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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打工也苦也甜

 2003-04-28 14:38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我是获麦俄美大学的奖学金赴美留学的。美国人精明务实,奖学金只管学费和上课期间的生活费用,至于放了假,则对不起,你得自己养活自己。于是我就有了一串难忘的找工经验。
  
  没有车子,没有经验都不行
  
  根据美国法律,留学生假期只准在学校里打工,因此,校内各单位的招工计划都在放假前送到各系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高年级同学的提示,放假前一个月,我就跑到系学生工作办公室,从一叠招聘书中,选择了一个报酬较高(每小时7.5美元),时间较长而又能胜任的工作,为一家实验基地作电脑输入。填完申请表,又电话联系好用人单位,我兴奋不已,一天干8小时,一个暑期挣个几千美元没问题。正高兴时突然想起得问问实验基地在哪里。这一问像是盆凉水兜头泼下:基地远在郊区。我还没车,每天几小时转乘公共车根本不现实。第一次找雇主,就这样落了个空欢喜。
  
  几天后第二次走进学生工作办公室时,招工广告上稍好一点的单位全被挑光了,只剩下图书馆、体育馆、书店的杂活。我只好先选图书馆,每小时5元,报酬低了点,但不用跑路,有空还可以看看书。可到图书馆一问,人家只需要有经验的人,好说歹说对方才把我列入预约名单。
  
  想想希望仍渺茫,我又去了体育馆,对方盘问我一通,得知我是研究生,兴致勃勃地打开话匣子,说这项工作如何有趣,如何重要,好似已决定录用我一样。但最后一句话却是:过一个星期才能决定。在熬盼中过了一周,两家都婉转地来电话,他们已另有人选,他们彬彬有礼的拒绝潜台词是:我没有实干的经验。
  
  “你干吗那么漂亮的脸蛋上不长个高鼻子?”
  
  这天午后,从信箱里看到一则“启事”:经济系要从我系招暑期研究助理,有兴趣者可将自传交给系主任转来。我当然不放过这个机会。对我作面试的是权威罗肯特教授,他满额皱纹,眼神深邃,他说候选人有10多个,但是,我和另一位美国同学是被系主任布朗教授极力推荐的。问过一些问题后,他称赞我的英语讲得不错。
  
  又过几天,我被通知再作第二次面试。按照惯例,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但见了罗肯特教授的面,他的第一句话却是:你觉得你的英语沟通能力会不会成为一个问题?风云突变,我不禁一愣:几天前他不是还夸我英语不错的吗?接着他又问我以前作过什么课题研究?论文发表在什么地方?在实证分析和逻辑推理方面,有些什么样的体会?等等,问题越问越多,越问越细,有点步步紧逼的味道。过于突然,我这些问题答得未能尽意,仿佛只有招架之功。我觉得像是中了埋伏,整个谈话的意图似乎预先设计好了:要你自己觉得自己不行,并非他们对你不感兴趣。结果,又失败了。
  
  这次失败,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嫩。第一次面试后,未及时与布朗系主任沟通请教,并争取他的进一步支持。原来美国同样要讲关系,一个岗位的获得,熟人的介绍,教授的举荐,至关重要。以前总天真地认为,在这个自称最讲平等的国度里,只要有真本事就不会饿饭,现在才明白,哪里都有不下雨的云彩。然而我总有点不服气,我出国前是名牌大学的优秀生,几次在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到美国后成绩同样名列前茅。一位见过风雨的南韩师姐看出了我的心思,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半安慰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密斯梅,东方不明西方亮,你这样聪明的人还怕没人打灯笼来找?跟我打网球去别想了,再深究就会追到老祖宗头上去了,你干吗那么漂亮的脸蛋上不长个高鼻子?她的话有点残酷,却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血并非都浓于水
  
  学期快结束了,工作没有找到,房租、水电、电话费等帐单却不断从邮递员那里投来。我不由得想起出发前刚进大学时,鬓鬓皆白的陈教授给我们讲的“六腊之战”的故事,说他们那辈人在解放前的旧中国每到六月和腊月学期结束时,都为往后的饭碗而奔忙,就像打仗一样地紧张和焦虑。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后他的学生却在富足的美国也体验到了。
  
  去中餐馆打工,这是中国大陆留学生出国前给多少钱都不会干,而在美国却又是90%都干过的活儿。我来到了一家叫“客来顺”的中餐馆。餐馆店堂不算太大,但干净清爽,挂着中国字画,播着中国古曲,让人觉得好像是回到了家乡。老板是一对70年代赴美的上海夫妻。夫妻俩审视了我一番,又耳语了几句,便告知我第二天去试试。
  
  第二天,我去了餐馆,见啥做啥,吸地、抹桌子、清理餐具。美国人吃饭使用餐具,犹如摆弄宇宙飞船那样精细、认真与机械,刀子要分冷盘刀、主食刀、切肉刀、切鱼刀、水果刀、抹黄油力,叉子要分鱼叉、肉叉、水果叉,不像中国人一双筷子扫平天下。吃中餐虽然没有那么复杂,但你必须准备着。客人一到,引入座位、倒茶、送上菜谱、等着点菜,中间不断地加水、上菜、询问有何要求。是华人华裔用“国语”接待,是老外用英语接待。
  
  顾客从11点开始进门,进进出出,气氛热烈,却不喧闹,需要服务时,则微笑着向我们示意,待我们把冰块和和糖送过去时,又立即轻声地表示谢谢。站在餐馆外面,如光凭耳朵听,很难相信里面有几十号人正在吃饭。对比国内餐厅的喧嚷一片,实在不无感慨。
  
  干到晚上10:30,客人走空,我们自己才坐下来吃饭。老板夫妇夸我是来打工的人中干得最好的一个,机灵、麻利、善于应变,顾客满意,表示希望我第二天再来,同时递给我43美元。钱不多,却证明了自己第一天就通过了考验,心里还是顶高兴的。可第二天早上,躺在床上怎么也不想起来,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头天的高兴变成了懊恼:干吗漂洋过海来找这份罪受?
  
  半个月下来,我已成为厅堂里的全把式,既是利索的勤杂工,又是熟练的侍者,从接待客人、清洁卫生到电话预订,什么都干得井井有条。但我的工资却像生了根,一分不涨,对比之下,别的中餐馆的侍者,底薪加小费(顾客在结帐时一般都多付15%小费,如果吃快餐,也在盘子底下压二毛五分的硬币,这些钱是给侍者的,如果服务满意,还会多付),每天七八十元,月收入两千多元,是我工资的两倍,就是按美国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每小时4.25美元算,我一天干12小时,酬金也应是51元。我向老板提出来,不曾想话还未说完,老板就拉长脸教训我不要太“贪心”,这么多钱还不满意!一副施舍者俯视乞求者的样子。我现在才算明白了,以前在报纸上读到先期赴美的一些中国人,剥削起自己的同胞来,比洋人还下得了手。第二天,我给老板拨了个“请假”的电话,拜拜了,反正暑期的生活费已凑合了。
  
  整理材料在美国和在深圳差不多
  
  回到学校,正巧社会学系在招工,在一个项目中从事文书整理及日常事务的处理工作,每小时8.5美元,比美国法定最低工资高一倍。我立即找上门去。接待我的是一位马来西亚籍叫菲露的小姐,见我是通过了攻读博士学位资格的研究生,劈头第一句话就说:你会不会中途变卦?又反复问我是否真有兴趣。原来,在美国,阶层观念非常明确,是什么学历就干什么活,干什么活就拿什么钱。如果你降格俯就,人家会觉得很奇怪,有时反而得不到工作。
  
  几天后我去见菲露得知,已有15人报名,我心里一紧,赶紧琢磨怎么开展“公关”活动,显示一下实力。这时看到菲露有病的样子,就劝她去校医那看看。她苦笑着指着桌上的一份材料:“这是系主任昨天参加市里一个慈善机构座谈会的笔录,他要我整理出来,下午就要。”我说:“我能帮你整理吗?如果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她连声感谢地将材料交给了我。
  
  我大学毕业在深圳打工时,整天与电脑为伴,来到美国,也是天天用电脑。往日的经验积累今天派上了用场,反正这是一份记录稿,一面听一面记,免不了丢三拉四,根据发言的内容,把前后文衔接好,把意思搞完整就行了。于是,有的地方,我连猜带蒙,有的地方,则逻辑推理,合理加工。几小时后,一份10页的打印稿摆在案上,其中约1/3的篇幅是我为了文从字顺、前后对应而加进去的。
  
  两天之后,菲露的电话打过来了,她以老朋友的口气感谢我帮了她的大忙,并告诉我,系主任约见。我没想到,系主任只有30多岁。谈话的主题,仍然是一个研究生为什么要干这么简单的资料工作。听完我的回答,他满脸笑容地说:“你被录用了,祝你工作顺利!”并立即吩咐秘书与我签合同,前后不到十分钟。末了,他称赞我前天帮菲露整理那份记录“很有创造性”。事后我想,这大概指我为了文从字顺而下的那些功夫,我在深圳打工时公司老总们喜欢找我整理资料,大概也就是因为这种“创造性”吧,同一种工作,东西方的评价标准这样一致,它再一次让我想起了“有功不空”的古训。
  
  在美国也有许多头脑清楚、有责任感的人
  
  当天下午,菲露带我去见我的主管上级玛丽·鸣密斯。她也很年轻,只比我大几岁,让我弄不清叫她小姐还是夫人好,整个办公室只有玛丽和我两人。她,一头棕发,一副金边眼镜,漂亮、随和而很有教养,她说话节奏很快,标准的美式英语,她先交给我一样材料,这是一项关于提高美国人民生活质量的调查研究,计划很庞大,涉及家庭生活、社区风尚、医疗状况、卫生习惯、环境污染、营养状况、食物结构、精神心理、体育设施、文化场地、图书馆藏书、防设机构、吸毒犯罪、社会保险、慈善工作、公益活动等等。调查的侧重点是贫困地区,特别是墨人聚居区,但文件中却不写黑人区,而是“非白种人聚居区”,可内容却都是黑人区的事,不知这是和尚怕说“光”,还是美国社会的黑人问题已不需要加以强调。宪法规定,在美国人人平等。但谁都知道,种族歧视是存在的,黑人在选举、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的种种不公正,就像在社会底层隐埋了一座活火山,担心社会进步和国家前途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项研究计划的着力之点,就在于此?
  
  过去读政治课本,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当时心里就纳闷:既然这样,那它们的经济怎么还能发展呢?到了美国,发觉人家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先进。看了这项研究课题的资料,问题似乎更清楚了。原来,在美国,也有许多头脑清醒的有责任感的人,他们的工作使各种关系得到了调整,缓和了社会矛盾。尽管他们的努力未必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毕竟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于是,我很快地进入了角色,成为他们的一员。
  
  我的高效率赢得了玛丽的欢心,比如,她要我把堆积如山的资料一周内清理出来,分类归档,我三天就弄得井井有条,她惊喜叫了起来。我的思维活跃,更使她刮目相看。
  
  玛丽从不对我摆老板架子,布置任务从来都用商量的口吻。月底发工资时,我发现我的酬金不是每小时8.5,而是10元,玛丽望着我疑惑的目光,轻描淡写地说:“搞个整数好算帐”。她到过许多地方,休息的时候,跟我讲加拿大冬天的雪景、撒哈拉沙漠的酷热和南美洲土著的风情。我则给她讲万里长城和西安的兵马俑。在美国,一座百年前的破房子都成了古迹,人们路过都把车子停下来去瞻仰一下。如今听我讲两千多年前的故事,玛丽屏神息气,眼睛瞪得眨也不眨。一天早上,玛丽上衣上别了一个胸饰,是一个用花布和草头做的小娃娃,上印一排英文字:“野性女孩”,样子很滑稽。“真好玩!”我随口称赞了一句。她笑笑:“ 就知道你也喜欢她,看,我给你也买了一个!”说着从皮包里掏出一个,别在我胸前。我们成了好朋友。
  
  现在,暑假已经过去,但玛丽仍然要我每周到她那里工作8小时,一是让我增加点收入,二是让我们有机会谈心。
  
  一个暑假,我在七八十天的时间里赚到了1000美元,苦尽甘来,心里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于是诉诸于文字,让大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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