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惊人的颠覆,是关于李鸿章。这个历史上被定义为“崇洋媚外”、“丧权辱国”,甚至“卖国贼”、“汉奸”的“反面角色”,破天荒地受到“正面塑造”。成为高瞻远瞩、大智大勇、忧国忧民、忍辱负重的“一代新人”。这一“创举”,立即引起海内外舆论哗然。
史载,出生于安徽合肥的李鸿章,历任晚清高官。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主办洋务,兴办近代企业,创立北洋海军,力图富国强兵。但因任“全权大臣”期间,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落下千古骂名。
诚然,作为晚清“重臣”,李鸿章应该是一个在人格、思想、和行为上都十分复杂的人物,既往简单的历史定位可能有失偏颇。然而,突然给这个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全面平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
其实,只要仔细比较晚清时代和后共时期,就不难发现,这两个相距百年的王朝,从本质到形式,都有惊人的相似。
在经济上,闭关自守达二百多年的满清专制王朝,正受到当时境外海上贸易的冲击;而上世纪末,闭关锁国达三十年的共产党独裁政权,也同样面临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在政治上,满清面对的是国内外共和变革的压力;共产党则受制于海内外民主改革的呼声。其间的许多口号、事件、与人物,甚至完全可以划上等号:
晚清主导的“洋务运动”,等于后共实施的“改革开放”;
晚清国策“祖宗之法不可变”,等于后共立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或“稳定压倒一切”;
晚清主张“富国强兵”和“船坚炮利”,等于后共口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军事现代化”;
晚清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于后共所谓“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外交上,晚清有“妥协求和”,故签《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后共有“韬光养晦”,故签《中俄边界条约》、搁置钓鱼台和南沙群岛等争端;
晚清首创“十里洋场”上海,后共炮制“经济特区”深圳;
晚清自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共吹嘘“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事业”;
失败的“八九民运”,等于流产的“戊戌变法”;
太上皇邓小平,就是当代“老佛爷”慈禧;
被软禁的赵紫阳,岂不是被软禁的光绪皇帝?
忙于媾和的李鸿章,就是到处“消气”的江泽民或者朱熔基;
如今的“太子党”,正是当年的“八旗子弟”......
的确,《走向共和》一剧中,也一反过去对“八旗子弟”骄奢淫逸、腐朽没落、临阵脱逃的记录,高调颂扬他们英勇善战和大无畏的光辉形象。看上去,恰恰是对曾庆红、王歧山等“太子党”全面接班的诠释,意味深长。
更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当初满人入关后,华夏实际上已经亡国丧国,至少要承认,满清是一个外来政权;严格地说,共产党也是一个外来政权,一个由德国人和俄国人混血的怪胎。连毛泽东都承认,他死后,是要去见马克思,而不是孔夫子。
另一方面,为李鸿章翻案,显现出江泽民正为自己身后事作铺垫。江泽民迟早有一天盖棺定论,而他本人的历史问题,成为他心上悬着的一块石头。那便是:长期只提养父,不提生父所掩盖的汉奸身世,和其本人就读于汪精卫之伪“中央大学”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正如毛泽东评《水浒》,古为今用,借钟馗打鬼,自有其目的一样,江泽民一贯醉心于满清故事,已经折射出他的真实心境。明白于此,央视为李鸿章平反,为八旗子弟翻案,甚至为整个清史翻案,就丝毫不足为怪了。
眼下,在中国御用知识界,流行一种说法:如果不是孙中山闹革命,满清通过“洋务运动”,将缓慢走向“君主立宪”,进而实现中国不流血的变革,早已迎来共和与民主。此论意在责备孙中山等人及其革命,“搞乱了中国”。同时暗示,任由共产党统治下去,只要经济发达了,民主自然而来。此论不管是出于理想主义还是一厢情愿,也算是“一家之言”吧!然而,革命之产生,每每源于旧势力的顽固。当权者如果不主动加快变革步伐,革命必然重演,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旧势力的覆亡,也将是整个社会裂变动荡的成本。
《走向共和》,由中央电视台于4月12日在黄金时段隆重推出,该时段历来以播出“弘扬主旋律”的电视剧著称,因此,《走向共和》无疑也是一部“主旋律”,其政治含义不言而喻。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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