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沦为线人 记实小说

　　王芳曾被贬到温州当公安局长。文化革命中曾见大字报说这个王芳在延安时，与罗瑞卿、叶子龙、杨尚昆四人拜为把兄弟，人称“四小义”，都是在中共中央干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大字报上的话当然当不得真，老淦却说这倒是真的。从后来“四人帮”倒台，杨尚昆得势，王芳当了公安部长的情况来看，老淦说的倒不像是假的了。

　　老淦曾是王芳的亲信，数次随王芳潜渡到当时还为国府占据的沿海岛屿和台湾岛侦察。虽然老淦不大愿意多说此事，但在我们交往密切的七十年代末期，还是给我问出了一个大概的轮廓。

　　我：别吹牛了，王芳这么个大官，还会亲自去冒那个险！

　　老淦：你不懂，那时建国初期，共产党还真敢干。王芳本来就是做情报工作出身的，那时也才三十多，有一股锐气。王芳一般是扮作商人、老板，戴一顶“瓦士”帽，穿一件士林兰的长衫。我和刑警队长则扮作伙计、跟班，护卫王芳。我的腰带是一条细牛筋，就是弹棉弓上用的那种牛筋，穿满了金戒指，那是用来换吃、换用、贿赂、赌博和救命的。当时浙江沿海岛屿，国军败逃之象已明，商家、百姓都不喜欢金圆券，银元、金条之类硬通货最受欢迎。我们去了几次大陈、一江山、玉环这些小岛，去过台湾两次，顺风顺潮的话一天就到了。那可是提着脑袋干的，一被发现，不当叛徒，就没命了。如此出生入死，幸亏老天保佑，有惊无险，都能安全返回。

　　我：你们哪来那么多金戒指？

　　淦：抄家抄来的。土改、镇压反革命，金条、银元、戒指、元宝、钻石，统统上缴国库。那时，谁都不敢乱来。我们带的金戒指，都要有正式手续才能领出来的。每次我都没用完，回来上交。那时简单，从没想到留几个给自己。 王芳后来升为浙江省公安厅长。中共对蒋介石奉化祖坟的第一次修葺，就是在王芳任内做的。王芳当公安部长时，老淦的一位小弟兄则当了浙江省公安厅长。老淦的一位伙伴逃到了香港，牵连他和刑警队长：刑警队长判无期，老淦判五年。老淦对这段历史总是语焉不详。我问他：王芳不保你吗？老淦顾左右而言他。毛死后，王芳在公安当权时，据老淦说他们的事平反了，刑警队长也从青海回来了，还见过几面，已经是一个干巴巴的不怎么说话的瘦老头了。

　　老淦有越狱逃跑的经历。他会利用提神的药物来保持逃跑途中的高度清醒，利用河流、溪水使警犬失去追踪的线索。他曾逃脱，又被抓了回来，加了刑。我听他讲逃跑的过程时，就像中学生听故事一样。

　　老淦刑满后，没有工作；凡是能够养活自己的事，他都做。老淦娶妻了，妻子是山区的寡妇，邋遢程度实在少见。这就使本来像猪窝的老淦家完全成了一个垃圾场。老淦的家是在他父亲的房子边上搭了一间约十来平米的小棚屋，也确实难以整理好。妻给老淦生了两个儿子。孩子从母。老淦的妻子是山区户口，母子三人在城市里没户口。这一下，更惨了──老淦一个人本就可怜巴巴的粮票、布票、柴票、煤票、油票、肉票、蛋票、糖票、酒票、豆腐干票、糕饼票、肥皂票、煤油票……要供四个人咀嚼使用。这些物品黑市价都要高出数倍。那时城里人每人每月定量二两肉。我还记得那时我家八口人，每月我总有一次被妈妈在五更天叫起来去排队买回一家一个月的一斤六两定量配给肉。因为谁家都绝对地要肥肉，越肥越好。晚了去，就买不到好肥肉。那时，国家牌价猪肉六毛钱一斤，黑市价五元一斤。一般工人的工资每月三十元，恰好能买六斤猪肉。老淦为了一家四口活下去，挣扎着，与廖亦武在《底层访谈录》里所写过的以及没写过的所有底层人为伍，里里外外，从头到脚，从穿戴服装、语言谈吐到举手投足，老淦成了一个彻头彻尾、完完全全、实实在在、不折不扣的底层人。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当了公安的线人：让他在市内公园、小山、码头、车站等底层人聚会的处所转悠、闲聊、刺探，然后报告。一有重大的刑事案件而公安束手无策时，就要这些线人施展身手，到处嗅闻，提供线索。

　　我：你怎么能干这事？

　　老淦：老弟，没办法哪！他们说给我老婆和孩子上户口。

　　老淦再也不说什么了。只是一个劲地喝酒，我也陪着他喝。那天，我们喝了四大瓶六斤绍兴花雕。他是被我扶着回家的。上床时不要我扶，却跌倒了，还一个劲地念叨着大儿子的名字。我知道他是惦记着大儿子的户口，大儿子快到上学的年龄了，没户口上不了学。

　　这以后，老淦再也不提这事，我也再没问过这事。

　　老淦老婆孩子的户口终于没给上。这恐怕同老淦没有好好给公安干活有关。温州曾接连发生过九段碎尸案、炸派出所案。公安作地毯式的普查，我也被变方设法叫到派出所盘查过，弄得人心惶惶，案子却始终没能破。我们议论此事时，老淦说：凭他们，能破得了？局长比处长笨，处长比科长笨，科长比侦察员笨，侦察员比贼笨！

　　老淦的的中文程度很好，还会点英文，能勉强读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愤激时，连祖国民族这些在当时的我还视为绝对神圣的东西也骂，可见他内心痛苦的程度。

　　在闲聊时，我曾提到戴厚英的《人啊人》中的一个故事细节：右派的妻子千里迢迢到劳改场探望丈夫。丈夫刚死。妻子将带去的饼干、炼乳用嘴于到丈夫口中以尽心意。未料，丈夫活过来了。

　　老淦：我在劳改场时见过这样的事，连细节也一模一样。当时我们每天的粮食定量是26颗蚕豆，一只欧米加手表只能换五十颗蚕豆。在野外打柴刨地时经常挖到埋得很浅的尸体，都是饿死的。其实，那时饿死的人，只要灌点米汤糖水什么的，都是能活过来的。我只是凭着年轻、取巧活过来了。就是那个用欧米加手表换蚕豆吃的家伙，一所什么大学的老师饿死了的那天，正好他老婆来看他。因为刚死，尸体还在床上。掩埋是我的任务。劳改场领导领着一个女的来看尸体。那女人三十来岁，短头发，很漂亮，不看任何人，不说一句话，只看她床上的死丈夫。然后回身对着劳改场领导，还是不说一句话。这给我印象很深。那领导还算有点人性，知趣地转身走了，招手让我过去，交待我等那女的走了后把尸体埋了。我潜意识地在门口看着那女的。

　　我：你同情她。

　　老淦：那时看死人已看得麻木了，谈不上什么同情。只是她的不说话、不哭、不流泪，给我的印象很深；再加上她很漂亮，可以说是美，一种冷艳的美。我那时已很久很久没看过美的女人了。我是喜欢美的。我的潜意识里恐怕有这样的成份。

　　我：你没主动同她说话吗？

　　老淦：没有。我不想破坏那种气氛。我对她有一种尊重和敬畏。我帮她打开了桔子罐头，还记得那罐头是梅林牌的。整个过程都是无言的。我远远看见她想开罐头，但没法开，就过去帮她开了。她没请求我，也没拒绝我。开罐头时，我自言自语地说了三个字‘饿死的’。她明显地抬头看了我一眼，就旁若无人，喝了一口罐头桔子水，度到死丈夫的嘴里。她的死丈夫就是这样被她用桔子水和绿豆糕喂活的。她丈夫活过来后，她对我说了两个字。

　　我：谢你啦！

　　老淦：不。她说的是“好人”。他握着丈夫的手，又看了我一眼，说了“好人”这两个字。这两眼和这“好人”俩字，让我既受用又不是滋味。她不知道，正是我从伙房偷来的五十颗蚕豆换走了她丈夫的欧米加。我之所以冒险偷蚕豆换手表，是为了计划中的逃跑计时用。也许正是这五十颗蚕豆延续了她丈夫的生命，使她能见到丈夫的尸体。我只能这样来安慰自己、欺骗自己，不然，我总觉得不是味道。女人比男人伟大，她丈夫有福气。这样的女人是天使。我这一生再没见过比她更美的女人了！

　　老淦有儿子后，对未来还抱有一丝希望。儿子五六岁时，就教他游泳，能游一千多米。我同他们父子一起游过。老淦游的是狗爬式，他儿子则很正规，蛙泳几乎同我一样快。

　　老淦带着妻儿去江西打工，回乡路过上海时，为节省旅馆费用，借住在我介绍的傅申奇家（傅为“七八”民运期间与北京魏京生、徐文立，广东王希哲齐名的上海青年）。回到温州时，带了一大捆傅主编的《责任》给我。当时掰着子儿花钱的他，还给了傅一些钱。儿子七八岁，要上学了，却不能上，上不了，没有城市户口，学校不收。这一丝希望也断了。我记得我为此奔走过。老淦只苦笑，不知是不屑，还是被痛苦和重压折磨得连愤怒和咒骂的力气也没有了。

　　有一次，老淦终于爆发了。老淦的房子漏水，他爬上房顶翻瓦补漏，影响到他父亲的房子。老淦的父亲骂他，他回嘴了，惊动了讨厌他的兄弟姐妹出来为父帮腔。可怜的父亲还骂了一句最不该骂的话：“你这个反革命，佬什么？！”（吾乡土话，意为“神气甚么”，类于北方话的“跩什么”。）老淦的心一下子降到了绝对零度，又突然升高到太阳的核心温度。他终于忍无可忍了，一句温州国骂脱口而出：“我把你老母抬起来操！”这一骂开，就不可收拾了。老淦骂得声震屋瓦，骂得唾沫四溅，骂得七窍生烟，骂得日月无光，骂得昏天黑地，骂得江河倒流，骂得乾坤翻转，骂得老父气结，骂得兄妹目瞪，骂得四邻口呆，骂得鸦雀无声……他把在底层所学到的所有脏话都骂出来了。他把这一辈子所受的、所积攒的冤枉、委屈、酸辛、不屑、冷眼、怨毒、侮辱、践踏、蹂躏、鞭笞、浓痰、粪尿、狗屎、……统统都藉着这声声脏骂倾泻出来了！

　　我：你真的那样骂你老爸？

　　老淦：比那还难听的也骂，怎么解气怎么骂！老淦含着泪水答道。

　　老淦今年有七十了。我有许多年没见他了，很想念他。

黄花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