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 党

一、

一九八六年夏，湖北省红安地区，一辆吉普车被洪水冲进河中，九死一生的司机爬上岸向群众呼救。可是当人们得知车里的主人是地委书记时，他们的表情冷漠得可怕：“共产党的干部死了活该，我们不救”。红安，这是个以出了二百余名解放军高级将领而著称的“将军之乡”，是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这里的人们曾用生命掩护过共产党人，可是今天却眼看着他们遭到危难而见死不救。多么严酷的转变，前后不到六十年。

八十年代的纽约街头，人们常可以看到以下场面：两个海外华人为某事争吵，恼羞成怒的一方指着对方的鼻子骂道：“你怎么可以这样蛮不讲理，简直和共产党一样。”呜呼，共产党竟成了野蛮无赖的象征。曾几何时，也是在这片土地上，多少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优厚的生活环境毅然投奔共产主义的方舟。可是今天，共产党的世界却成了人们心灵中的恶梦，留学、移民的人流谱出一曲“胜利大逃亡””。这一变化，前后不到四十年。

今天的中国大陆，是个怨声载道的世界。人们对共产党的信心一泄如注。四十年前的那一幕在今天重现了…贪污、腐败、野蛮、无能…过去人们用于国民党的诅咒今天甚至不足以形容共产党。如果过去人们骂国民党十官九贪，那么今天他们骂共产党无官不贪。如果说过去的的官僚资本只有“四大家族”，那么今天的官僚资本则不下“十大家族”。仅仅是十年前，一个人批评共产党还需要勇气，可是今天，一个人赞扬共产党则需要勇气了。

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政权以无与伦比的速度衰败了。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二、

共产党曾被形容是洪水猛兽、天生的恶魔和刽子手。这是不公平的。共产党人曾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英勇无畏以及顽强的生命力是举世无双的。
这个党，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她曾经被溶进了一个比她强大百倍的党而没有消声匿迹；她曾经经历了一场无比残酷的屠杀而死灰复燃；她曾经在一场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劫后余生；她曾经在一场实力悬殊的内战中所向披靡。这个党，曾经有过日昭中天的威望和力量。她的所到之处，曾经被鲜花和眼泪所包围；她的回天之力，曾经和“说得到，做得到”的口碑联在一起；她曾经令全国的知识界集体臣服，使他们在一场倍受屈辱的焚书坑儒运动后唾面自干；她曾经让亿万百姓俯首，使他们在一场二千万人饿死，三千万人失业的灾荒中鸦雀无声。这个党，也曾有过崇高的理想。六十多年前，当一群知识分子为她奠基的时候，谁也不会怀疑他们救国救民的真挚愿望。当共产党显得十分弱小的时候，她的理想恰恰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她在围剿、封锁、咒骂中成长起来，从五十七人发展到四千八百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党。可是当这个党强大到令全世界发抖的时候，这个理想却死了。不可思议的是，连她的敌手都已放弃了消灭她的希望，她自己却病入膏肓了。

四千八百万人，这是一支不可匹敌的力量。没有人能战胜它，有力量毁掉这个党的不是别人，正是它自己。汉朝的贾谊说：“亡六国者，非秦，乃六国也。”今天同样：亡共产党者，非他，乃共产党人也。

为了这个死去的理想和行将就木的党，多少杰出的人为之献身…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如果他们知道了今天的结局会怎样想？是失望⑹腔诤蕖⑹欠?怒、还是沮丧？不，他们首先会问：为什么？

三、

为什么？自毛泽东死后，这个巨大的问号悬在中国人民头上已十二年之久。人们检讨了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他们想解开这个问号，其中包括共产党人中立志改革的优秀分子。

有人认为，问题出在党的纲领上，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万恶之本；也有人认为，错误源于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当口诛笔伐。于是，改革的大幕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吹响了，可是十年之后，人们发现他们是在和风车作战，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党内根本就没有人相信，包括她的领袖们：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他们所干的事和共产党宣传的纲领、指导思想完全不相干（尽管打着这个旗号），可是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悲剧还在继续。

中国人之所以跳不出悲剧的循环，是因为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事物的内容上，而且总是忽略事物的形式。共产党的悲剧不在于她做了什么，而恰恰在于她怎样做的。换句话说，问题并非出在她所作的事情本身是好还是坏，是正确还是错误，而是出在她干这些事情的手段和形式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在共产党人的眼里，不，在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眼里，事物都要被分成好的和坏的，正确的和错误的。而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用好的去代替坏的，用正确的去打倒错误的。这种善与恶间非此即彼的对立，深深地根植于共产党人的理论，根植于中国的文化，这就是共产党的悲剧的根源，也是中华民族悲剧的根源。

毛泽东在他的书里写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团结朋友去打倒敌人，团结好人去革坏人的命。这个逻辑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那样通俗、明了。可是人们却忽略了对“革命”或“打倒”这种手段是否必要提出置疑。

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的议会选举中失利，列宁立即用兵驱逐议员，解散议会，发动了著名的十月革命。他的逻辑是：与其你专制，不如我专制。同样，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也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与其少数人专政，不如多数人专政。”俄国人的悲剧与中国人同出一辙。两个共产党的病根是连在一起的。

用好人专制代替坏人专制，用多数人专政，代替少数人专政，这个逻辑构成了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本思路，它是那样简单明了，人民相信了它，接受了它，然而他们自食其果了。他们只注意到执行专制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可是却忘了对“专制”这种形式是否合理打一个问号。

在西方人眼里，有一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坏的力量如果不足够强大是无法维持统治的，而一个好的力量若强大到足以摧毁这个坏的力量取而代之，那么它也会足以变得比前者更坏而令人无可奈何。

对于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来说，善与恶，好与坏只具有伦理上的意义而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具有政治意义的不是各种力量的性质而是各种力量的均衡。一个事物即使是坏的,人们也会自觉维护它存在的权利，而一个势力无论它多好，只要它强大到足以形成垄断，他们也会支持另一个弱小力量去制衡它。

美国人曾经为是否取缔黄色出版物而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最后他们决定让它存在下去。因为人们意识到，查禁黄色书刊会为书报检查打开一个缺口，而维护出版自由的大堤会因为这一蚁穴而一溃千里；法国人曾经为是否要奖励对恐怖分子的检举者而进行过辩论，最后人们认为还是对检举行为不予鼓励，因为它会助长那些告密者，使人们的隐私权受到致命的威胁。

多么勇敢和具有远见的决定，它们标志着人民的成熟，政治的成熟。人们知道，保护哪怕是坏的事物同时也就是在保护自己。表面上看，允许纳粹分子示威，容忍妓女合法经营是多么荒唐和愚蠢，可是时间会证明，这些决定要比中国人容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行为要英明千倍百倍。文化大革命中人权的崩溃，不就是从镇压“一小撮坏人”的合法化开始的吗？直到今天，中国人还陷在无休止的“哪个党好，哪个党坏”的争论中不可自拔，甚至连中国民联也被卷入了这场是非的争执，成为被人评论善恶的对象。人们至今没有认识到，谁好谁坏在政治上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各种力量的强弱，是他们是否均衡。

好与坏，善与恶是可以转化的。国共两党的悲喜剧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共产党还很弱小的时候，她无疑要比国民党好得多。几乎每一个去过延安的人都会对那里的平等、清廉、效率和理想主义色彩产生深刻印象。红区的欣欣向荣和白区的腐化堕落产生了鲜明的反差，使民心的天平骤然倒向共产党。可是，当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当她变得比国民党更强大的时候。国民党身上所有的弊端她都染上了，而且变本加利。历史所揭示的道理是那样简单：当共产党弱小的时候，她受到另一支强大力量的威胁和制约，为了战胜国民党，她必须保持自己好的形象，以争取民心。而当她打垮了对手，并强大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她的时候，她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干坏事了。

国民党的经历从反面证实了这一道理。当她是个强大的执政党时，她可以横行霸道，腐化堕落，可是当她退守台湾，她便不得不立志改革，奋发图强了。也许谁也不会否认，今天国民党的形象比四十年前要好得多了。此谁之功？是共产党之功！民进党之功！正是这种外来的威胁和内在的压力使这个看起来不可救药的党走向康复之路。

四十年前，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曾具有那样大的感召力。在她的眼里，自己是光明和正义的代表，而国民党是黑暗和丑恶的化身。用光明战胜黑暗，用正义代替丑恶，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革命。可是请冷静一下，透过时髦的喧哗，倾听一下这个口号背后的逻辑弦音，会令人回忆起两千年前一句同样振奋人心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熟悉的逻辑，两千年来，中国人仍没跳出这个古老的思路，正是这个思路，为一次又一次的民族悲剧埋下伏笔。这些悲剧的主人公在不断变换，从秦始皇到共产党，可是它们的剧情千篇一律。

共产党的理论极力使人相信，国体比政体重要得多。权力的主人是谁，要比权力的结构如何具有更至关紧要的意义。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国体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从封建君主制，到资本主义共和制，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从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到毛泽东、邓小平，权力的主人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可是中央集权的政体却基本未变。六十八年前，一群热血青年走上街头，高呼要求民主自由，六十八年后，又是一群热血青年走上街头，他们要求的还是同样的东西。国体在变化，可是历史却在原地踏步。

西方人也许会觉得可笑。国体是什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在他们的国家不也有女皇、天皇吗？不也有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之别吗？可是他们都有共同的东西，有立法独立的议会，有司法独立的法院，有舆论的监督，有反对党的制衡。只要把权力的结构设计好，谁是权力的象征又有什么重要？中国人，什么时候能跳出这个圈子，这个共产党人制造的圈子，一个又古老、又时髦的圈子。

四、

今天，共产党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共产党的危机变成了民族的危机；人们对共产党的失望变成了对民族的失望。要想挽救这个民族，就必须结束共产党制造的悲剧。怎样呢？

国民党人准备了四十年，他们说：“打倒共产党，用三民主义代替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许全体中国人没有一个会否认，三民主义是个好的主张。可是值得警惕的是，国民党在犯和共产党同样的错误，她仍没跳出那个古老的圈子，用一个好的主义去代替一个坏的，把那个好的东西强加于所有的人。请记住，共产党的悲剧不在于她干了什么，而是她怎样干的。国民党的主张无论多好，如果她采取与共产党相同的方式把它强加于人的话，那么一个有能力打倒共产党的力量将有足够的能量为这个民族制造另一个更大的悲剧。

共产党内部的一批精英分子觉醒了，他们也奋起挽救这个党。他们一方面向马克思主义开刀，另一方面为社会主义掘墓。十年以来他们似乎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的禁区，可是最终他们惊奇地发现，共产党内并没有禁区。事实上，在中国，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做，关键的问题是谁可以说，谁不能说；谁可以做，谁不能做。

有些事情，赵紫阳能做，魏京生就不能做；有些话邓小平可以说，方励之就不能说。过去所有的“路线斗争”，“改革与保守”的斗争都是表面作戏，它们的实质的意义不在于干什么，而是由谁来干。

共产党的改革者发现，他们处于一个鬼打墙似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们没有敌人，所有的双手都高举着拥护改革，另一方面，他们又腹背受敌，处处碰到无形的擎肘。最后他们发现，敌手们虎视眈眈盯住的并非他们的改革的纲领，而是他们手中的权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于是，为了改革的利益，他们需要巩固手中的权力，要封住所有异端的嘴巴，扼杀所有破坏战略部署的行动，然后把他们的改革措施强有力地推行下去。呜呼，他们再一次陷入了那个古老而又时髦的悲剧圈子，同样，他们悲剧的根源不在于他们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怎么做，他们做的事与前任确实不同，可是他们做事的方式却同出一辙。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共产党的命根子在于她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而直到今天，人们才发现，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风车。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共产党坚持的内容是什么，而在于她“坚持”这一行动本身，在于她把这些原则强加于人民的行为方式。

马克思主义并不那么可怕，恢复它原来的意义，它只不过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一个分支。它也有它生存的权利，为什么一定要打倒它呢？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并不是那么可憎，它只不过是人类生产方式的一种，它也有它合理的一面，为什么一定要用承包制、私有制去代替它呢？难道不能让人们去自由地选择他们所愿意接受的所有制吗？把承包制、私有制推行下去的这种办事方式与三十年前把公有制强加与中国人民的行为毫无差别。内容变了，但形式照旧。

共产党的领导也并非不可接受，如果人民选举她执政，又有何非议？人民民主专政更是无可厚非，问题是如何界定“人民”的范畴。

万恶之源在于“坚持”，在于那个强加于人的“坚持”。共产党的本质并不是由那些原则来决定的，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具有灵活策略的党，她可以随时修正她的原则。然而，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都有一些共同的行为方式：首先，无论什么事情，是好的还是坏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能由我来做，不能由别人来做；其次，凡是我做的事都是好的、正确的，而别人做的事情都是坏的、错误的；第三是要打倒和消减坏的、错误的事物，用好的去代替坏的，用正确的去代替错误的，无论人们是否接受，这个过程是强制的，当人们抛开那些五光十色的理论，剥开那些用于宣传的华丽词藻，就会发现，共产党办事的逻辑是那样的简单：排他性、绝对性、强制性。而在这一切背后的基础是：一元论。

中国需要多元论。中国人需要学会多元地思维。当什么时候中国人摆脱了哪个党好，哪个党坏的无谓争执，当他们不再企图以一个好的力量去消减一个坏的力量，而懂得自觉地去支持一个弱小的力量去抗衡那个强大的、绝对的力量时，当他们不再把政治看做仅仅是由谁来掌权，而是努力设制一个机制使各种权力相互制衡的时候，中华民族的悲剧大循环就可以画一个句号了。

共产党并非不可救药的，挽救她的唯一办法是：建立一个反对党。一个有能力制衡她的反对党。

【选自《中国之春》第六十七期(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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