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人權問題——中國三農問題的實質

中國三農（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實質又並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即人權問題。因為，農民問題歸根結底是如何解決農村出現的大量剩餘勞動力，而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過剩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將愈發顯得嚴重。要解決這一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加快城市化進程，讓農民進城。而計畫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戶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城市暫住證等城鄉有別的歧視性政策所構筑的身份性壁壘，卻阻礙著農民進城或成為農民進城的高昂成本，並由此導致對農民作為公民所享受的一系列基本權利的侵犯。這些權利包括：自由遷徙的權利、自由選擇居住地的權利、自由擇業的權利、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以及子女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等。這些與生俱來的人的基本的自由權利，任何政府、任何組織、任何個人不能以任何藉口來進行侵犯和剝奪。

儘管，我不同意有人將中國城鄉二元分離的戶籍制度與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南非的白人種族隔離制度相提並論，但無論從歷史上來看還是從當今世界範圍內來看，中國農民的權利之少、地位之低、受歧視之深，都是極為罕見的。一直深切關注中國農民疾苦的梁漱溟先生就曾當著毛澤東的面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農民"處於九天之下"。後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始於農民"包產到戶"的自發行為，乃是因為中國農民是計畫經濟體制下受害最深、也是最沒有自由和最缺乏權利的群體。受害最深，改革的願望自然也就最為強烈。正是中國農民後來敢於挑戰歷史和自身命運的驚人的改革之舉，發展了經濟、豐富了農產品、活躍了城鄉市場，在舊的計畫經濟體制之外造就了新的市場經濟體制。可以說，中國農民的率先改革為城市改革乃至為中國的其它所有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使中國農民開始突破隔離城鄉的戶籍制度的重重包圍。在市場這隻"無形之手"的牽引之下，農村剩餘勞動力開始自發地流向城市，尤其是理性地流向對勞動力亟需的沿海經濟較發達的城市，這實際上正符合奧派經濟學大師哈耶克（Freidrich Hayek）所說的市場的"自發秩序"。對此市場化的必然結果和現象，首先是自以為代表正義和以社會良心自居的媒體，竟用歧視性的語言將這股流向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大軍稱為"盲流"；然後是政府這隻"有形的腳"（朱學勤語）借防止人員的無序盲目流動為名對進城農民任意設置門檻，實際上是本性擴張的權力在為自己設"租"。這些門檻先後包括：將城市戶籍當作一種資源以不菲的價格出售給農民，向農民發放城市暫住證以收取費用，享受義務教育的農民工的孩子到城裡上學必須交納高昂的借讀費，等等。相反，農民在對社會盡超額義務的同時，作為國民所應該享受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的基本權利卻蕩然無存。計畫經濟年代，中國政府在工業化的名義之下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對農民進行超經濟的剝削；在高舉市場經濟大旗的今天，中國農民仍然逃脫不了被政府的各種名目的稅費盤剝的命運。其實，農民被盤剝的何止是經濟上的利益，他們在城裡還經常遭到政府收容制度的襲擾，連基本的生存的安全都喪失殆盡。

對進城農民進行限制和歧視，其實不僅僅是政府和媒體，在政府和媒體的錯誤引導之下，也有部分城市居民跟著附和。他們附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認為進城農民影響了社會的穩定。這種觀點實際上體現了某些城市居民的自私，他們為了自己生存的城市的所謂穩定，不惜犧牲農民的自由，竟還把這種"城市的穩定"冠冕堂皇地泛化為"社會的穩定"。在某些人看來，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村大概是被排除在中國"社會"之外的。另外，部分城市居民把進城農民看成是影響穩定的因素，這實際上又是深入骨髓地對農民的歧視。因為在他們看來，農民的素質就是低，犯罪率也就是高。我不知道這等認識和印度的"種姓制度"有何區別？城市居民在城市犯罪就只是犯罪，進城農民犯罪就要當作一個社會問題來關注。如果說湧入城市的農民有可能成為引發社會矛盾的不穩定的因素，那麼這是不是政府的隔離和歧視所埋下的禍根？看來要消除這些不穩定的因素，還要反思和消除政府對進城農民的種種不公平政策，還農民以做公民的自由。其實，大部分進城農民更多地表現為吃苦耐勞、逆來順受。比如，他們在城裡打工，對資方惡意拖欠工資的侵權行為也只是通過自焚、跳摟等自虐而不是虐人的方式來進行抗爭。因而，把他們看成是不穩定的因素而拒之於城門之外是沒有道理的。至於還有些城市居民認為農民大量湧入城市使本來就日益嚴峻的城市就業形勢變得更加嚴峻，這也不能構成限制農民進城的理由。因為進城農民所從事的職業，幾乎都是城市居民主動放棄的收入極底的髒活、粗活、累活。更為重要的是，近些年來，城市吸引了大量先富起來了的農民。他們攜帶著資金來到城市購產置業，為城市創造出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並實實在在地推進了城市化的進程。即使進城農民對城市人口的就業形成了一定威脅，使勞務市場的競爭更趨激烈。但只要這種競爭是平等的，亦無可厚非。進城農民同任何人一樣，享有平等就業的權利。人們總是關心城市的失業人口，並有許多人為他們的權益去吶喊、去呼籲，但誰去真正關心大量的農村失業人口？中國農民為什麼就一直沒有自己真正的利益代言人呢？況且，城市就一定是城市人的城市，農民就應該天生地、祖祖輩輩地依附在農村的那塊田地上"面朝黃土背朝天"嗎？說到底，這還是關係到權利，關係到農民能否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到平等的自由權利。

可見，中國的三農問題深究起來確實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就像國有企業的改革始終繞不開產權問題一樣，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也始終迴避不了人權這一敏感的政治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使農民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其實質就是一種政治變革--將農民從農村"人民公社"這一嚴密組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給農民以人身自由，從而使生產力獲得了巨大解放。今天，面臨著三農問題這一制約著中國現代化的"瓶頸"，新一代中共領導班子理應體現出非凡的政治眼光，不應將目光仍停留在"千方百計地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這一經濟層面,而應該從人的自由權利方面入手--這將是一場深刻而又偉大的政治和社會革命。只有這樣，日暮途窮的漸進式改革才可能真正峰迴路轉；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擺脫野蠻，執政黨也最終才能兌現給人民所承諾的政治文明。歷史不僅在期待，也正在給胡錦濤們緩緩鋪開施展才華的空間。

2003年4月9日最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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