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欧洲最敬爱的两位大姐,就是正直、纯粹而高尚的左派。最近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逼近,一位元法国大姐在电话里劈头就对我痛斥美国。另一位瑞典大姐从她旅游的途中,寄来一张美丽的风景卡,也忘不了卡片后面写上反战口号。而这两位大姐,都是激烈抗议中国政府血腥的“六四”镇压、并关注中国政治犯的人。
通常,我对欧洲左派朋友的反战观点报之以沈默。我理解这些朋友善良的心愿,很清楚他们大都是一些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在国内事务上,他们一贯主持公正,维护弱者,但在国际事务上,他们却经常有幼稚上当的时候。就如这次反战,他们把一切罪过都归结于美国,持的是一种非黑即白的糊涂观念。
在本人看来,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人类其实经常处于两难境地:只能在深灰色和浅灰色之间选择。战争当然是坏事,但萨达姆政权无时无刻不在迫害伊拉克人民,对文明世界进行威胁,何尝不也是一件坏事?既然人类状况注定处于灰色地带,我本人对此取第三种态度:既不主战也不反战,希望萨达姆自动流亡以避免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我只能祈求它尽量少伤害平民。
之所以对这次反战运动持犹豫态度,还由于我在瑞典结识了一些伊拉克朋友,和他们的讨论使我认识到:伊拉克人民承受的苦难太深重了,他们迫切希望推翻萨达姆。在祖国面临战争时,他们一方面担心战争给家乡亲友带来危险;另一方面,他们又期望美国的攻击给伊拉克一次再生的机会。
尽管本人态度犹豫,但却欣赏欧洲和平主义者的人道诉求,尊重参与反战运动者(包括欧美左派)所持的立场和理念。但是,当中国新左派学者韩德强、旷新年、上海剧作家张广天等人发起签署《中国各界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时,我却只有一种想要发笑的滑稽之感。
导致我产生这种滑稽感的原因,是这个《声明》发起人的虚伪和做作。如前所言,欧洲左派在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原则是一致的,人们可以在很多方面批评指责他们,但很难说他们不真诚。然而,中国新左派发起的反战《声明》,高唱“出于对正义的和平的爱好,出于对人的普遍权利的关注”,是爲了“生命、自由和尊严”,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似乎只是选择性地表达---只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对美国表达。
已经有不少朋友用充分的事实表明,发起这个《声明》的新左派代表,只是一些“国际民主主义者”,即他们并不关注国内人民的权利被侵犯,也不向专制政府要求本国的民主。虽然签署这个《声明》的签名者中,有个别令人尊敬的朋友也曾在“营救刘荻”等公开信上签过名,但那些主要发起人,是不屑于关注本民族的小妹妹刘荻和西藏活佛这类受害者的,也对中国工农争取自己权益的运动视而不见。
其实,中国政府每时每刻都在向本国人民发起“战争”。钱钟书等中国学者早就指出:“‘刑罚’之施于天下,就是战争。”虽然这类战争不使用大炮和核武,却使用了狰狞的国家机器--军警、监狱和处决人的枪弹。对这类无辜关押并虐待本国人民的“战争”,长期卑怯地保持沈默,却以“大义凛然”地姿态,抗议遥远美国的“残暴”,这是新左派“国际民主主义者”的杰出表演。
他们的表演太有意思了。他们似乎抓住了一个“历史机会”,集合起来,雄赳赳地向世界表明自己的存在。但只要他们不向本国的“战争罪犯”---中国专制政府发表一个同样的《反战声明》,他们实际上是在告诉世界这样一个可笑又可怜的逻辑:我们中国人不在乎本国是否有人权民主,我们只关心你们的民主人权;我们不需要在自己国家有发言权,我们只要争取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
与中国左派截然不同的是,西方左派是首先在本国争取民主人权的,他们的反战,是在本国民主制度健全的前提下的自由表达。而假冒伪劣是当今中国的不治之症,在我这个“准欧洲左派”(什么时候高兴了去加入瑞典左派党转爲正式)眼里,中国新左派仿佛是一种近乎怪胎的东西。
著名的西方左派--德国籍哲学大师哈贝马斯那年访华时,曾经就中国新左派的问题谈过他的两个感觉:一,“读了他们的东西,我感觉到他们的观点有爲极权、专制服务,爲文化革命辩护的倾向。”二,“我看他们常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总觉得用得不对劲,--。欧洲和美国都有直接爲文化革命辩护的理论,他们可以直接拿来应用,不必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
中国新左派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视爲重要的理论资源,而作爲“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却认爲中国新左派不配运用他们欧洲左派的理论,这就证实了本人的一个判断:中国新左派在世界左派阵营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怪胎。
大纪元(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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