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左派是一个怪胎

如果一定要我在左右两派之间选择站队的话，旅居瑞典多年的本人，大概会倾向欧洲左派这一阵线。这里有许多国内自由派朋友不能理解的原因：首先，我这个家庭的难民身份，决定了我不能不倾心于维护弱者权益，并保护移民不受新纳粹骚扰的欧洲左派。更主要的是，在欧洲参与人权活动时我惊奇地发现：积极关注本国和他国人权状况的人，大部分是左派。

我在欧洲最敬爱的两位大姐，就是正直、纯粹而高尚的左派。最近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逼近，一位元法国大姐在电话里劈头就对我痛斥美国。另一位瑞典大姐从她旅游的途中，寄来一张美丽的风景卡，也忘不了卡片后面写上反战口号。而这两位大姐，都是激烈抗议中国政府血腥的“六四”镇压、并关注中国政治犯的人。

通常，我对欧洲左派朋友的反战观点报之以沈默。我理解这些朋友善良的心愿，很清楚他们大都是一些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在国内事务上，他们一贯主持公正，维护弱者，但在国际事务上，他们却经常有幼稚上当的时候。就如这次反战，他们把一切罪过都归结于美国，持的是一种非黑即白的糊涂观念。

在本人看来，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人类其实经常处于两难境地：只能在深灰色和浅灰色之间选择。战争当然是坏事，但萨达姆政权无时无刻不在迫害伊拉克人民，对文明世界进行威胁，何尝不也是一件坏事？既然人类状况注定处于灰色地带，我本人对此取第三种态度：既不主战也不反战，希望萨达姆自动流亡以避免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我只能祈求它尽量少伤害平民。

之所以对这次反战运动持犹豫态度，还由于我在瑞典结识了一些伊拉克朋友，和他们的讨论使我认识到：伊拉克人民承受的苦难太深重了，他们迫切希望推翻萨达姆。在祖国面临战争时，他们一方面担心战争给家乡亲友带来危险；另一方面，他们又期望美国的攻击给伊拉克一次再生的机会。

尽管本人态度犹豫，但却欣赏欧洲和平主义者的人道诉求，尊重参与反战运动者（包括欧美左派）所持的立场和理念。但是，当中国新左派学者韩德强、旷新年、上海剧作家张广天等人发起签署《中国各界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时，我却只有一种想要发笑的滑稽之感。

导致我产生这种滑稽感的原因，是这个《声明》发起人的虚伪和做作。如前所言，欧洲左派在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原则是一致的，人们可以在很多方面批评指责他们，但很难说他们不真诚。然而，中国新左派发起的反战《声明》，高唱“出于对正义的和平的爱好，出于对人的普遍权利的关注”，是爲了“生命、自由和尊严”，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似乎只是选择性地表达－－－只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对美国表达。

已经有不少朋友用充分的事实表明，发起这个《声明》的新左派代表，只是一些“国际民主主义者”，即他们并不关注国内人民的权利被侵犯，也不向专制政府要求本国的民主。虽然签署这个《声明》的签名者中，有个别令人尊敬的朋友也曾在“营救刘荻”等公开信上签过名，但那些主要发起人，是不屑于关注本民族的小妹妹刘荻和西藏活佛这类受害者的，也对中国工农争取自己权益的运动视而不见。

其实，中国政府每时每刻都在向本国人民发起“战争”。钱钟书等中国学者早就指出：“‘刑罚’之施于天下，就是战争。”虽然这类战争不使用大炮和核武，却使用了狰狞的国家机器－－军警、监狱和处决人的枪弹。对这类无辜关押并虐待本国人民的“战争”，长期卑怯地保持沈默，却以“大义凛然”地姿态，抗议遥远美国的“残暴”，这是新左派“国际民主主义者”的杰出表演。

他们的表演太有意思了。他们似乎抓住了一个“历史机会”，集合起来，雄赳赳地向世界表明自己的存在。但只要他们不向本国的“战争罪犯”－－－中国专制政府发表一个同样的《反战声明》，他们实际上是在告诉世界这样一个可笑又可怜的逻辑：我们中国人不在乎本国是否有人权民主，我们只关心你们的民主人权；我们不需要在自己国家有发言权，我们只要争取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

与中国左派截然不同的是，西方左派是首先在本国争取民主人权的，他们的反战，是在本国民主制度健全的前提下的自由表达。而假冒伪劣是当今中国的不治之症，在我这个“准欧洲左派”（什么时候高兴了去加入瑞典左派党转爲正式）眼里，中国新左派仿佛是一种近乎怪胎的东西。

著名的西方左派－－德国籍哲学大师哈贝马斯那年访华时，曾经就中国新左派的问题谈过他的两个感觉：一，“读了他们的东西，我感觉到他们的观点有爲极权、专制服务，爲文化革命辩护的倾向。”二，“我看他们常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总觉得用得不对劲，－－。欧洲和美国都有直接爲文化革命辩护的理论，他们可以直接拿来应用，不必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

中国新左派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视爲重要的理论资源，而作爲“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却认爲中国新左派不配运用他们欧洲左派的理论，这就证实了本人的一个判断：中国新左派在世界左派阵营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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