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左倾导致的《纽约时报》大丑闻

新闻记者由于采访时间仓促或调查障碍,有时报道出错,往往被视为“诚实的错误”,媒体一般给记者犯“诚实错误的空间”。但像《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Jayson Blair)在四年多的记者生涯中编造众多假新闻的现象则是罕见的。该报11日刊出长达四个整版的“认错报道”,揭示该事件始末,并表示这个事件导致拥有152年历史的《纽约时报》处于低点;该报发行人小苏兹贝格(Arthur Sulzberger, Jr.)也不得不承认这是“非常丢脸的事”。
  
《纽约时报》的长篇认错文章说,布莱尔仅在过去10个月内在《纽约时报》发表的73篇报道中,至少有36篇存在造假、抄袭等问题。很多所谓“现场采访”,是他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住处编造的。这个事件成为目前美国新闻界的重大讨论话题,不仅各大报都报道评论,而且5月12日美国三大有线电视台以及公共电视台PBS,都邀请新闻界专家等评论这个事件。《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总编辑朱克曼(Mort Zuckerman)认为这是“对《纽约时报》的羞辱。著名评论家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则在专栏中把它称为“《纽约时报》的大丑闻”。

  “诚实的错误”“有意编造”性质完全不同的。记者由于懒惰不去采访、为了使故事生动有力、为了自己能“出大新闻”获得提升和荣誉等原因,故意编造新闻或引言的情形并不是新闻。例如在1981年时,《华盛顿邮报》黑人女记者库克(Janet Cooke)就曾报道过一个八岁孩子用毒品的故事,该报道因生动感人而获得普立策奖;但随后被揭出整篇报道全部都是编造的,根本没有过这样一个故事。不仅普立策奖被收回、该记者被开除,整个事件也成为美国媒体每当遇到编造新闻时就提及的典型。1998年又有《新共和》杂志白人男记者、被认为新闻界一颗正在上升的红星的格拉斯(Stephen Glass)在多篇报道中编造而被开除,成为美国媒体最大丑闻之一。1998年还有《波士顿环球报》曾获普立策奖的黑人女专栏作家史密斯Patricia Smith)因被发现编造四个杜撰出来的“引言”而被解雇。

媒体虽然很难保证记者报道的完全准确度,但是一旦发生报道不实或杜撰现象,一般都马上纠正错误,开除造假记者。即使在中国都同样。我们《深圳青年报》当年就有一个很能干的记者,笔头快,新闻敏感强,派他出去总能给你找到可上头版的、使版面亮眼的、或其它有新闻价值的消息。但后来发现他的很多报道不仅失实,而且自己编造,于是我们很快炒掉了那位记者,尽管他很能干。
  
出现造假的记者并不奇怪,令新闻界吃惊的是,《纽约时报》是很看重新闻真实的世界最著名大报之一,为什幺竟一直容忍这幺多、这幺严重的错误,而不及时追查处理?《纽约时报》自己在长篇报道中解释说,今年27岁的布莱尔长达四年编造假新闻而没有被及时发现和处理,主要是由于编辑之间信息沟通不够。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劳汉默(Charles Krauthammer)昨晚在福克斯电视台(Fox)的新闻评论中说,这根本不是什幺沟通不畅的问题,事实上《纽约时报》早就发现布莱尔的造假问题,内部编辑之间为此有过不少沟通和警告,那幺问题出在哪里?不少评论家已经指出,问题出在《纽约时报》的左倾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做法上。尤其是在该报前年把非常左倾的社论版主编雷恩斯(Howell Raines)破格提拔为“执行总编辑”之后。

造假的年轻黑人记者布莱尔虽在马里兰大学新闻专业学习过,但并没有毕业,是个退学者。他在大学期间到《纽约时报》实习,正值该报刻意要多雇用黑人,强调”多元化”,再加上他实习10周就写出19篇报道,表现出灵气,因此被直接雇用。“媒体研究中心”学者斯韦齐(Liz Swasey)在福克斯电视台评论说,布莱尔被雇用和《纽约时报》热衷的照顾黑人的“族裔配额”政策(Affirmative Action,中译“平权法案”并不准确)有直接关系。按照美国大报常规,绝大多数新闻院校毕业生都得从地方小报做起,逐步按新闻成绩而调升到大报,象布莱尔这样“火箭式”一步登天的,则基本上只有极少数的少数族裔。
  
《纽约时报》的认错文章中有三处特别强调,当初雇用布莱尔绝非因为他是黑人。但正如《NewsMax》杂志的评论所说,当年克林顿性丑闻刚被揭露时,白宫也是强调,这和“性”没有关系;但这种刻意的强调恰恰表明,这和他们要否认的东西是有关系的。
  
在布莱尔四年多的记者经历中,很早就出现失实问题。《纽约时报》就布莱尔文章作出的更正多达50篇。早在2000年,当时的《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辑就抱怨说,布莱尔的报道错误太多,连《纽约时报》发行人的名字都拼写错了。2002年4月,布莱尔的顶头上司、都市版主编曾向该报行政主管发出两行电子信:“必须立即停止布莱尔给时报写稿!”但这种呼吁根本没起作用,布莱尔不仅没受处罚,反而被提升,由报道地方性新闻,升为报道全国性消息的记者,并派他到华盛顿采访去年重大的狙击手枪杀案。

布莱尔到华盛顿六天后,就发回独家报道,发在《纽约时报》头版。该文引述四个不具名的警方人员的话,披露案情,成为独家新闻。接着他又报道,引述不具名的消息来源说,狙击手正要交代时,审问被迫停止,因为检方受到白宫的压力。这种独家报道见报后,马里兰州检察长和FBI资深官员气愤地举行了记者会,斥责《纽约时报》的报道完全不是事实。布莱尔的临时上司、《纽约时报》驻华盛顿主任也怀疑布莱尔的报道有问题。但执行总编辑雷恩斯从没有告诉这位主任,布莱尔有过报道造假的历史,更没有追问布莱尔的匿名消息来源的真实性,反而给布莱尔发去电子信,称赞他的报道是“出色的,非常及时的”。布莱尔被继续重用,最近在美国对伊战争中,他还编造了直接采访获救女兵的父亲、受伤士兵等“新闻”。

《纽约时报》执行总编雷恩斯为什幺对布莱尔如此这般独有情钟?这位出生在阿拉巴马州的白人庄园主后裔对黑人的“独特情谊”是颇具盛名的。早在七十年代他就曾著书忏悔自己的祖先雇用黑人奴隶的罪恶,他是那类对黑人有“内疚感”的美国白人的典型。在充斥“政治正确”的《纽约时报》,他更要刻意表现对黑人的善意和用人的多元化(diversity)。

布莱尔是他的骄傲。两年前雷恩斯曾在美国黑人记者协会自豪地、特意举布莱尔的例子,表明《纽约时报》重用黑人的成功。为了显示自己的“族裔配额”制做得很好,雷恩斯竟然不顾新闻真实,不顾《纽约时报》的信誉。上述评论家沙利文说,“他宁肯让一张报纸的信誉低到152年的低点,也不能得罪少数族裔记者。”
  
虽然雷恩斯对该报长期重用造假的布莱尔负有直接责任,而且新闻界也主要是在批评以雷恩斯为主的《纽约时报》管理层,但这位总编被免职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太受和他同样左倾的发行人小苏兹贝格之宠。在新闻专业同行一致批评雷恩斯等管理人员的情况下,小苏兹贝格已经出来为他辩护:“别妖魔化我们的主要管理人员。”《纽约时报》发行人的“政治正确”比雷恩斯有过之而无不及。隶属《纽约时报》的《波士顿环球报》1998年发生黑人女专栏作家造假事件时,该报一开始就极力袒护、掩饰。

除了走火入魔般地热衷”族裔定额制”的政治正确之外,《纽约时报
》多年来坚持左倾意识形态则是导致他们一再牺牲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更深层原因。《NewsMax》昨天题为“《纽约时报》丢脸的事并非新鲜”的分析报道指出,《纽约时报》有对说谎记者不处罚的历史:早在斯大林统治苏联的三十年代,《纽约时报》派到莫斯科的记者杜兰蒂(Walter Duranty)就编造假新闻,发誓说苏联绝没有政府导致的大饥荒,而事实上他清楚地知道,正是斯大林的政策导致农村的饥荒,成千上万拥有财产的人被投入监狱,许多孩子被饿死。但这个造假记者却获得普立策报道奖。他获奖几年后,苏联大饥荒的真相就传遍世界。该评论不无讽刺地说,《纽约时报》都没有一点体面意识,把那个不该得的奖还回来;更没有就此向公众道歉。

《纽约时报》驻柬埔寨记者尚伯格(Sydney Schanberg)当年发回报道说,对于柬埔寨人民来说,没有什幺比美军驻在那里更坏的了;使这个不幸的国家陷入血腥之路。但事实是,美军撤出后,有多达三分之一的柬埔寨人民被尚伯格赞美的“红色高棉”屠杀,柬埔寨陷入了“世界历史的最血腥之路之一”。
  
美洲现在唯一的专制国家是共产古巴,但卡斯特罗的上台,也和《纽约时报》的左倾报道有一定的关系。当年该报驻哈瓦那记者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连续发表多篇报道,热烈称赞发动革命的卡斯特罗,而无视那位独裁者正在采取的暴力统治。美国《国家评论》杂志曾不无讽刺地说,“卡斯特罗是通过《纽约时报》上台的。”
  
《纽约时报》也帮助了中共夺取权力,在中国建政。早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该报记者发自中国的报道,多是赞美延安的共产党,谴责国民党等。被称为美国的“中国通鼻祖”的费正清根本没有去过延安,仅仅因为看《纽约时报》等左倾报纸,就得出结论说,“延安在远方闪耀着光芒。”写出《红星下的中国》的左派记者斯诺美化中共的报道,以及费正清等“中国不通”们的政策建言,都是导致美国在四十年代后期取消给反共的蒋介石政府援助,使中共坐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雷恩斯出任《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辑之后,这种为了意识形态而扭曲事实的现象在新闻报道中更加严重。虽然在言论上(社论和专栏文章等)各报都有各自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对新闻报道,则都强调真实和新闻平衡。但《纽约时报》却多次无视这个原则。例如在这次对伊战争中,该报出于自己的反战立场,对反战活动大报、特报,而对多数民众支持倒萨的声音则故意忽视。而且他们还歪曲编造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反战言论”,遭到新闻界一致抨击。基辛格曾在一个会议上分析打伊拉克利弊,并没有反对武力倒萨,但被《纽约时报》报道成,连基辛格这样的老牌共和党人都反战,导致基辛格本人不得不出来辟谣。

这次《纽约时报》不得不高调处理布莱尔事件,是因为德州的《圣安东尼奥快报》发现布莱尔抄袭该报的证据,已公开指出《纽约时报》的造假问题。
  
布莱尔事件只是《纽约时报》为其左派意识形态付出的代价之一。据美国报业统计局截止今年3月31日的统计,在过去6个月中,由于对伊战争等重大新闻因素,美国主要大报的发行量都有上升,但左倾报纸,几乎都发行量下降。其中大报以《纽约时报》降幅最大,达5.3%。西岸的左倾报纸《旧金山纪事报》降2%;《洛山矶时报》下降0.6%。而全美发行量最大的前15家报纸中,反映中产阶级民意的报纸的发行量全部上升,其中以保守派媒体大亨默多克拥有的《纽约邮报》升幅最大,达10.2%,成为全美第八大报。第一名是《今日美国报》,发行225万份;第二是《华尔街日报》,发行182万份;《纽约时报》排在第三,113万份。《纽约时报》集团属下的《波士顿环球报》发行量跌幅达6.3%,降到不足45万份,被淘汰出全美前15名大报之列。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沙费尔(William  Safire)5月12日就布莱尔事件发表的专栏说,“美国,以至全球的记者们,都会继续从《纽约时报》学到教训。”  

2003年5月13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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