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泽东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上海会议的情况我不清楚，但老总说的这几句话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觉出了老总身上的细微变化。他在主持第三届人大常委第三十次扩大会上，有这样一段讲话，要求大家认真读马、恩、列、斯的书，他说：“我现在没有别的事情时，就天天读书。今书也读，古书也读。今书就是毛主席的著作，古书就是马、恩、列、斯的著作。我感到很有兴趣，也劝大家读一读。”
一九六六年五月，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点起了十年动乱的“文革”之火。 在这次会上，林彪作了长篇发言，蛊惑人心地大叫党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他还在会上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指名批评攻击党中央几位领导人，特别点了朱老总的名，把老总不赞同他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同时，康生散布朱老总是空头司令，是党外人士等流言蜚语。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和林彪在军内的亲信，也恶毒地散播“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老机会主义者”……。这年八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等，公开攻击朱老总。有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的支持和策划，一个打倒朱德、批斗朱德的狂潮在“文革”初期，就已开始兴起。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们在中南海的住所，铺天盖地贴满了“打倒朱德”、“朱德滚出中南海”等内容的大字报，地上也有用石灰刷的“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等大标语。朱老总看了这些大字报后说：“是我的，我承认；不是我的，谁写的谁负责。” 月底，在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在北京街头贴出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在灯市西口的墙上，辟有“朱德罪行”专栏。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批朱联络站”；他们还准备于二月十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朱老总，并让我陪斗。只是由于毛主席的干预，这个大会未能开成。
事情并未因此而了结。林彪一伙进而篡改历史，他妄图打倒朱老总，为他自己树碑立传，篡夺最高领导权制造口实，大肆宣传是毛泽东、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在他们的胁迫下，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陈列物说明中，竟把朱老总挑粮的扁担，也说成是林彪的扁担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上，吴法宪当面诽谤、侮辱朱老总，向他提问：你在井冈山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更为甚者，还有人一手遮天，制造了一起所谓“中国共产党（马列）案”，诬陷朱老总是他们虚构的这个组织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还设有常委若干人。据称，一九六七年七月，这个组织曾秘密召开过代表大会，并成立了一个“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企图发难、叛乱。林彪一伙下令到处追查，只是由于后来追查不出结果，而且已经露了马脚，这起假案才不了了之。当时朱老总对此淡然处之，不为所动。记得，有天我回到家里，看见他正在看一张传单，传单上写着所谓“中国共产党（马列）”的组成、人选等。朱老总边看边笑，我问他笑什么，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
年事已高的朱老总那些年处在这种逆境下，他心情抑郁，终日少语，当他看那些造谣、诬陷几位老帅的大字报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心怀叵测，心怀叵测呀！”陷入更为愤懑的沉默中……。
一九六九年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朱老总依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可是他遭到不公正的围攻，被污蔑为“三反分子”。会上，面对这些，他曾严正表明，四十多年来，他一直和毛主席在一起，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一直坚信，只要毛泽东、周恩来在，事情总会搞清楚，坚信历史早晚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我也未能幸免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是全国妇联领导小组的成员。一九六七年春，机关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南海的造反派来全国妇联贴出大字报，说我攻击江青，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大字报还说我是“走资派”等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我被揪了出来。
当时我随同机关同志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贴满在北大校园各个角落墙壁上的大字报，尽是些颂扬聂元梓，炮轰工作组，打倒黑帮分子等内容。大字报还提醒人们要跟上形势。当时，我还是努力想着要跟上形势，惟恐跟不上被打倒，但还是出现了被打倒的事实。我惴惴不安，又不理解，我怎么会是走资派呢？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心中充满一个个的疑团。
我向朱老总述说了心中的疑虑、不安和怨愤。我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他不紧不慢，颇为沉着地安慰我道：“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
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他还告诉我，毛主席不相信我会反对他，他还让董老告诉我，要我待在中南海，不要出去。可朱老总却要我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他说，群众是讲理的。
我穿着一件棉大衣，天天挤乘公共汽车到妇联机关，打扫卫生、擦地、生炉子。几个“走资派”在一间屋子里写检查，接受群众监督，准备随时出席大小批斗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多名群众给我戴上一顶纸糊的，写有“走资派”字样的高帽子，让我和另一名戴高帽子的“走资派”李宝光站在一辆大卡车上，他们沿路高呼：“打倒康克清！”“打倒李宝光！”卡车在北京市区缓行着。在到中南海西门时，“打倒康克清！”的口号声喊得更响，更多了。次日莫斯科塔斯社立即播出朱德妻子康克清游街的消息。游完街回到妇联机关后，不知怎的，我冒出一个想法：我游了街，被称之为“走资派”，我还能回中南海的家吗？我给中南海打了一个电话，得到同意后，我回到了中南海，警卫人员好心地对我讲，不让你出去，你坚持出去，你不出去，谁敢到中南海来找你？还是呆在中南海，不要出去了。
戚本禹秉承林彪、“四人帮”的旨意，在这年三月三十日给全国妇联群众组织写信，内容之一是，康克清可以批判。不久，有一派群众被授权并得到支持，在经委礼堂召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批斗会，还对我搞了个“喷气式”。会上，只许群众批斗，不准我回话。尽管我倒背双手，低着头，我还是开口驳斥那些不是事实的批判。在那段时间里，不管是什么样的批斗会，我只有一个信念：对自己和别人的事，都要实事求是。是我的错，我承认；不是，我不承认。对别人的事，知道的讲；不知道的，不讲。事实被歪曲了的，不管是谁的，只要我了解，我也要如实予以说明。
下放从化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宣布军队进入紧急状态。朱老总觉察到这里有“鬼”。他曾对我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迹象。‘醉翁之意不在酒呵’。”但在“加强战备、疏散人口”的借口下，许多被视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都被疏散离开北京。朱老总被指定到广东从化。
这个决定宣布后，他需要我跟他一起走，便于随时照料他，他也不放心我留在北京。可是，当时我的一切行动得听从全国妇联军代表的指挥，没有他们的允许，我是不能随意行动的。我向他讲了为难之处，他无奈地说：“那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朱老总的这个要求得到周总理的支持，在他的干预交涉下，我总算和朱老总一起到了广东从化。
十月二十日当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后，广州军区负责人从机场直接“礼送”我们到从化，不让我们进入市区。 从化是个风景优美的疗养地区，有温泉，有疗养设施。这次来可不像往次，可以自由行动，做些调查。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我和朱老总实际上是被软禁了。聊可安慰的是，我与朱老总可以相依为伴，但我还是不习惯。在北京我是“自由民”。记得我曾对老总说：“在北京我是自由民，可以随便走动，现在我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活动，自己的家也回不去了。”我还满腹牢骚地对他讲：你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他们现在这样无法无天地对待你。
朱老总却不在意地笑笑，说：“平常我们工作忙，难得有机会休息一下。准备将来回去更好地工作。在这里不也很好吗？不进城，也是一样生活。” 在那寂寞的日子里，除了警卫员，只是我同朱老总形影相随。孩子们远在各地，时间越长越是不习惯。我思念战友、同志、亲人，我思念北京，更思念那些与我们同样处在逆境中的老同志们。不久曾碧漪带着她两岁半的小孙女红红“疏散”到从化。我与她在江西苏区时就相识，此时此地来了一位老战友，还有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跑前跑后，为我和朱老总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这时已是一九七O年的春天，我们三个大人常常带着小红，手提小竹篮，漫步在雨后的树林草丛中，采摘野菜、蘑菇。大约是出于对朱老总的照顾吧，我们的伙食不时还有些鱼、肉、蛋和海味。我和老总的伙食挺不错的。而曾碧漪那里很少有什么荤菜，每逢此时，我或是把小红红叫来与我们共享，或是分一份给他们。过了一段时间，我被允许可到广州走走
，或采购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在从化生活将近一年。一九七O年七月我与朱老总被通知回到北京。毛主席出面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宪法。动身前，朱老总与我商量，到北京后不再回中南海住了。他说，那里的条件虽好，但也实在不方便。搬在外面住，孩子们可以常来常往。回北京后，我们搬到万寿路现在的住处。
朱老总人大常委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他到北京市及郊区的工厂、农村视察工作。他最关心，也最担心的还是工农业生产。而林彪、江青一伙却把扎扎实实抓生产的人诬为“唯生产力论”。朱老总常在家里同一些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说： “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但实际上他们是在破坏革命生产。不劳动、不生产，能行吗？粮食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康克清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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