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以贪治贪之迷

在此之前，像李侍尧这样封疆大吏一级因贪污被杀的有云贵总督恒文、山东巡抚蒋洲、山西布政使杨龙文、贵州巡抚良卿、湖南巡抚方世俊和广西巡抚钱度，以及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兼兵部尚书鄂善和驻南疆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等多人。这批伏法的贪官污吏，有的是汉人，有的是旗人，有的甚至是皇亲国戚，乾隆在最后批准处决这些腐败的高官时一向毫不留情，绝不手软。

既然如此，当大贪官李侍尧已被推上法律程序难逃一死时，乾隆为什么一反常态，优柔寡断起来？难道李侍尧真的有什么值得乾隆不惜曲法而贷其一死的地方吗？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世家出身，他的高祖就是清开国著名功臣李永芳。李侍尧一生仕途的发达是伴随着乾隆初政而开始的。二十几年间除继其父李元亮出任户部尚书外，先后担任过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等封疆大吏，其中在两广任上时间最长，累计达十七年之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晋升位极人臣的文华殿大学士，当时缅甸、安南局势迷离，有旨命仍留两广总督任以坐镇南疆。

李侍尧身材瘦小，貌不出众，但精敏过人，虽读书有限，一应公文案牍却能过目不忘，每有陈奏事件，无不切中事理，动合机宜，接见僚属，谈不上几句，便可以洞悉这个人才干优劣，下属应对，稍有差错，必痛加呵斥，不留丝毫余地，属员莫不屏息聆听，大气也不敢出。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年底，原任甘肃按察使海宁奉召二次入值军机处。此前，海宁曾外调任云南多年，耳闻目睹，对这位李中堂的飞扬跋扈、贪财好货知之甚详，多有不满，只不过隐忍不言罢了。现在与军机司员老友重逢，酒酣耳热之际，则不免披露一二昔日上司操守不洁之处，不意话很快传到军机大臣和王申耳朵里。

和王申对李侍尧衔怨已久，扳倒李侍尧既可大得人心，又能踩着这块巨大的垫脚石迅速往上爬，这天赐良机岂能轻易放过？和王申很快抓住机会在乾隆跟前密奏海宁与小军机们私下议论李侍尧贪得无厌，人言籍籍。当时正值岁末诸事繁忙，开年又要大驾南巡，皇帝一时顾不上，就暂时将此事压了下来。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乾隆自京师启銮，开始即位以来的第五次南巡。一路虽然照常处理军政事务，但总归有了点闲暇可以过问李侍尧的事了，就两次召海宁当面询问李侍尧在云南操守如何。海宁不摸皇上的底，哪敢造次，况且如一经举发而属员畏惮李侍尧，不肯承认，自己反倒落了个诬蔑上官的不是，可怎么得了？就向皇帝说李侍尧办事认真，待下不免严急，流言蜚语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恐怕谁也无法指证。这番话绕来绕去，云山雾罩，让人摸不着头脑。乾隆不耐烦了，他想李侍尧或好或歹，既已人口流播，总得弄个水落石出，有个交代，于是严旨令海宁明白回奏，不准再行模棱。海宁这下子才慌了，加以和王申一旁撺掇，只好根据自己在云南所见所闻，将李侍尧贪婪劣迹分款禀呈，合计大约收受白银一万余两。当时白银一两大约折合当今人民币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的样子，用今天的话就是李侍尧共向下属索取贿赂约二百万元之巨。乾隆看到军机大臣福隆安等呈上的海宁禀帖时，正在经过山东境内从济南南下至长清县的驿路上，当即降旨派户部侍郎和王申和刑部侍郎喀宁阿前往云南查办李侍尧一案。

从派出钦差查办李侍尧以来，乾隆的心境就颇不平静。协办大学士英廉最先将查抄李侍尧在京家产情形并附清单奏报上来，其中赫然开列于抄得金银珍宝之首的是“黄金佛三座，真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乾隆依稀记得，这几件东西都是李侍尧进过的贡物，只因贡品过多而退还的，较之赏收的物件实在要次一等。“李侍尧恋主之诚原是旁人不及的呀！”乾隆心中默默念叨着。随后又接英廉奏报，说三月初二有李侍尧家人喜儿自行投到官府，供称到京之后见李家已经奉旨封门，知道李总督坏了事。他说，刚开了年，我主人就差我从云南进京，交给我贡单一个，准备将来照此单备办万寿贡物云云。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是皇帝七十整寿，向来领风气之先的李侍尧岂能落后？“这么早就开始想着给主子过生日了”，李侍尧的孝心真是别的臣仆没法比的，乾隆对李侍尧更不免生出顾念怜惜之意。

乾隆何等精明，他心里怎能不知李侍尧那洋洋大观的贡品的来历。为什么李侍尧贪赃事发后皇帝心底不能平静？他在念叨李侍尧好处的同时，深知查来查去，不管怎么遮掩，最终也要和进贡勾连起来。

南巡途中，乾隆已经开始考虑如何遮掩李侍尧的贪婪与其竭力备办贡物之间的联系。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上旬钦差大臣和王申向乾隆奏称：经查询，李侍尧受贿索贿约计三万一千两，比海宁呈禀所列各款超出许多。

经钦差大臣遵旨初审拟罪上奏之后，按常规由皇帝将钦差大臣初审的奏折批交刑部核议，由刑部拿出本部意见上奏。但李侍尧系大学士兼管总督，为朝廷大臣，国家体统的尊严所系，不宜由刑部论议；况且，刑部侍郎喀宁阿与和王申同往云南审案，已经表达了该部的意见。像李侍尧这样的大案重案，由皇帝批交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核拟速奏”，应该说是最符合当时司法常规的。但乾隆深知如果走这样的程序，李侍尧必死无疑。因为三法司的大臣们惟知就法论法，他们肯定认为钦差大臣和王申拟的“斩监候”失之轻纵，只有“从重立决”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如果不交三法司，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批交“大学士、九卿会同核拟具奏”。大学士、九卿会议解决的是“事体重大或理有疑难”的问题，大学士、九卿会审是最高审级，由它决定李侍尧生死，于国家体制讲是正办，就国家常规司法程序而言也讲得通。更重要的是，大学士九卿会议虽说体制尊崇，其实不过走走形式而已。这一点，乾隆心里非常明白。

九卿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九个衙门的首长，当时叫“堂官”。由于各部院首长实行满汉复职制，所以每部有满汉尚书二人、满汉侍郎四人，即六位堂官，加上七八位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如果都到齐了，总该在四五十人上下。让这么一个等级森严又各自业务“隔行如隔山”的国务会议去解决某一个如李侍尧如何定罪量刑的十分专业的问题，怎么能不走形式呢？所以大家并不十分重视，随便找个理由请假，或者到了会场干别的事扯闲篇儿，甚至借机闭目养神，结果一开就是几天。乾隆完全有理由认为，把李侍尧交大学士、九卿会审，维持钦差大臣和王申“斩监候”原拟，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谁承想，结果竟大出乾隆意料之外！

核议李侍尧一案的大学士、九卿特举出鄂善等人之例以论证李侍尧应从重立决，应该说是相当有力的。但这一来，无异于把意欲通过常规司法程序免李侍尧一死的乾隆皇帝逼到了墙角，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

此时南巡回銮的车驾已进入直隶境，乾隆忽然想起不久前湖广总督富勒浑前往江南行营在接驾时讲的一番话，心中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当时正赶上钦差大臣和王申审拟李侍尧一案奏折递到行在，皇上借召见之机，询问富勒浑有何意见，富勒浑主张代其一死。他说：李侍尧历任封疆，实心体国，认真办事，在各省督抚中并不多见。臣以为李侍尧虽晚节不够谨饬，但罪不至死，若皇上开恩弃瑕录用，将来未必没有其报恩之处。乾隆内心虽深以为然，不过，面无表情，未置可否，这令富勒浑日后深悔失言。而此时乾隆想起如果将如何处置李侍尧放在数十名总督、巡抚范围内再加核议一番的话，他们之中至少可以确保有富勒浑一人会站出来公开表态反对将李侍尧即行斩决，到那时，事情不难于山重水复的绝境自然引出柳暗花明之前景。思考已定，乾隆决定绕过正常司法程序，另辟蹊径，将李侍尧一案发交封疆大吏们各抒己见。

最先遵旨具题的是离京较近的直隶总督袁守侗、河东河道总督李奉翰、山东巡抚国泰和江苏巡抚吴坛，他们的意见都是赞同大学士、九卿所拟应从重“速正刑章”，乾隆心中虽有不快，但是他们的态度都早在意料之中，于是在他们的题本上分别批示：“三法司知道。俟各省督抚题覆到齐之日再降谕旨。”

乾隆期待已久的湖广总督富勒浑明确表态。富勒浑在遵旨用题本奏覆的同时，又给皇帝写了一件奏折，令乾隆大失所望又火冒三丈的是这个不可救药的浑蛋事到临头又变了卦，他竟敢奏称：“大学士、九卿以李侍尧赃私累累，仅拟斩候尚觉罪浮于法，从重改拟斩决，请旨即行正法，酌理准情，实亦罪所应得。”

可怜富勒浑和他的幕僚们反复推敲谕旨中“酌理准情”四字的深意，结果还是把主子的真正用心揣摩错了！在这场事关前程荣枯的政治投机中，富勒浑一念之差，随大流站在了主张从重立决的绝大多数督抚一边。

到当年十月初，各督抚覆奏到齐，乾隆该做出决断的时候了。

十月初三，向天下臣民颁布暂缓处决李侍尧的明发谕旨，其中着重提到“各督抚大率以身在局中，多请照大学士、九卿所议，而闵鹗元则以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为中外所推服，请援‘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具奏。是李侍尧一生之功罪，原属众所共知。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疑惟轻，朕也不肯为己甚之事。”

说到这里，乾隆可能也感到不够理直气壮，就又补了几句，说明年朝审九卿势必拟以“情实”，到那时“朕亦不能曲法姑容”了。

但哪里等得到“明年朝审”呢？皇皇谕旨颁发不过半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撒拉尔回人反清起事爆发，即奉“特旨”将李侍尧从刑部大牢里请出来，“赏给三品顶戴，并戴花翎，赴甘肃总办军务。”四月，陕甘总督勒尔锦获罪，又有旨命李侍尧“管理陕甘总督事。”

李侍尧由云贵总督任上获罪，不过一年时间又总督更其重要的陕甘等省了。好运还在后头，随着甘肃通省冒赈贪污巨案败露，李侍尧奉命偕钦差大学士阿桂彻底查办，勤能无人企及、以办理繁巨事务见称，且深通官场腐败奥秘的李侍尧有上佳表现自不待言，乾隆的以贪官查办贪官的以毒攻毒之计，也真让人不能不叹服。

大难不死的李侍尧虽年届七十而运气不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因办理甘肃贪污大案非常得力，乾隆命“给予现任品级顶戴”，八月，“加太子太保”官衔，不过两年工夫，又从一个待决死囚的阴影下走向了晚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