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天堂”、“二十一世纪全球发展的火车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
有人认为中国存在严重失业危机与贫富悬殊，官员贪渎腐败，银行坏账、呆账与政府负债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经济发展靠国外投资和几个大城市的“虚假繁荣”，掩盖不住整个中国即将崩溃。
也有人把注意力集中于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代领导人的“权力斗争”，断言江派势力强大，江泽民将在军委主席的位子再坐上五年，胡锦涛时代远未来临。
以上种种，可说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有分歧而无共识。
我认为对今天的中国，需要超越局部现象，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去观察。中国是世界的一部份。胡锦涛时代的中国，不可能脱离世界的未来发展。胡锦涛时代的中国，又是江泽民时代中国的继续，其发展不可能脱离江泽民中国的现实基础。本文即从这两个角度，对胡锦涛时代的中国作一探讨。
一、世界进入新的历史时代
改变世界历史的是什么
改变世界历史的，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天安门屠杀，不是苏联、东欧共产党极权制度的崩溃，也不是九‧一一恐怖攻击或布殊的反恐战争。改变世界历史的是什么？
这一百年间，所谓“新的政治或经济学说”，或所谓“新思维”，其实并无多少“新”意，没有超越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甚至更早，文艺复兴、古希腊时代的基本观念。无非一个自由，一个平等，人类有史以来最古老的哲学。有人把自由与平等视为人类不可分割的基本价值。人生来自由平等，但现实社会中又达不到自由平等。于是有的主张自由先于平等，有的主张平等先于自由。现实社会中，没有自由的平等是奴隶的平等，像中国的人民公社，一群被平等地捆绑在国家土地上的不自由的奴隶，无法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而没有平等的自由，是贵族的自由，特权的自由，黑金的自由。中国已从不自由的平等，走向不平等的自由。人类实现平等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是漫长的历史进程；而决定性的因素不是政治、经济学说而是科学的进步。政治、经济的自由平等学说古已有之，那是一个“想象的乌托邦”；而科学的进步，使人类得以从“想象的乌托邦”，接近到“现实的乌托邦”。今天人类走到发生重大的历史转折：科学的进步，使人的自由思想和创造力，取代权势和暴力，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这个新时代导致世界变化的，不再是战争与霸权，而是自由与平等。
上世纪四十年代，人类终结法西斯暴政，需要付出反法西斯战争的代价。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人类终结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暴政，已不需要武器，以自由思想与自由经济就结束了苏维埃帝国的军事霸权扩张。科学与自由，是推进人类历史的普世价值。
然而有人说，现在不是还有战争？美国不是打了阿富汗，又要打伊拉克？
这种战争只是送走旧时代的挽歌，无法改变新时代的方向。在旧时代，国家的强大依赖土地、资源、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占有，为了获得这一切，就必须扩张军事力量，发动侵略战争，攫取殖民地。这个旧时代已一去不返。今天，基础科学的发展和普及，导致人的智能和创造力的解放。既然人的智能和创新精神已成为新时代生产力的根本要素，成为历史进步的杠杆，那末，世界走向民主、自由和平等，就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就是世界各地军事独裁政权皇冠纷纷落地的历史根源。像阿富汗、伊拉克这种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战争，只是专制与恐怖主义结合的最后堡垒走向覆灭中的历史插曲，再也不可能激起像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历史动荡。
未来十年的人类历史
所以未来十年，人类历史将进入的，不是什么“中国世纪”，不是“中国将成为全球发展火车头”的时代。我们进入的，是自由与平等，自由人的智能和创造力成为全球发展火车头的新时代。我们进入的，是现代科学发展使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中的乌托邦成为现实的新时代。
基辛格－－布里辛斯基－－克林顿式的实力平衡战略，是建筑在大国集团贪欲和权势欲平衡基础上的旧时代战略，早已不适合新生产力时代的历史要求了。基辛格主张美国扮演十九世纪英国的角色，“在欧洲加强北约，阻止俄国再起，在亚洲扶植中国，稳定亚太均势。”结果迫使俄国向中国靠拢，让中国称霸亚洲，破坏亚太均势。假如克林顿－－季辛吉战略延续下去，全球自由力量将被迫跟着美国，在共产中国军事霸权面前退缩，而台湾将长期处于中国军事吞并威胁之下。
中美关系取决于中国未来选择
二○○二年九月十七日，美国总统布殊签署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个新战略的核心，就是以自由的联合，终结专制与恐怖主义的结合，称做“a balance of power that favors freedom”，比季辛吉－－克林顿的“balance of power”加了两个词：“favors freedom”，意义就迥然不同。莱斯十月一日在纽约演说专门论述这新战略。她指出：“一切自由国家都应肩负起维护有益于自由的实力平衡，我们中间无人期待一个拒绝我们的共同价值的军事霸权崛起。”像克林顿那样跑到中国去同“北京屠夫”在天安门并肩检阅屠杀无辜学生和平民的共产党军队的可耻演出，将不可能重演。
在变化了的世界和美国，民主党代表自由主义、共和党代表保守主义这样一种传统观念已不适用。共和党的布殊，在维护自由国家的自由权利方面，比民主党的卡特、克林顿更言行一致。布殊和他的政党在美国获得的声望和支持不是历史的偶然，他的确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把握住世界历史的方向。
有人说，九‧一一后中美关系变了。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反恐，不得不对中国让步，回到克林顿时代联合中国的旧战略。我看布殊不同于克林顿的新战略是新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可能轻易改变。布殊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对中国有一段明确表述，指出“中国领导人尚未对自己国家的性质做出根本性的选择，美国期待同变化中的中国保持一种建设性的关系，而其决定性的关键是中国的民主发展。假如中国选择扩张军事力量威胁其亚太邻国，将是一条阻碍其自身成为大国的绝路。”这就是说：或友或敌，要看中国是走向自由民主演变，还是走向军事扩张威胁邻国？中国在美国新战略中的位置，将取决于中国领导人的未来选择。
二、江泽民帝国的历史遗产
十三年和十一年
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四年（一九七八－－二○○二）的历史“一刀两断”，切割为他自己的“十三年”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十一年，以自己的后十三年（一九八九－－二○○二）“重大历史性成就”，傲视邓、胡、赵的前十一年。
江泽民的后十三年，的确与邓、胡、赵的前十一年不大相同。江泽民切下这一刀，正好提醒大家一起来比较比较。
邓、胡、赵的十一年（一九七八－－一九八九），是中国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同步上升的改革开放年代。改革开放的成果，基本上是城乡人民普遍分享的。而且毛泽东时代普遍贫困的农村、农民，经济增长与生活提升要更快些。胡耀邦曾颇为自得地说过，他就任中共总书记以来，每年的第一号中央红头文件，都是关于推进农村改革、提高农民生活的。赵紫阳、万里、杜润生、吴象等一大批领导骨干，都十分关注农村工作。人们大概都还记得当时民众的口碑，“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很快从一九七八年的二‧四比一下降至一九八三年的一‧七比一。
邓、胡、赵的十一年，高度集中的党政权力结构有所变革，提升了地方和基层的自主权利。全国裁军百万，军事预算支出连年削减。社会生活的自由度与平等度都有所扩大。
改革势力和反改革的斗争
当然也必须指出，邓、胡、赵十一年的发展是不稳定的。代表极权主义和贪渎腐败的党内反改革势力盘根错节，在十一年中不断兴风作浪，借口所谓“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打击改革力量，导致政治改革难以激活，官倒、腐败现象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日益猖獗，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人民财产。而邓小平在反改革势力包围之下，先后废黜两任改革派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调动野战军在首都天安门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从一个改革者堕落为暴君、刽子手。
江泽民是反改革势力选中的所谓“第三代核心”。他一上台就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取代邓、胡、赵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一九九○、一九九一的“经济大滑坡”。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依靠东南沿海“诸侯”炮打北京中央，说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重话，迫使江泽民改弦易辙，向邓小平输诚，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写进中共十四大报告，同陈云的“鸟笼经济”路线划清界限，才渡过权力斗争危机。
江泽民帝国的形成
江泽民巩固权力之后，走上的是一条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军事扩张的霸权帝国之路。
第一，恢复毛泽东时代“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的军事暴力和意识形态专政。
江泽民政权是在军事暴力镇压民主运动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江泽民也只能靠军事暴力（“枪杆子”）和意识形态暴力（“笔杆子”）来维持他的政权，倚仗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消灭政治、文化、宗教等一切可能挑战共产党恐怖统治的自由主义力量于“萌芽状态”。
第二，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
江泽民从一九九五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讲政治”口号之后，就致力于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把自己塑造为中共历史上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个“绝对权威”。从“讲政治”，到“三讲”（“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到“三个代表”，是制造江泽民个人崇拜的三个阶段。对江泽民的个人崇拜，在中共十六大前后达到顶峰。
把江泽民的所谓“三个代表基本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列塞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作为“全党指导思想”，在理论上根本不通。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只能是一个时代引领生产力前进的人类智能和创造力的科学高峰。如：以牛顿为代表的人类智能和创造力高峰，引领了机械化生产时代的生产力前进；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人类智能和创造力高峰，引领了电子、信息时代的生产力前进。中国共产党靠专制制度从被奴役的廉价劳工身上榨取财富，岂能冒充先进生产力？
谁是先进文化代表？苏格拉底、孔子、庄子，但丁、莎士比亚、李白、曹雪芹、鲁迅，他们是各个历史时代东方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代表。箝制思想、摧残文化的中国共产党，岂能冒充人类的先进文化？
谁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只能是广大人民凭借个人自由意志一人一票选出的代表。共产党岂能强奸人民意志自封代表？如此“理论”塞进党章以满足江泽民愚蠢的个人虚荣心，岂非给中国增添又一则荒唐的历史笑话？第三，对外军事扩张，争霸东方与世界。
江泽民统治中国十三年，每年军费支出两位数字增长，花费大量外汇向俄罗斯、乌克兰等国购买先进军事装备，引进军事技术和军事科技人才，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军事防御战略转向军事进攻战略，发展与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不断以武力威胁台湾。
第四，专制独裁统治下的权力市场化，形成制度性的贪渎腐败和贫富两极化。
江泽民统治中国的十三年，形成了官僚、资本以及依附官僚、资本的精英集团构成的庞大特权阶层。他们利用江泽民专制独裁制度的掩护，通过权钱勾结和不平等竞争手段操控市场机制，大量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这是江泽民时代全国性贪渎腐败和社会贫富两极化的制度根源。今日中国的贫富悬殊，已达基尼系数○‧四五，属于世界贫富最不平等国家之列；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达二‧七九比一（二○○○年），五十年来最大。
第五，以廉价的不自由劳工和国家垄断的土地、资源，“磁吸”国外资金、技术，扩张经济和综合国力。
一个专制、独裁、贪渎、腐败的江泽民帝国，为什么能够维持十三年的稳定和持续的经济扩张，不断提升其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
其秘诀就是江泽民帝国取之不竭的廉价、不自由劳工和国际资本的结合。
所谓中国发展的奇迹，是以共产党专制制度下国家垄断的不自由劳工（包括大量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农村工人－－在中国叫“农民工”，即做工人的工作，不得改变“农民”的身份，工资比工人更低，工时比工人更长，被剥夺工人的一切权利）和国家垄断的土地、资源，“磁吸”国外资金、技术、行销通路，形成“世界制造工厂”，向全球输出其大量廉价产品，同时向全球输出跨国企业超额利润、制造业工人普遍失业、贫富差距扩大和通货紧缩。也就是以全球跨国企业和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特权阶层攫取大量财富的自由，制造中国劳工和世界失业劳工生活贫困化的平等！
所谓“中国竞争力”，就是以蒸汽机时代英国企业剥削本国劳工和殖民地劳工的残忍手段，制造数字时代的世界商品。如果说“中国是世界的火车头”，那就是把“世界工厂”从二十一世纪开向十九世纪的历史倒车的“火车头”！
江泽民开历史倒车的成功，有其国际因素。他获得了克林顿和叶利钦两位“战略伙伴”的携手合作。克林顿为满足跨国大企业梦想攻占“中国巨大市场”之贪欲，同中国结成“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不但让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充斥美国市场，致使本国制造业衰退、制造业工人失业；而且促使中国军事霸权迅速崛起威胁亚太邻国。叶利钦则源源不断以军事装备、军事技术、军事科技人才供应中国，换取俄罗斯短缺的硬通货和中国廉价消费品。这两位“战略伙伴”使江泽民左右逢源，自我膨胀到以为中、美两霸联手，即可主宰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新秩序”。
第六，江泽民帝国是国际资本的“天堂”，中国工农大众的地狱。
日本的一位“趋势专家”大前研一在他的《中国，出租中》一书中，津津乐道江泽民时代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天堂”。此书第一章开头“活力奔腾的中国”，作者讲了这么一则故事：
作者（大前研一）访问深圳的电子零组件制造厂，约万名员工，月薪约八十美元，员工都是年轻女性，没有一个人戴眼镜。
作者问厂长：“没雇用视力不好的人吗？”
厂长答：“员工眼睛坏了就请她走路。她们只要找得到工作就好了，反正不关我的事。想在这里干活的人多得很。”
作者说：“在深圳、上海、苏州、大连等涌进大批乡下求职人口的大都市，这种模式变成理所当然。大连某工厂注销一个月工资九十美元的征人广告，邻近农村跑来两千个少女应征，等面试时足足把工厂围了一圈，录取的少女就住进公司宿舍，昼夜不分地工作，午休时间还积极地学习高科技知识。像中国这样人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还是史无前例。”
这则故事道出了中国强大“磁吸”的秘密。中国经济的金字塔，正是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农村少女们失去的视力与青春堆砌而成的。这也就是世界“自由”资本趋之若鹜的“磁极”。这个国际资本的“天堂”，同时也是中国工农大众的地狱。“农民工”常常以城市工人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工资，做一倍半工时的工作（农民工的工时一般每天十二小时以上，甚至多到十六、七小时，二○○○年广东惠州手套工厂发生过工人一个月工作五百小时活活累死），且多数从事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危险大，无劳动保护，健康与生命折损率高的工作。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剪刀差”，表现在不平等的价格上：国家以低价统购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以高价统销工业品给农民，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
江泽民时代的城乡“剪刀差”，表现在不平等的人格上：农民工进城以下等人的人格待遇，付出超额劳动给国际资本，挣得低廉工资供给农村家族的生活和税费，国家同样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提升经济与军事实力。江泽民帝国“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天堂”，建筑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农民工血汗之上，而这个帝国回报农民的，却是全国范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三、方向未定的胡锦涛时代
“全面小康”属于胡锦涛时代
中国的未来十年，是胡锦涛时代。十六大不但是世代交替，而且是时代交替。江泽民时代已经过去。这不取决于江泽民的个人意志，也不取决于中国一国。江泽民代表的，是那个贪欲与权势欲成为历史发展杠杆的旧时代。中共十六大，概括起来八个字。“三个代表”，属于过去的江泽民时代，属于共产党垄断一切权力、主宰全国人民的时代，这个旧时代必须结束。“全面小康”，属于胡锦涛时代，是中共十六大宣布的中国未来发展目标，但走向这个目标之路尚待确定。
“全面小康”，是理性的务实目标。上世纪末，江泽民已宣布中国GDP比一九八○年翻两番，已提前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事实上江泽民时代中国廉价劳工创造的财富，大部份流失到江泽民扩张军备、每年两位数字军费增长，共产党贪渎腐败分子侵吞国家财富、转移国外私人置产，以及国家大量冗员消耗、国营企业大量亏损等方面。全国形成少数特权阶层暴富，“大多数人民”尤其农村地区贫困，贫富两极化的不平等社会。
第四代领导的新作风新气象
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看到了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对于中共十六大提出以二十年时间，在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是认真的。十六大一结束，温家宝立即到贵州省贫困地区考察。回来之后，十二月二日，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经济工作，决定近期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二月九日到十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十二月十二日，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进一步解决好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接着，十二月二十六日，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
这就是说，在十六大结束后的十二月一个月内，新的中央连续开了四次会议（两次政治局全体会议，一次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特别的是，每次都由新华社作详尽公开报道，公之全国大众。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的。胡耀邦时代只有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公开报道。赵紫阳增加透明度，也只每月一次政治局全体会议公开报道。江泽民时代则完全黑箱作业，几乎退到毛泽东文革时代的做法。第四代领导确有新作风、新气象。
更多地关注农业、农村、农民
从公开报道看，会议务实，措施具体，可以明显看出新的中央对于“全面小康”在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已有“忧患意识和紧迫感”，特别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二○○三年经济工作，强调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一定规模的建设国债”；“国债资金的使用”，向“农村、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同“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消费结合”，“实现投资、消费双拉动”。也就是从江泽民时代的“出口导向”、“富国强兵”转到“内需导向”、“富民为本”，确有新意。
二○○三新年伊始，第一件大事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使人联想起一九八○年代胡耀邦任中央总书记时把农村工作列入每年第一号中央文件的惯例。胡锦涛、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中国农民真正获得人格尊重与生活关注的只有两个短暂时期。一个是从土地改革到统购统销。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八十年代中期，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杜润生这些尊重和关注农民的领导人主政时期。加起来也不过十来年好日子。其余四十多年恐怕全国大部份农民过的都是人格不被尊重、生活不被关注的苦日子。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从重视农民开始，到忽视农民告终，为德不卒。江泽民则从来没有尊重和关注过农民。
江泽民口口声声“代表先进生产力”，却眼睛向上，只看到那些跨国公司董事长、执行长；而这些董事长、执行长倒是眼睛向下，看到了中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农民工”。这些堆砌中国与世界经济金字塔的巨大石块，同时也架构起国际资本和中国权贵享乐的“天堂”。然而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国农民工也是人，应当获得平等的人格待遇与自由的公民权利。这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
中国农民需要第三次解放
中国农民获得过两次短暂的“解放”。土地改革让中国农民从土地的奴隶变成土地的主人。包产到户（家庭联产责任制）让中国农民从生产的奴隶变成生产的主人。然而中国农民没有完成人格的解放，中国农民没有成为享有自由平等权利的国家公民和国家的主人，从而使支配土地和支配生产的权利随时都可能得而复失。
中国农民需要第三次解放，使自己成为享有自由平等权利的国家公民和国家的主人，能够自由地捍卫宪法赋予国家公民的平等权利。
建设民主平等法治的“全面小康”
沉恩（Amartya Sen）指出：自由不但是发展的目的，而且是发展的手段，发展即自由。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把“全面小康”作为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的发展目标是重要的。“全面小康”，是使中国人成为自由人的条件之一。但是，怎样才能顺利地实现这个发展目标？给每一个中国人以自由，以每一个自由人的智能和创造力作为实现“全面小康”的力量之源，是更加重要的。
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在江泽民时代的中国，是乾坤颠倒的。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农民进城当工人（被称为“盲流”、“民工潮”、“农民工”），是国家的资产，是国民财富创造者，是中国经济增长之源。没有他们，哪来“中国磁吸效应”？国际资本、技术、商业行销通路，难道不是为此而来？而国有企业亏损，银行烂账、呆账，国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恶化，都是那些官僚、贪渎腐败分子、愚蠢兼自私的管理“精英”的杰作。这些浪费、盗窃国家和人民财产，破坏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压榨、欺凌工农的国家蛀虫，被封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代表”。把青春与生命都贡献给了国家的工农，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行使宪法赋予的抗争权利，被视为“动乱因素”。如此乾坤的颠倒持续发展下去，中国岂有不崩溃之理？
必须把颠倒的乾坤再颠倒过来
胡锦涛时代，必须把颠倒了的中国乾坤再颠倒过来：不再把资产当负债，不再把负债当资产；不再把主人当奴隶，不再把蛀虫当“精英”。
胡锦涛时代，必须从江泽民时代“一手枪杆子”（对外军事扩张，对内武警恐怖统治）、“一手笔杆子”（意识形态专政）的“三个代表”（代表不自由，代表不民主，代表不平等）转向建设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全面小康”。不但解决工农生活贫困问题，而且解决全国公民（首先是农村地区的农民和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问题。
胡锦涛时代的中国，不应只是中国劳工替国际资本打工的制造工厂，还必须优先考虑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和中国国土永续发展的需要。
胡锦涛时代的中国，不应是只供外国资本和本国“精英”享乐的特权者“天堂”，应是全国人民平等分享的自由人天堂。
胡锦涛及其领导集体在中共十六大后走出的第一步值得肯定。胡锦涛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讲话（2002年12月6日）指出，牢记“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实在在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展现了新领导集体“执政为民”的新气象。
但“两个务必”毕竟只是“作风”，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方向是什么？
马克思逝世后，美国《新世纪》主编给恩格斯写信，要恩格斯提供能够概括马克思全部学说的一句话，作为这本杂志的导语。恩格斯在回信中提供的，是马克思同他合作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这就是发展的目的，发展的方向。（按Amartya Sen的补充，也是发展的手段。）
毛泽东的悲剧，是忘记了马克思这句话，以奴隶的平等阻止了中国向自由的发展。
邓小平时代最激烈的理论争论
邓小平也忘记了马克思这句话。一九八六年夏季，中国发生了邓小平时代最激烈的一场理论争论。当时胡耀邦起草了一份《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充分肯定“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胡耀邦起草的这个文件一开始就遭到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反对。他们另外提出一个“反自由化”的“修正稿”，送邓小平和陈云。陈云批示支持胡乔木、邓力群的“修正稿”，邓小平批示支持胡耀邦的原稿，否定了胡乔木、邓力群的“修正稿”。这是第一回合较量，胡耀邦暂时领先。
接着战场转移到北戴河。胡乔木、邓力群联合了薄一波、王震等一致攻击胡耀邦的决议草案，坚持加进反自由化的内容。胡耀邦退让了，在决议草案第五部份加进一段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在北戴河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多数同意妥协，因为舍此无法达成一致。
陆定一独排众议，坚决反对妥协。他在北戴河会议三次发言，要求从决议草案中去掉反自由化这段话。他从历史角度详细论证反自由化这一提法的荒谬及其危害。他指出，反自由化最早是苏联教条主义者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提出的。文革中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批判陆定一、周扬、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使用这一概念。陆定一说，反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与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相冲突，而且历史上造成的后果很坏，对于繁荣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极为不利。
这场争论在北戴河没有结果。胡耀邦想搁置争论实现妥协，但陆定一不服。战场又转移到北京。一九八六年九月北京举行十二届六中全会，陆定一先在小组会上重申他在北戴河的主张：从决议中去掉反自由化那段话。他的意见未被采纳。最后在九月二十八日全会闭幕会上对决议进行表决时，陆定一又站起来在全体大会发言坚持他的主张。于是引发大会争论。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意见。彭真、薄一波、王震等发言反对陆定一意见。胡耀邦主持会议，讲了保留反自由化段落的理由，但语气软弱，因为本来就没有理由。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到陈云、胡乔木、邓力群一边，疾言厉色又强词夺理地驳斥陆定一。邓说：“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紧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陆定一不再辩驳，也不容辩驳。全会在紧张气氛中结束。
胡耀邦在会后布置传达时，主张主要传达全会通过的决议，不必将会上的争论下达，以免分歧扩散与加深。然而陈云、胡乔木、邓力群们不肯罢休，他们推出王震发难。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王震印发了邓小平的反自由化发言，在全校大会上说：“十二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就是反自由化，就是小平同志重要讲话，有人故意不让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说，我在六中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有人不爱听，现在再加五十年，一共七十年，反到下世纪中叶！”
接着是学生运动和胡耀邦下台。邓小平在反自由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导致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悲剧。
江泽民的中国与全球化接轨，有了国际资本和国内权贵的自由发展；失去了《共产党宣言》中“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方向与目标。
胡锦涛面对的选择
现在是重拾《宣言》的方向与目标的时候了。中国要实现平等的自由与自由的平等，必须解放农民，解放工人，解放知识分子。不是要他们革命造反，而是让他们获得思想的自由解放，使十三亿中国人的智能和创造力，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杠杆，创造出一个自由、平等、文明的伟大中国。胡锦涛能否重拾《宣言》的方向与目标，现在还不清楚。他从经济着手解决不平等问题是对的。但若不继之以从政治着手解决多数人民的不自由问题，少数权贵自由掠夺国家财产的贪渎腐败问题也不可能解决。
所以胡锦涛时代的中国，关键是民主化。一个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没有思想自由、政治自由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全面小康的。这是胡锦涛必须面对的选择。
（二○○三、一、十八于美国新泽西州大洋郡）
（《争鸣》2003年2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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