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专栏

　　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初，西方国家成群结队地侵华算是告一段落。在整个二十世纪，是俄国及日本这两个国家共同或交替侵华的世纪。日本侵华，由于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坚持抗战，在二十世纪前半世纪，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而俄国侵华，却在二十世纪连续进行整整一个世纪，并取得极大胜利，果实丰硕。

　　俄国在二十世纪之初，八国联军时期，在中国东北大肆烧杀抢劫，强行霸占了江东六十四屯。这块地方相当于香港面积的四十三倍；相当于澳门面积的二百二十五倍。中国清朝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历来都没有没承认俄国侵占的合法性。

　　江泽民在199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边境新约”，承认这块领土属于俄国。

　　八国联军最后逼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在这份条约中，俄国从中国敲诈最多、最大的一笔赔款，近总赔款的三分之一，本息达三万万两白银。这笔赔款，比任何其他国家勒索的都多得多。

　　各国在从中国敲诈一笔赔款之后，都陆续从中国撤走军队。惟独俄罗斯的十七万军队却继续霸占中国东北不撤，并在东北搜刮抢掠，作恶多端。以致招来日本与俄国在中国领土上大打恶战，给中国造成无限破坏和损失。

　　在俄日战争中，俄国被日本打得惨败，不得不撤出辽东半岛。此后，俄国则加紧在北满从事侵略，同时把侵略魔掌伸进外蒙古。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打死之前，一直不断疯狂进行侵略外蒙古的活动。

　　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对俄国旧政权的重新包装。在苏维埃政权尚未巩固时，曾经虚晃一下，声称要废除沙皇时期与中国过去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把由于不平等条约所占去的中国领土，归还给中国。然而语音未落，在骗取中国一部分知识份子的好感之后，苏俄政权很快收回他们的诺言，再不谈废除不平等条约，更不谈归还中国领土。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俄国更是与日本密切配合，共同侵华。双方数次订立密约。一个侵占中国东北，一个侵占中国外蒙古。一个瓜分东内蒙古，另一个则瓜分侵占西内蒙古。双方配合得非常合拍。

　　”七七”事变，日本决定南进，扩大侵华，其指使者、鼓动者，实际上就是苏俄。日本南犯，就减去了日本向北侵的可能，苏俄就可躲过日本的侵犯。所以，苏联通过中国的亲苏派，在中国拼命叫嚷”抗日”。大骂中国政府不抗日。这些亲苏派叫嚣”抗日”，并不是他们爱国，更不是他们真的要抗日。而是他们在俄国指使下，替俄国人效劳。因为只要中国抗日，就可把日本侵略军牵制住，就可减去日本对苏俄的威胁。

　　苏俄在割占外蒙古的同时，还强行霸占了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唐努乌梁海的面积达十七万平方公理，相当于香港面积的两千零四十八倍还多，这块土地被苏俄霸占后，中华民国政府一向未承认苏俄霸占的合法性。

　　苏俄在二十世纪前半部，不仅侵占了中国大量国土，而且得到了一个亲俄的大陆政权，或者说苏俄的侵略势力，已经扩张到中国全大陆。

　　所以，二十世纪，俄国是最大的侵华国家；是造成中华民族最悲惨命运的元凶。

　　毛泽东曾经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要“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接着，他抄袭列宁错误的“帝国主义论”，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律列为“敌人”，特别是把“美帝国主义”列为头号敌人。

　　二十世纪的历史事实，最充分的说明了，毛泽东这个划分敌我问题的论述，完全错了。

　　首先，毛泽东的敌我观，是立足于“我们”，即立足于中共；而根本不是立足于国家和中华民族。

　　其次，毛泽东把“我们”（按即中共），延伸到中国国家和人民，即把中共按列宁理论推出的，共党的假想敌的“敌人”，说成是国家和人民的敌人。

　　第三，最为严重的是，毛泽东根本认错了“敌”和“友”；认敌为友，认友为敌。中共自身认错了“敌”和“友”，也把大陆国家带到了错认“敌”和“友”。

　　是中共的朋支，却并不一定是中国国家的朋友。站在中共的立场，是把苏俄看成是“最亲密的战友”。但是，站在中国人民及中国国家的立场，苏俄却是对华的最大侵略者；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是中华民族的死敌，是有他无我，有我无他的敌人。

二、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是亲俄派造成的

　　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之所以灾难深重，国土沦丧，山河破碎，国耻连绵，一方面是由于有外族入侵造成；另一方面，则主要是中国内部有通敌派所造成。内外两者密切配合，相互为用，成为气候。一个巴掌拍不响。两者缺少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给中华民族造成山河破碎的灾难。

　　日本侵华之所以失败，不是它侵华不凶猛，而是它未能培植有力的亲日派，或培植亲日派失利。俄国侵华之所以取得巨大胜利，是由于它放长线，钓大鱼；在中国长期培植了强大的亲俄派。这个亲俄派，爱苏俄，胜于爱中华。他们打着 “国际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公开宣扬要”保卫他们的苏维埃祖国苏联”；宁可不要中华大地。

　　正是由于这种内因的作用，”一边倒”，才使中国山河破碎，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乃至附属国。

　　所以，这种内因作用，特别重要，是必须充分看到的。只看外敌入侵，不看内因的作用，是看不清问题的。

　　毛泽东也承认内外因结合的。他不是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吗！还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中国遭受侵略，国家被分解，关键就出在内因上，就是中国内部有亲俄派，有内奸。

　　如果中国没有亲俄派，认敌为友，卖国求荣，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遭遇不会那么悲惨；不会被苏俄肢解，不会山河破碎；不会国不国，家不家。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亲俄派，是李鸿章。

　　中国在甲午战争挫败后，俄国趁机把侵华黑手伸进中国，打着 “援华反日” 的旗号，拉拢李鸿章。在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时，千方百计把李鸿章”圈”到俄国。在圣彼得堡，由沙皇亲自策划、指挥，用最卑鄙无耻的手段，甚致用金钱贿赂，迫使李鸿章签订 “中俄密约”。俄国获得了在中国土地上的筑路权。

　　这个中东铁路筑路权，实际上是俄国占领中国领土并在华建筑铁路，使中华大地完全失去卫国屏障。

　　所以，李鸿章的卖国，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损失和无穷后患。

　　八国联军后期，俄国硬逼李鸿章更多出卖中国特权。在把李鸿章逼死后。俄国侵略者说：”这下子一切都完了！” 这就说明俄国把亲俄派看得多么重要。没有了亲俄派，他们就很难从中国敲诈、勒索到特权。

　　二十世纪最大的亲俄派，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亲俄，前期是打着”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所谓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日本侵华后，则是打着”抗日”旗号。不管打着那种旗号，都是亲俄，都是受苏俄指使，都是为苏俄利益效劳。

　　而苏俄在中国花钱、扶植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一心一意听命于苏俄，在中国境内极力为苏俄卖命。

　　中共对苏俄任何侵华活动，一概听之、任之。绝无一点反对。从来不说一个”不”字。苏联侵略外蒙古，中共一句话不说。苏联抢劫东北工矿设备，中共一句话不说。苏联在东北虏掠奸淫，中共一句话不说。苏联军队在东北杀害中国同胞，中共一句话不说。

　　毛泽东在夺得大陆政权后，不顾疲劳，高高兴兴，急急忙忙，跑去莫斯科，去向斯大林报喜、拜寿。在莫斯科，毛泽东恭恭敬敬地出卖了外蒙古。最后，用公报形式向全世界宣布，他出卖了外蒙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从李鸿章到毛泽东，卖国求荣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都是送货上门，都是亲自在俄国把国家出卖掉。

　　如果中国大陆没有毛泽民东一类亲俄派，俄国就不可能割占外蒙古；俄国也不可能把中国东北成百亿美元的工矿机械设备一扫而光。中国大陆在抗日战争时成天唱”流亡三部曲” 的人，也不致于永远回不到”那个可爱的家乡”，中国山河不致于破碎。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亲俄派，江泽民、李鹏也是亲自送货上门，成批出卖中国领土和主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者。

三、江泽民、李鹏 “留苏帮” 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者

　　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这些“老八路” 亲苏派，在后期执政时，因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激烈内讧，和“毛泽东要做亚洲的列宁”，而和苏联反目，不仅指责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是”修正主义者”，而且指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开始与苏联作对成仇，所以，周恩来才说：”苏俄对中国的威胁，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虽然，这不过是社会主义国家在闹“家窝子”，但是，有这种变化，就可与苏俄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可以少做一些卖国的罪恶勾当，在客观上或可以维护一些国家、民族的利益。

　　江泽民、李鹏这些”留苏帮”，与”老八路”亲苏派不同。他们是经过苏联特殊训练的。他们与苏联有一股无比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远远胜于与中国人的感情。这从江泽民与俄国叶尔钦那种无比亲热的拥抱，就可以充分看出。

　　他们被邓小平拉上台后，又重新走上与俄国勾结的道路，再次干下了大量卖国的罪恶勾当。

　　江泽民、李鹏等人知识贫乏，能力低下，既无治国本领，更无治国理念。他们纯因偶然机会被邓小平拉上台。他们既把最高权力拿到手，就对这份权力爱不释手，千方百计，不择手段，不遗余力，要把他们做梦也没想能得到的权力保护住。所以自他们上台以来，他们没干好事，所有精力、时间，乃致人民的血汗，全部都用在为维护他们个人的权力上面。他们为了维护他们个人的权力，就不惜背叛祖国，背叛人民，重新走上投靠俄国的道路。竭力从俄国那里得到对他们个人独裁权力的支持和帮助。

　　江、李投俄，与毛泽东、周恩来亲苏有不同之处。毛、周时期亲俄，尚有一套 “理论” 和 “理由”。而江、李为取得俄国对他们独裁统治的支持，竟不惜认敌(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