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邦国为上海人“洗脑”

在上海整整工作了27个春秋的吴邦国，早已把申城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26岁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了上海，先后做过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厂长等。步入仕途后，曾任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还当过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一把手”。

“平民书记”带头“洗脑”

吴邦国从1991年开始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主政上海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在继承了前几任市委市府领导人“重振大上海雄风”的思想精华后，为90年代的上海确定了“换脑子、理路子、转机制、调班子”的发展思路。在这位执掌帅印的“平民书记”手中，上海日新月异地改变着面貌。

当时的上海长期在计划经济中运行，形成思维定势，对商品经济不熟悉，确实是需要换换脑子。吴邦国主政上海后，提出要给僵化的上海人脑袋输入新鲜活泼、有生命力的商品经济意识，他自己身体力行，找来大部头的金融专着，仔细研读，还请来专家座谈商讨。对上海发展股份制企业，发展证券市场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以致后来被圈内人称为“股票专家”。

大上海的“中华牌”

对于上海的开发与建设，吴邦国力主打“中华牌”，不能自我封闭，要吸引全国的资金和人才。他为上海定下了四个目标：第一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第二目标是把工作重点放到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上，使之更趋合理；第三目标是形成浦东新上海的轮廓；第四目标是消灭申城现存的80万只马桶、80万只煤球炉。

对国有企业如何转换机制，吴邦国提出，对该活的大中型企业就让它活得痛快，对资不抵债、实在难以为继的企业，则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曾说过这么一件事：有家工厂资产只有2000万元，债券却有1亿多，曾换了好几任厂长，有的厂长甚至急得头发都白了，仍搞不好。这样的工厂谁管得了？一定要走破产的路子。他说，有外国人批评我们像慈父一般对待企业，这不行，不能当慈父。

培养"五不"干部

江泽民在上海时，经常告诫干部"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朱镕基在上海时，在全市公开宣布，要纪律检察机关紧紧盯住全市506个高级干部。吴邦国继承了这些思维，又清醒地看到上海出现了新情况。一是干部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多了，商业活动中的应酬也多了，除了正常必要的礼尚往来，干部能否抑制金钱、美女的诱惑？二是干部手中的权力大了，当时上海已实行"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一块土地批租给谁，不批给谁；批租的价格松一松、紧一紧，往往就是上百万美元的出入，干部能否抑制权钱交易的诱惑？针对这"一多一大"，吴邦国要求上海干部"不贪财、不贪杯、不受贿、不参赌、不好色"，认为那是每个党员干部最起码的修养。

吴邦国曾多次强调，上海不许开跑马场、不许开赌场、不许搞陪酒女郎、不许搞选美。他说有人责怪他"左"，其实他是对人民负责。

吴邦国善于交友。他自己说，交友是一种乐趣，他尤其喜欢同金融界、实业界和新闻界人士交友。吴邦国爱打网球，他认为这不仅可以锻炼身体，也是广交朋友的一种途径，因为"球场无大小，往来皆球友"。

家乡人谈吴邦国

长临河镇位于安徽省肥东县南部，青阳山脚下，紧邻巢湖。这里水陆交通便捷，长久以来就是周边农村的商贸中心。长临河的文风历来很盛，虽然镇里人多数务农，但是对学问却甚是推崇，被称为"鱼米之乡，文化之乡"。沿着镇里一条叫"东巷"的石板路，很容易就找到了吴家老宅---吴邦国的祖屋。

现在的吴家老宅里还住着吴邦国的堂弟吴邦达一家四口。吴邦达一家的生活看起来与镇里普通的居民没有什么两样，最大的不同是在卧室的墙上挂了一幅他与吴邦国的合影大照片，周围都是当时安徽省的一些领导。

据吴邦达介绍，这座老宅子已有百多年历史，是吴邦国的父亲吴忠性和母亲吴家琪从他人手里购置的。回忆起50多年前的情形，吴老说，那个时候邦国聪明："两人一起认字，过段时间都忘了，可他还记得。"他也从不像其他孩子那么顽皮，一有时间就喜欢将一些东西拼拼凑凑。长临河镇新修了一条水泥路，在当地应该算是很高标准的一条路了，正式的路名叫"星光西路"，可当地老百姓都叫它"邦国大道"。长临河镇党委副书记马宜文说，我们就盼望吴邦国把国家的事情办好，为咱家乡争光，同时，也希望吴邦国对家乡的建设继续给予关注。

吴邦达有两个儿子，分别是合肥美菱和荣事达两家企业的一线工人，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周围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着一位叫吴邦国的亲叔叔。他说，如今邦国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为党、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这当然是我们家族的骄傲；但同时，我们作为他的亲戚，也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能给他脸上抹黑。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