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人权问题——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

中国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又并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即人权问题。因为，农民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解决农村出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将愈发显得严重。要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快城市化进程，让农民进城。而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城市暂住证等城乡有别的歧视性政策所构筑的身份性壁垒，却阻碍着农民进城或成为农民进城的高昂成本，并由此导致对农民作为公民所享受的一系列基本权利的侵犯。这些权利包括：自由迁徙的权利、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自由择业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以及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等。这些与生俱来的人的基本的自由权利，任何政府、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能以任何借口来进行侵犯和剥夺。

尽管，我不同意有人将中国城乡二元分离的户籍制度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白人种族隔离制度相提并论，但无论从历史上来看还是从当今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农民的权利之少、地位之低、受歧视之深，都是极为罕见的。一直深切关注中国农民疾苦的梁漱溟先生就曾当着毛泽东的面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农民"处于九天之下"。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始于农民"包产到户"的自发行为，乃是因为中国农民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害最深、也是最没有自由和最缺乏权利的群体。受害最深，改革的愿望自然也就最为强烈。正是中国农民后来敢于挑战历史和自身命运的惊人的改革之举，发展了经济、丰富了农产品、活跃了城乡市场，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造就了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中国农民的率先改革为城市改革乃至为中国的其它所有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使中国农民开始突破隔离城乡的户籍制度的重重包围。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牵引之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自发地流向城市，尤其是理性地流向对劳动力亟需的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这实际上正符合奥派经济学大师哈耶克（Freidrich Hayek）所说的市场的"自发秩序"。对此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和现象，首先是自以为代表正义和以社会良心自居的媒体，竟用歧视性的语言将这股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军称为"盲流"；然后是政府这只"有形的脚"（朱学勤语）借防止人员的无序盲目流动为名对进城农民任意设置门槛，实际上是本性扩张的权力在为自己设"租"。这些门槛先后包括：将城市户籍当作一种资源以不菲的价格出售给农民，向农民发放城市暂住证以收取费用，享受义务教育的农民工的孩子到城里上学必须交纳高昂的借读费，等等。相反，农民在对社会尽超额义务的同时，作为国民所应该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的基本权利却荡然无存。计划经济年代，中国政府在工业化的名义之下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对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在高举市场经济大旗的今天，中国农民仍然逃脱不了被政府的各种名目的税费盘剥的命运。其实，农民被盘剥的何止是经济上的利益，他们在城里还经常遭到政府收容制度的袭扰，连基本的生存的安全都丧失殆尽。

对进城农民进行限制和歧视，其实不仅仅是政府和媒体，在政府和媒体的错误引导之下，也有部分城市居民跟着附和。他们附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进城农民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这种观点实际上体现了某些城市居民的自私，他们为了自己生存的城市的所谓稳定，不惜牺牲农民的自由，竟还把这种"城市的稳定"冠冕堂皇地泛化为"社会的稳定"。在某些人看来，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大概是被排除在中国"社会"之外的。另外，部分城市居民把进城农民看成是影响稳定的因素，这实际上又是深入骨髓地对农民的歧视。因为在他们看来，农民的素质就是低，犯罪率也就是高。我不知道这等认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有何区别？城市居民在城市犯罪就只是犯罪，进城农民犯罪就要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来关注。如果说涌入城市的农民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不稳定的因素，那么这是不是政府的隔离和歧视所埋下的祸根？看来要消除这些不稳定的因素，还要反思和消除政府对进城农民的种种不公平政策，还农民以做公民的自由。其实，大部分进城农民更多地表现为吃苦耐劳、逆来顺受。比如，他们在城里打工，对资方恶意拖欠工资的侵权行为也只是通过自焚、跳搂等自虐而不是虐人的方式来进行抗争。因而，把他们看成是不稳定的因素而拒之于城门之外是没有道理的。至于还有些城市居民认为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使本来就日益严峻的城市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这也不能构成限制农民进城的理由。因为进城农民所从事的职业，几乎都是城市居民主动放弃的收入极底的脏活、粗活、累活。更为重要的是，近些年来，城市吸引了大量先富起来了的农民。他们携带着资金来到城市购产置业，为城市创造出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实实在在地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即使进城农民对城市人口的就业形成了一定威胁，使劳务市场的竞争更趋激烈。但只要这种竞争是平等的，亦无可厚非。进城农民同任何人一样，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人们总是关心城市的失业人口，并有许多人为他们的权益去呐喊、去呼吁，但谁去真正关心大量的农村失业人口？中国农民为什么就一直没有自己真正的利益代言人呢？况且，城市就一定是城市人的城市，农民就应该天生地、祖祖辈辈地依附在农村的那块田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吗？说到底，这还是关系到权利，关系到农民能否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平等的自由权利。

可见，中国的三农问题深究起来确实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就象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绕不开产权问题一样，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始终回避不了人权这一敏感的政治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使农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其实质就是一种政治变革--将农民从农村"人民公社"这一严密组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给农民以人身自由，从而使生产力获得了巨大解放。今天，面临着三农问题这一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瓶颈"，新一代中共领导班子理应体现出非凡的政治眼光，不应将目光仍停留在"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这一经济层面,而应该从人的自由权利方面入手--这将是一场深刻而又伟大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只有这样，日暮途穷的渐进式改革才可能真正峰回路转；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摆脱野蛮，执政党也最终才能兑现给人民所承诺的政治文明。历史不仅在期待，也正在给胡锦涛们缓缓铺开施展才华的空间。

2003年4月9日最后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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