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萨斯泛滥的教训
四月中旬,美伊战争刚刚偃旗息鼓,另一场对抗萨斯(非典型肺炎)之战,又在东亚趋于激化。这场起源于广东、肆虐于香港、蔓延至全球的瘟疫,现正在北京疯狂发作,四月廿八日临床和疑似病例已超过五千五百人,被隔离者八千人,引起市民空前恐慌。据悉,逃离首都的人潮已达一百七十万人,学校停课、娱乐场所关闭,市民抢购日用品,甚至结婚登记亦告暂停,避居上海的江泽民已调遣一千二百名军医人员支援北京抗炎。同时,关于中共权力高层派系斗争加剧的传言甚嚣尘上。无疑,中国面临一场突发的影响深广的重大危机。当权的胡锦涛、温家宝新班子,在来势汹涌的瘟疫面前,积极应对,果断决策,罢免失职的高级官员,公开疫情,全面防治,提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赢得海内外的好感与支持,甚至引致国内民主派的殷殷期待,希望由此开启一个资讯透明、政改起步的新局面。
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这次萨斯在中国的恶性蔓延,当局有意隐瞒疫情,不使公众知情,因而疏忽社会性的集体防御是主要原因。这一点也为当局所默认,并采取了紧急的防治措施,诚然,大难临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是必要的。但是也需要“治本”的深切反省。因为这种对灾难的隐瞒,这次绝非首例,乃是中共数十年一贯的统治手法,俗称“报喜不报忧”,即对任何他们认定的负面事件,采取鸵鸟政策。不论天灾人祸,也不论大小轻重、甚至历史事件,一律封锁,当作党国机密,严格保守。尤其在毛魔时代,大到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小至街头行凶,男女关系,一律不准公开报导,报刊上充斥欣欣向荣的“好人好事”,学雷锋,因为“泄密”和触及不让知道的问题而获罪挨整的事,罄竹难书。到了邓江时代稍有放松,但离民众之所需尚相差甚远,保密制度的专政性质及其愚民后果从未得到批判与否定,只是改了一个托词:“为了社会稳定”,骨子里仍是为了共产党特权统治的稳定。对待文革的报导是一个鲜明例证,文革刚结束,为了新领导的政治需要,可以定文革为“浩劫”,大加揭批,一旦新领导坐稳了,文革报导与出版便予封杀,至今如此。
因此,这次的瞒疫事件,本质上不是个人责任,而是体制的责任。全国大大小小的张文康数之不尽,包括中共高层,政治局委员张德江便是其中一个(已故周恩来更是一个骗人的高手)。而且,这次促成中共比较开放地处理疫情,除了萨斯具有高度的危害性,继续故步自封后果不堪设想外,国外批评的巨大压力是重要原因。美国时代周刊登出蒋彦永医生的检举,华尔街日报提出“全球隔离中国”,都有令中共要人们颜面扫地的影响力。既要与国际接轨,加入WTO的中国就再不能关起门来做皇帝了。美国当然不会同中国争论“人权高于主权”的新概念,但是,萨达姆的暴政和中共的专制传统,就如网上调侃的那样:“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这次在中国扮演清道夫的,是萨斯和外部传媒。可见,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形式的“外国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对中国有利的,这应是萨斯泛滥给出的一个结论。当然,中国脱胎换骨的进步与改造,不同于伊拉克,还是要依靠内部各种力量的发酵与动员,外因是次要的。
(原载2003年5月开放杂志)(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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