本变得更加“可信”。即使各地政府公开辟谣，并试图找寻和处理谣言的传播者，亦无法遏止谣言的奔腾之势。各地爆竹声、香火不绝，绿豆更在一夜之间卖断市。
面对极大的危机时，愈荒谬怪诞的谣言，似乎愈多人相信。香港爆发疫症初期，亦有传言指香港会被列为“疫埠”，掀起过抢购潮。但是，香港的“疫埠”谣言在半天后即已偃旗息鼓。相反，内地有关非典的谣言却层出不穷。从二月初广东的“白醋可以防非典”，到北京市封城，以及这则“初生婴儿开口”，大大小小的谣言从未停止过。而且，政府的辟谣行动通常起不了作用，谣言往往要在公众恐惧情绪缓和之后才会自动止息。
面对谣言，中国社会是如此不堪一击，与中共的统治手法有莫大关系。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执政了五十多年，但其组织模式、运作方式、组织功能，都是活脱脱像半个多世纪前的革命政党，完全没半点现代社会执政党影子。不对外公开的中共红头文件，却是党纪国法；不对外公开的党内会议，却可决定国家民族命运。在这种统治模式下，资讯跟权力挂，同样呈倒金字塔型：级别愈高的干部，权力愈大，掌握的资讯也愈多。一般老百姓只能从传媒获取少量已过滤的正面信息。
党政分开增透明度
过去五十多年，中共沿用这种统治手法，解决过无数问题和危机。因此，在疫情爆发初期，中共亦竭力隐瞒疫情，不让公众接触任何与疫情有关的信息。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只有少数高级干部掌握实情，绝大部份国人被蒙在鼓。公众无法透过官方传媒获得真实而可靠的资讯，只能依靠各种非官方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谣言自然应运而生，而且往往会失真、放大，加剧公众的恐惧心理，将单纯的疫症危机扩大，并且演变成为一场社会危机。可以说，中共落伍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手法，是各种谣言的温床。
虽然这次的非典谣言并没有造成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但中央领导人应该意识到，各级政府的信用危机是何等深重。党政分开、政务公开、增加透明度及尊重公众知情权是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更重要的是，中共必须吸取教训，认真的向执政党蜕变。否则，当新的危机来临时，中国社会将要为中共的落伍管治赔上更沉重的代价。
另外，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情研究专家胡星斗对香港明报表示，农民反常的举止，是政府的悲哀，说明政府没有告诉农民如何正确对付疫情。他认为，动用政权的力量对付疫情，作用是暂时的，处理不好还会造成反效果，中国应该培养发展非政府组织，利用公民的力量抗衡疫情危机，这才是合理的出路。
胡星斗指出，因无知导致恐惧，因恐惧导致荒唐举措和歧视。河北的农民以为通过掘地断交通，就可以远离疫病，就可以保护他们脆弱的生命不受外界的侵袭，这当然是可笑的，但错不在他们，而在于没有人告诉他们如何选择，没有人教导他们正确的做法。过去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漠视农民的利益，令农民逐渐沦为社会的“边缘人”，当局应该对此检讨。SARS的出现给本来处在改革下的各级乡镇政府以机会，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发号施令，强化集权，各自为政，加重农民负担。
胡星斗说，SARS事件是一次危机，但也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体制改革的机会，当局应汲取教训，建立一套制度化的体系，对付社会出现的各种危机，而不要出一件事就成立一个应急领导小组，事情一过又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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