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立遗嘱始末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国民军将领联名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指示“一切建设大计”。于是,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等二十余人于1924年12月31日抵达北京。

由于长期为革命奔波,孙中山积劳成疾,得了肝癌。加上这次北上,长途跋涉,操劳不息,使病情加重。到了北京后,段祺瑞又以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相对抗,激起孙的愤怒,因而也使其病情更为恶化。到北京仅五天,孙中山就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

孙中山住院后,医生就根据过去的病情与现在的危急情况,建议开刀。经宋庆龄劝说,孙中山答应做手术。

1925年1月25日,实施开刀手术,医生检查全肝,发现癌细胞已四处蔓延,无法割治。

2月12日,张静江见西医治疗效果不大,建议改用中医。宋庆龄、孙科及周围的人都请孙中山改用中医。孙认为在协和医院吃中药是不可以的,如果必用中医,只能迁出医院。18日,孙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由名中医陆仲安诊视。

延至20日,孙中山的病情加重,医生认为回天乏术,不如趁他还清醒,请示遗言。于是随孙服侍诸人便推汪精卫、孙科(孙中山长子)、宋子文(妻弟)、孔祥熙(连襟)四人为代表请示孙。

汪精卫以委婉的语气对孙说:“当先生住进协和医院时,同志们都责备我们,为什么不请先生留下一点教诲,以资遵循。先生如果早日康愈,这些教诲也是我们的典范。先生虽有力量抵抗病魔,我们也愿意替先生分忧,今天先生精神颇好,应该留下一些教诲,让同志们受用。”

孙中山听后,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然后睁开眼睛郑重地说:“如果我的病痊愈,我要说的话很多,待我先赴温泉休养,静静地想一想,以后再讲给人们听,万一我死了,就由你们去做吧。”

汪精卫等人再请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处于关键时期,如果党的领袖没有一个指导方针,大家很难有所抉择。孙中山沉默了很久,才说:“我死之后,这些敌人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或许使用其他方法使你们软化,前途危险,我不说也好,因为如此你们较容易应付未来的环境。”孙中山歇了一会儿,又说:“我着的书不是很多吗?各同志可以好好念念。”

汪精卫答道:“我们还是请求先生留几句话下来。”孙说:“你们要我说些什么?有没有替我考虑?”汪说:“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念给先生听。”孙中山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吧。”

于是,汪精卫就把草拟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第一篇是政治遗嘱,内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等等。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内容是:“全因尽瘁国事,不置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这两篇遗嘱,孙中山都感到满意,汪精卫本想取笔墨以请孙中山签字。这时,宋庆龄在房外哭得很厉害。孙听到哭声,对汪说:“你先收好,我还不至于就死,改天再签字吧!”

3月11日,孙中山病情加重,但神志尚清醒,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乃对等候在病床边的亲属和汪精卫等人说:“我现在要和你们分别了,把前次预备的两张稿子拿来,我签字。”汪遂把遗嘱稿和墨水笔呈上,孙吃力地在遗嘱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冲、戴季陶、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署笔记者。

次日上午9时,孙中山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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